被辱的婆罗门

哈代收到拉曼纽扬来信的时候，正处于学术创造的高峰，而另外两位收信人却已达到声望的顶点。更为重要的是，如同他的同事C. P.斯诺所评价的，哈代是“我所见到过的最远离忌妒情感的人”，“彻底摆脱了人生的种种卑鄙狭隘的个性”。另一方面，牛津大学的一位经济学家曾经这样回忆哈代：“他对于卓越性的感觉是绝对敏锐的，稍有逊色的从来不屑一顾。”当哈代看过拉曼纽扬的《笔记》，便确信这个人的数学天赋高于自己，下定决心要把他邀请到剑桥去。正巧三一学院年轻的助教内维尔要到印度去，哈代便委托他去会见拉曼纽扬。内维尔在哈代眼里是“一位能干的数学家”，他到马德拉斯大学做微分几何方面的一系列讲座，此外，他的另一项任务就是把拉曼纽扬弄到英国去。

虽说家道败落，但由于宗教上的顾虑和文化上的抗拒心理，婆罗门和遵守教规的印度教徒是不能漂洋过海的，到英国去是对家族的一种玷污，其严重性堪与公开抛弃圣巾、吃牛肉或迎娶寡妇相比。将近四分之一个世纪以前，甘地因为去英国留学，就被家族逐出了种姓。但到了拉曼纽扬时代，印度人因为出国而良心不安已经减轻了许多。当拉曼纽扬和内维尔第三次一起坐在他的笔记本前面时，他竟然松了口，并主动把从不离手的笔记本借给内维尔看。原来，在内维尔的影响之下，印度数学会的几位好心人已经做过拉曼纽扬父母的工作。幸运的是，拉曼纽扬得到了全家信奉的纳马卡尔神庙里的女神的谕旨，她对他的英伦之行表示了赞许。

关键性障碍被排除以后，剩下的问题便是路费和生活费。相比后来的美国大学教授来说，英国人在经济方面一直是非常小气的。即使是20多年以后，在清华大学任教的美国人维纳推荐之下，中国的数学天才华罗庚赴剑桥访问（其时哈代已经60岁了，他的学生海尔布伦在学术和生活方面给华提供了帮助），仍是拿着中华文化教育基金会每年1200美元的资助，虽然第一年他就完成了11篇文章，每一篇都可以让他取得博士学位，却因为交不起入学注册费而放弃了。对于拉曼纽扬，哈代表示，他和李特伍德可以每年共同提供50英镑，但这笔钱只够支付开销的五分之一。内维尔果然活力非凡，居然请出马德拉斯的英国总督说情，最后，马德拉斯大学提供了600英镑的经费，大约相当于今天的三万美元。

与早年从上海或天津起程去欧洲留学的中国学生一样，从马德拉斯出发的拉曼纽扬走的也是水路，只不过从印度走比从中国出发近了一半。他乘坐的轮船穿越了阿拉伯海、红海和地中海，一路停靠科伦坡、亚丁、塞得港、热那亚、马赛和普利茅斯。1914年4月14日，拉曼纽扬抵达伦敦，两个月以后，第一次世界大战便打响了，又过了两个月，英国参战。这场战争使得剑桥两千多人死亡，伤者不计其数。尽管如此，拉曼纽扬首先面临的却是英国人的矜持，以及拒人于千里之外的冷漠。在一本写给留英印度学生的小册子里有这样的介绍：“即便是那些学院里的看门人，他们在执行自己的职守时，也绝不会关心一下新来的学生。”每个人的感情四周都似乎围了一堵墙，拉曼纽扬和他的同胞对这一现象感到惊讶，正如外国游客看到印度街头那些无人看管的牲口时所表现出来的一样。

除了孤独以外，拉马纽扬还面临严寒的气候和饮食的不适。在印度时，他从来没有做过饭，甚至没有进过厨房。但是在剑桥，母亲和妻子都不在身边，他又不相信学院餐厅里的素菜真是素的，只好自己学着做了。当拉曼纽扬觉得自己的手艺已经不错了，就邀请几位朋友来家做客。几道菜上过以后，主人问客人是否还再来一点，没想到其中的两位女士没有吭声。不一会儿，客人们便发现主人不见了，门卫说他搭乘一辆出租车走了。几个小时后仍没有音讯，第二天还是没有回来，一直到第五天，拉曼纽扬从一百多公里外的牛津给他的朋友发来一封电报，问能否汇五英镑给他做路费。后来他解释说：“小姐们不肯吃我做的东西，让我感到无地自容。”

事实上，每当拉曼纽扬觉得自己受了屈辱，他就非常冲动。十年前因为失去了奖学金，那次冲动将他驱赶到千里之外，这次幸亏他口袋里装的钱不多，他没有走得太远。可以说，他的内心仍未成熟，仍属于未成年。对公开受辱的过分敏感，心理学家称之为“羞辱感”。它和罪恶感不一样，罪恶感是因为做了坏事，而羞辱感源于自己的失败或不良习性被人发现，比如手淫或顺手牵羊。虽说被发现是导致羞辱感产生的直接要素，但有的患者只要想到可能被发现就会有羞辱感。拉曼纽扬就属于这种情况，那两位做客的女士并没有说他做的菜不好吃，但他潜意识里却想当然了。美国心理学家莱奥·维尔姆塞在《羞辱的面具》一书里指出：羞辱感最典型的症状是有逃脱的冲动，“躲开的念头是内在的，与羞辱感无法分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