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世界大战，打破了英国地主阶级的自信。在爱德华时期，私人地产与乡村生活方式紧密相连，成为私有财产权与贵族价值观的象征。对许多人来说，周末在乡村别墅度假，享受射击、派对狩猎和钓鱼的乐趣，是社会成就的缩影。然而实际上，地主阶级的势力，从19世纪末便已经开始衰败。农业萧条，最严重的时期从19世纪70年代一直持续到90年代，导致土地租金大幅下降，相应地也对土地价值造成了影响。土地财富不能再与工业财富相抗衡，遗产税的引入，进一步减少了财富的保有。越来越多的地主开始变卖他们的土地。这种收入的损失，伴随着贵族政治权力的下降，进一步引起了选举制度的重大变化。参与投票的人数从1883年的300万，在1888年猛增至接近600万，并在1918年实现了全体男性成年公民普遍参与选举。许多私有地产所面临的最后一击，是由战争直接带来的——在战争中，有数百名地产继承人最终战死。这导致了许多土地流向市场，在1919年有50万英亩的土地处于公开售卖的状态，而实际的交易量则是这个数据的两倍。30
地主本人和他雇佣的地产及农场工人，都直接受到战争所导致的、可怕伤亡程度的影响。西线战场周边大量乡村被毁，留下了无数战争摧残生命及文明的有力证据。保罗·纳什（Paul Nash）对于破碎之树令人难以忘怀的描摹，出现在他创作的例如《我们正在创造一个新世界》（图78）等作品里，成为一组“可怕的形象”，由于“它们混合了分离，近乎抽象地评价着它们自己的真实，共同组成了画面”。纳什曾于1917年在伊普尔前线作战，在因伤遣返后，又以官方战地画家的身份返回前线。他创作的《为被斩断的树木所淹没的风景》，打动了公众，为他迎来了不朽的声誉。31他的油画作品《我们正在创造一个新世界》，基于他的水彩画《日出：因弗内斯小树林》，所描绘的也是1917年的战地场景。32
在法国，战争不仅摧毁了树木和林地，还消耗了大量的木材，用于建造战壕、人行道和公路。大量木材在就近的村庄被征用，但也通过海运、铁路运输，被送到大陆各处。士兵们不仅会看到在战场及周边林地所遭到的严重破坏，法国、比利时、德国腹地的林地同样不能幸免。当回到家中休假时，他们也会看到原本完好的林地由于战争变得满目疮痍。巨大的压力落在了现有的林地和人工林之上，在英国有将近45万英亩的林地遭到了砍伐。在战争开始的1914年，人们对木材供应“没有丝毫的焦虑”，“一直到1916年，人们才开始采取有力的、近乎恐慌的行为”，让本国木材产出最大化，以取代越发危险的海外木材供应。木材最为急迫的需求之一，是作为搭建矿井的支柱，而煤炭对于英国海军显然至关重要。最终，对木材供应的急迫需求，导致了国家以强力控制了国内木材的砍伐与供应。
1915年11月，由自由党议员弗朗西斯·戴克·阿克兰（Francis Dyke Acland）主持的“本国木材委员会”成立，并一直运行到1917年3月，最终被由战时办公室设立的木材供应局接管。33这一委员会承担了大量工作，包括在全英国范围内选择、砍伐、控制木材及其供应。许多关键部门的岗位，“由经过大学培训的林务员”来担任。到1917年年底，该部门“已经统筹有182个锯木厂”，还额外补充了40个由“加拿大林业兵团、新英格兰锯木厂以及纽芬兰岛森林总队”提供的木材来源。女性林业总队也负责了不少工作，到1918年，约15000名员工受雇于木材供应链条之中。
木材生产的强制性浪潮，敦促人们在战后思考林业政策的重新选择。如何让被砍伐过的林木再生？大片新生土地是否应当重新造林，以满足木材供应在国家层面的需求？如何才能鼓励土地所有者有效地对他们的林地进行管理？1916年，重建委员会专门设立了一个林业小组，同样由弗朗西斯·戴克·阿克兰主持，秘书长则由充满活力的澳大利亚专家罗伊·罗宾逊担任。该委员会小组的职责是“基于战时的经验，思考并报告保存发展大英帝国林地及林业资源的最优方式”。这个委员会的成员，包括对林业有兴趣的土地所有者、政府官员，还有“无所不在”的施利希爵士。最终的报告为国家林业政策的设定提供了一份强有力的案例。其中的主要观点包括，“依赖于进口的资源，将会在战时成为国家的软肋”，“即使在和平年代”，依赖海外进口的软木资源同样是一种危险的做法，尤其是从那些“超级帝国主义国家”。1/3的篇幅用来阐明，保留大片区域的荒野不过是一种“浪费”，如果可以在那里进行造林，就可以有效遏制乡村的衰退，提升土地的总体效率。建造和管理树林，总要比在山丘上放羊更能解决人口的就业问题。
阿克兰的委员会建议成立一个集中化的林业委员会，在80年内完成自身并鼓励其他方式造林177万亩，实现对当时林地面积的翻倍增长。当时的设想是有20万亩林地在头10年内种植，"15万亩由国家直接领导”，剩余部分则由私人或单位来完成。报告没有考虑到造林效益这一难题。在它看来，“从国家的角度来看”，直接性盈利并不是最主要的方面，并且“尽管森林种植的问题在国内得到了多方讨论”，但它从未“在这样一个拥有悠久林业实践历史及看重其文化价值的国家，得到如此的重视”。报告认为，“相比于新的价值定义，森林的直接获利或损失只是一个微小的问题”，而前者“既关乎人口发展，又关乎财富积累”。委员会就此得出了令自己满意的结论：“这样的价值，决定了它必须依赖于国家的力量来实现。”但委员会中的财政部代表L·C·布罗姆利（L.C.Bromley）先生则持十分强烈的保留意见。他同意，拟定提议的委员会为国家“提供了最好的手段，以确保对林地和森林资源进行保护和发展”。特别是“作为一种保障，可以有效应对未来再次发生类似于现在正在发生规模的战争”。但他指出：“这一系列建议的开支相当可观，所导致的财政决算结果，可能对国家财政产生不利影响。”34
不过报告公布之后，各事项的进展十分迅速。1918年，阿克兰成立了临时森林管理局。在《1919年林业法》公布之后，林业委员会于1919年9月1日正式成立。尽管它在1922年受到了“格迪斯之斧”[1]的威胁，该事件的主导者认为“国会认可的造林计划应该被完全废弃”，但这一委员会还是存活了下来，并在最初的10年里几乎完成了最初制定的、20万英亩的造林目标。林业委员会收购及租用的大部分土地都属于边缘土地，其农业重要性相对较小，例如一些低等的牧草地。乔治·赖尔（George Ryle）指出，被选作造林基址的土地包括“荒地和其他未经利用的荒野，如汉普郡，多塞特，尤其是东盎格利亚的布里克兰斯；还有库尔宾、彭布雷、纽伯勒海岸的沙丘地带；甚至包括舍伍德森林里的蕨菜地和废弃荒地”。此外，造林地区还包括巨大的新近被砍伐地区，以及无人管理的“废弃或几乎废弃的林地”。35
在两次世界大战的间隙，林业委员会一共在英国种植及收购了16万2千公顷（约合40万3千英亩）的林地，还有超过4000名工人受雇于委员会。新人工林被许多人看作将荒地转化为现代森林的有效手段，同时将为农民提供更多就业机会，也将为国家提供木材战略储备。19世纪的树木爱好者和他们建造的树木园在测试引进树种方案方面提供的热情与经验，则再一次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例如来自美国的西加云杉，被看作是高地上的理想树种，成为“高海拔或其他数量要求胜过质量地带，挪威云杉的替代者”。它受到青睐的原因，正是它“比挪威云杉更能适应不同的生存环境，在木材产出方面更加迅速”。人们通过实验，确定不同地点及土壤条件下树木的最佳选择。英国南部和东部的白垩丘陵及荒原被看作是“十分理想的造林地带”，从1927年起，林业委员会通过实验，希望确定在白垩土上“最适合种植的树种”。各式各样的拓荒树种，如苏格兰松、欧洲黑松、欧洲落叶松和意大利桤树（赤杨）都被进行了测试，最终确定了由不同种的山毛榉，混合以针叶保护树，如金钟柏和劳森柏，便可达到山毛榉的最佳产量。这些实验方法，借鉴了私人庄园种植历史中类似的经验。36
战争对英国林业的影响是革命性的。大地主势力不可逆的衰败十分迅速，使得许多大型地产被出售，传统的林地管理方式由此开始瓦解。国家林业委员会获得了大片土地，开始均匀地在上面种植针叶树，并引进补贴制度，向私人林地提供补助金。至此，科学林业的相关理念终于在英国土地上站稳了脚跟。后来种植的数千英亩针叶林，不仅成为国家木材战略储备的核心，同时也对传统景观的价值提出了挑战。呈几何状分布的新型、广阔人工林，逐步完全占领了半自然及自然的荒原地带。现代林业的兴起，掩盖了传统林业实践的衰落及最终瓦解。直到20世纪末，随着人们对森林进行保护性管理兴趣的提升，这些传统做法才再一次回到人们的视野之中。
【注释】
[1] 格迪斯之斧（The Geddes Axe），指20世纪20年代起由英国国家支出委员会领导人埃里克·格迪斯爵士发起的一项经济改良运动，旨在修正战后英国施行的公有经济政策，节省政府开支。——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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