勃朗特三姐妹的足迹

文/刘燕 | By Liu Yan

一个阳光灿烂、温暖宁静的夏日黄昏，我从都柏林来到了英格兰的约克郡，坐上了布莱德福（Bradford）开往霍华斯（Haworth）的短途车，前往勃朗特姐妹的故乡，寻访19世纪英国3位天才女作家的足迹。

我住宿的家庭小旅馆有两层楼，是勃朗特时代的老屋，楼梯两边和房间里都悬挂着与霍华斯镇和勃朗特家有关的老照片和画像。二楼房间窗户对面就是勃朗特教堂（BrontChurch）：在周边搭起的脚手架间闪烁着一个蓝底衬托金色指针的圆形钟，用拉丁字母标示着时间:下午5点。从外表看，这个教堂像多数英格兰的乡村教堂一样，由灰色的石头垒成，朴素、庄重，没有任何奇异之处，可它却是勃朗特孩子们的生活中心和精神家园。

教堂内部正在修缮，我只好先去教堂左侧的墓园。正值夕阳西下，一阵阵乌鸦的噪叫和穿梭，给冷清幽静的墓地笼罩了一层恐怖的阴影。布满青苔的墓碑东倒西歪、高低错落，静穆地直立着。在墓园中，我发现了勃朗特家一位忠心女仆特比（Tebby）的墓。据说这位女仆经常给孩子们讲述爱尔兰神话和英国北部乡村传说。她使我想起了《简·爱》中的女仆白茜和《呼啸山庄》中的女管家丁耐莉，她们都是讲故事的高手，是小说的重要叙述者与见证者之一。

死亡的阴影一直缠绕着勃朗特家族，为这个文学之家增添了几分神秘感。1820年，被任命为霍华斯镇的副牧师帕特里克·勃朗特（PatrickBront,1777-1861）携妻子玛丽亚·布伦威尔和6个幼小的孩子（五女一男）举家迁到约克郡的霍华斯镇，一年后玛丽患癌症撒手而去。多亏了她的妹妹——夏洛蒂的姨妈、一辈子未婚的伊丽莎白·布伦威尔（ElizabethBranwell，1776-1842）甘愿来到这偏僻的小镇照顾一群孤苦伶仃的孩子，当时其中最大的8岁，最小的才一岁多。然而，夏洛蒂（1816-1855）的两个姐姐玛丽亚与伊丽莎白在条件恶劣的寄宿学校感染了肺结核，不久就死了。夏洛特的弟弟布伦威尔才华横溢，热爱绘画，但染上了酗酒的毛病，1848年9月因慢性支气管炎与过量饮酒而去世（教堂拐角边有一家他当年喜欢喝酒的酒吧，至今吸引着络绎不绝的游客们）。据说，艾米莉（EmilyBront，1818-1848）在哥哥的葬礼上感染了肺结核，拒绝治疗，3个月后去世，年仅30岁；安妮也患上了同样的病，于1849年5月去世。最后只剩下夏洛特与父亲一起生活，父女俩相依为命。1854年6月，38岁的夏洛特终于嫁给了与父亲共事的副牧师阿瑟·贝尔·尼可拉斯（ArthurBellNicholls）。幸福平静的生活还不到一年，有了身孕的夏洛特不幸染病，在1855年3月离开了人世。

命运薄情，勃朗特家的孩子们没有一个活过40岁，而勃朗特牧师却活到了84岁的高龄。我无法想象这位老人是如何经受心爱的亲人们一个个离他而去的。也许在他这样看穿了生死的基督徒眼里，死亡只不过是另外一个家，亲人们早晚要在天堂之家重聚。正如围绕着教堂和勃朗特家的住宅就是墓地和荒野，生者与死者之间离得如此近。在教堂的后面，我看到了一个后人竖起来的石碑，特此说明这是勃朗特家族的墓，除了安妮，勃朗特家的人都沉睡于此。墓园外围是望不到边际的茫茫荒野，远方小山坡上有一棵孤零零的树顽强地挺立着。天空突然飘起了丝丝小雨，一阵阵风嗖嗖地吹来，孤寂而寒冷。我似乎听到荒野的幽灵依旧在诉说着不屈不饶的声音：“请别扰乱我的心，给我自由！”

第二天早晨，天空灰蒙蒙，我早早地来到教堂后面勃朗特家的住宅，这是一座建于1778年乔治王朝的两层楼石屋，现在成为霍华斯勃朗特故居博物馆（BrontParsonageMuseum）。入口是一个小小的铁门，上面张贴着一张“勃朗特协会”筹备的2012年第3届“勃朗特女性写作节”(BrontFestivalofWomen’sWriting)的布告，其宗旨是“庆贺、展示女性的写作成果，开办写作坊，为那些脱颖而出或成绩斐然的女性作家们提供讨论和阅读的平台”。

我一下子被广告上的画所吸引：一个红色的铁笼，里面是一只挣扎欲飞的小鸟，象征着女性写作的艰难处境以及永不妥协的抗争。“我透过木条紧固的鸟笼，不时观察着一只颇念新奇的鸟，笼子里是一个活跃、不安、不屈不挠的囚徒，一旦获得自由，它一定会高飞云端。”这是罗切斯特对简的观察，也准确地道出了夏洛蒂姐妹们对自由的渴望。对于寻找自我的女性而言，写作就是走向自由的必要途经。在收到年仅21岁的夏洛蒂的诗作和求助信后，当年的桂冠诗人骚塞曾劝诫说：“放弃你可贵而徒劳的追求吧——文学，不是妇女的事业，而且也不应该是妇女的事业。”尽管夏洛蒂试图克制自己的创作欲望，做一个专心针线、管理家务的传统女子，但骚塞的信反而激怒了她。她和两个妹妹拿起笔，以其不朽的文字和惊人的想象证明了女性写作的非同寻常与可能开拓的领地。勃朗特姐妹们奠定的文学遗产召唤着伊丽莎白·盖斯凯尔（著有《夏洛蒂·勃朗特的一生》）、琼·里斯（著有另一部改写版《简·爱》——《茫茫藻海》）、西尔维娅·普拉斯（美国自白派诗人，其墓就在霍华斯附近）、多丽丝·莱辛（2007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等一代代女作家，勃朗特故居吸引着全世界无数女性慕名而来，成为“文学的中心”，如弗吉尼亚·伍尔芙所言：“在那个牧师的住所和那片沼泽地，物质的贫困和精神的昂扬，永远地在那儿盘桓着。”

那天我是第一个购票进入博物馆的游客。在入口大厅陈列着两块为《呼啸山庄》中的男女主人公凯瑟琳和希斯克利夫刻制的石碑。这幢灰色的砖瓦住宅有两层，共9个房间。楼下第一间是勃朗特牧师的书房，墙上挂着他的一副肖像；餐厅角边有一架立式小钢琴。勃朗特牧师经常独自在这里用餐，处理各种宗教事务，代表本区的人为新闻报纸撰写各种见证和报道，创办主日学校。他还以微薄的工资，为孩子们的教育倾其所有，订阅多份报纸杂志，购买书籍。据说当年他总爱“坐在一把没有靠垫的简陋的椅子上，在火炉前笔直得像一个士兵”。在后半生，勃朗特牧师几乎失去了视力，直到做了一次手术后才稍微恢复。在陈列的物品中，有一个他经常用于阅读的放大镜。

餐厅是夏洛蒂、艾米莉和安妮写作的地方，她们在这里分别写下了《简·爱》、《呼啸山庄》和《怀德费尔庄园的佃户》等小说的大部分章节。当女仆们做完家务休息后，姐妹们依然聚集在饭桌边阅读作品或朗诵、讨论彼此的创作。在这样一个充满温馨的家庭氛围中，勃朗特家的孩子们获得了一般英国中产阶级家庭所缺乏的自由想象的空间和无拘无束的创作激情。在艾米莉和安妮去世后，女仆听见“夏洛蒂不停地独个走来走去，心如刀割”。饭桌边摆放着安妮用过的一把摇椅和写作版。房间陈列着艾米莉临终前躺卧过的沙发；沙发边有一尊布伦威尔的石膏像；墙上悬挂的斗篷边是一副夏洛蒂的画像。

厨房是孩子们最喜欢的地方，在寒冷肆掠的冬天，他们围绕在女仆身边，听她们讲述那些消失已久的古老传说。这间厨房很小，摆设着一些家具和陶瓷用品，艾米莉经常在桌子上一边烤面包，一边阅读德国文学或写诗。接下来的一间房子起先是储藏室，后来增加了窗户、壁炉和通向客厅的门，改为勃朗特丈夫尼克拉斯的书房。墙边有一扇1879年从霍华斯教堂拆下的旧门。一楼的“伯尼尔房间”是以美国收藏家亨利·休斯顿·伯尼尔（HennyHoustonBonnell）的名字命名，陈列着他捐赠给勃朗特协会的众多文物。

二楼共有5个房间。一间是女仆们的房间。接着是夏洛蒂的房间，曾经是勃朗特太太的卧室；她去世时后作为姨妈教授女孩子们女工的地方；夏洛特结婚后，成为她和丈夫的房间。这里陈列着她当年用过的旧物：手饰盒、帽子、小扇子、木头套鞋等。室内玻璃柜内摆放着她穿过的一件白底小黄花的长裙，素净雅致。夏洛蒂一生幽居在偏僻的霍华斯，但与外界并不隔阂。她得到姨妈的资助，两次到比利时学习法语（其中第一次与艾米莉同行），两次为书稿出版的事去过伦敦。在布鲁塞尔，她爱上了一位才华横溢的法语老师、虔诚的天主教徒赫格（ConstantineHeger），这段无法得到的爱和激情促使她把个人经验转化为创作的灵感。其《简·爱》、《雪莉》、《教师》、《维莱蒂》四部小说几乎都混杂着罗曼蒂克和哥特式因素——梦想、幻觉、戏剧性的相遇与爱的激情。

隔壁房间就是艾米莉的卧室，艾米莉在这里完成了《呼啸山庄》。虽然霍华斯远离尘嚣，但勃朗特的家庭成员们却通过创作属于自己的歌谣、故事、神话和传说，形成了以家庭为单位的不被外界侵扰的“文学共同体”，重构了丧失母爱的牢固家庭，依赖血缘之爱支撑着一个独立自主的岛屿，它绝不为外界的艰难困苦、风雨飘摇所摧毁。

接下来是勃朗特先生的卧室，勃朗特先生在太太去世后搬到这里与儿子同睡，为了更好地看护酗酒的布伦威尔。卧室隔壁是布伦威尔的画室，这个勃朗特家惟一的男孩醉心于绘画，留下了不少人物肖像。从房间的窗户向外，可以望见一望无际的沼泽地。

1878年增加的房子，如今是“天才：勃朗特家的故事”的展厅，陈列着勃朗特三姐妹的作品及有关她们的研究著作，还包括文具乃至针线等日常用品。我看见白色的墙上抄写着简·爱的名言：“你以为我贫穷、低微、不美、缈小，我就没有灵魂，没有心吗？你想错了。”这个女性的宣告之声在21世纪这个追逐流行时尚、喧哗浮躁的时代，依然如此尖锐而令人警醒。

博物馆的后面，是一个维多利亚风格的小花园，长满了灌木和各种花草，在高处耸立着雕刻家乔瑟琳·霍纳（JocelynHorner，1902-1973)设计的青铜雕像——夏洛蒂的两边依偎着艾米莉和安妮，三姐妹临风傲立，神态各异。在博物馆前面，是一个较为开阔、整齐美丽的花园，右边的花草丛中安置着当代艺术家瑞贝卡·切斯尼（RebeccaChesney）的装置品“希望的呼唤”（Hope'sWhisper），由清泉流动的钢管喷头、漏斗和转动的风车构成，代表了夏洛蒂创作中的“雨”、艾米丽创作中的“风”和安妮创作中的“太阳”三要素，象征着勃朗特三姐妹与大自然的密切关系以及女作家所具有的柔美、坚强与流动的内在气质。

第三天上午，拿着一份详细的线路图，我独自走向了勃朗特故居外边那片辽阔、空旷的荒野。勃朗特家的孩子们所具有独特的精神气质，与这一片孤独荒凉的自然景观密切相关。每次读《简·爱》，我都会为开头对恶劣的自然环境的描写所吸引：“那一天不可能去散步了。不错，我们早上已经在片叶无存的灌木林中逛了一个钟头；但是，自从吃午饭起，冬日的凌冽寒风就送来了那样阴沉的云和那样透骨的雨，这就不可能再在户外活动了。”可以想见，在无雨的日子，即便是冷峭的冬天，勃朗特家的孩子们经常手挽手地在无边无际的荒野中游荡，在狂风肆掠的灌木丛中尽情地玩耍，这一片寂静而孤独的荒野命中注定成为是她们无法逃避的命运图景，也是她们赖以生存、亲近、体验和书写的奇妙世界。

夏天的霍华斯由深浅不一的绿色草地、参差不齐的灌木所环绕，显示着一种原始、质朴而野性的美。一条长长的峡谷把这片野地划为两半，从我行走的这边可以望见对岸被切割成一块块似锦的草坪和零零点点的白色绵羊，粉红色的铃兰花和石南丛在柔风中摇曳，远方是一望无际、起起伏伏的绵延山丘，单纯、原始、裸露的景色闪烁着内在的倔强和孤寂。一路上，我孑然行走在弯弯曲曲的坡道，几乎见不到几个人影，除了偶尔遇见牵狗溜达的当地人或者零零散散的游客。经过“霍华斯公墓”后，我下坡走到一个水库，湖面清澈而冷峭，有一个伸向水中的小桥和观望台。路过一个人烟稀少的名为斯坦布里（Stanbury）的小村，偶尔看见一两个孩子以惊奇的眼光盯着我这个东方游客。

路越来越陡峭狭窄，散步者只能徒步进入沼泽地。风景越来越灰暗，遍布烧焦似的黑色无叶荆棘，疏疏落落低矮的灌木丛中几只羊在低头吃草，有时发出哀哀的鸣叫。远远望见荒凉的山顶上有处残垣断壁，我走了大概三英里，才到达目的地“TopWithinsFarm”、一座废弃的农家庄园，一堵断垣上刻着勃朗特协会在1964年标明的文字：此乃是《呼啸山庄》中恩萧家的原型。在断墙边，奇怪地生长着两颗相互依偎的大树，枝叶相触的树在狂风中瑟瑟作响，好像是凯瑟琳在对希斯克里夫诉说着不朽的誓言：“世上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毁灭的燃烧的激情，死亡也不能。”令研究者和读者们一直好奇的是，《呼啸山庄》的老主人恩萧竟然从利物浦街上捡回了“一个肮脏的、穿得破破烂烂的黑发的孩子”，“黑得简直像是从魔鬼那儿来的”。这个瘦骨嶙峋、身份不明的外来者就是后来那个像疯子一样的复仇者希斯克利夫。自称是“爱尔兰工人阶级出身”的批评家特里·伊格尔顿（TerryEagleton）认为“他很可能是一个爱尔兰人”。1845年8月，布伦威尔去了一趟利物浦，那时正值爱尔兰大饥荒开始蔓延之际，街上充塞着饿殍和长着动物般的黑色毛发的孤儿。我想勃朗特一家不可能对父亲老家正在发生的那场史无前例的大饥荒一无所知，艾米莉很可能是从哥哥的见闻中获得了塑造希斯克利夫原型的灵感。

回去的路更是崎岖不平，令人惊悸。我小心翼翼地跋涉过一段非常滑而危险的泥泞小路，穿过一个狭窄的“篱笆门”，终于来到了以勃朗特姐妹命名的瀑布、桥和椅子边。各种奇形怪状的岩石从树木丛中裸露出来，恍若鬼怪出洞。据说当年三姐妹经常到这里散步、读书、讨论，获得写作上的创意：“荒凉不堪岩石嶙峋的边界之内，仿佛是囚禁地，是放逐的极限。”《简·爱》中对荒野的描写残酷而真实。是的，在这一片看似被上帝放逐的囚禁地，勃朗特姐妹们却获得了无穷无尽的幻想，精神的世界战胜了自然的禁锢和物质的贫困，无限的温情和炽烈的爱从内心汩汩而流，如同嶙峋山谷这条清澈的小溪，穿越了古往今来，见证了一个文学传奇的诞生。

为什么在一个家庭里同时诞生了3个天才的女作家？为什么三姐妹的写作具有如此强烈的反抗精神和不合时宜的叛逆？为什么与其它英国女作家们（如简·奥斯汀、盖斯凯尔夫人与乔治·艾略特）相比，她们显得如此不合时宜或不可思议？一个多世纪以来，许多评论家和读者从不同的角度试图破解勃朗特家的“文学之谜”。我也带着自己的疑惑，穿行在霍华斯的建筑、教堂、墓地、故居、酒吧、街道、荒野、蒸汽小火车之间。

在勃朗特故居博物馆，陈列着后来的研究者们千方百计地收集到的勃朗特家的物品：手稿、书籍、衣服、家具和资料。有一个特别的细节引起了我的关注——勃朗特家与爱尔兰的密切渊源。如果不是在爱尔兰访学，从都柏林来到霍华斯，也许我根本就不会关注到这一点。勃朗特姐妹身上与众不同的野性、狂暴和叛逆和对独立、自由、平等的渴求在某种程度上是迥异于英国本土的爱尔兰精神气质的体现。

帕特里克·勃朗特于1777年3月17日出身在北爱尔兰道宁郡（CountyDown）的埃木得尔镇（Emdale）。道宁郡是位于北爱东南部盛产传说和神话故事的美丽海滨，是5世纪为爱尔兰带来基督福音的圣徒帕特里克（St.Patrick）的传教之地。很巧合的是，帕特里克·勃朗特的名字不仅来源于这个圣徒，而且还是在“圣帕特里克节”这天出生。他是一个贫困的务农家庭中10个孩子中的老大，聪明好学，自学成才，曾经做过学徒和老师，后来凭借自己的锲而不舍考上了剑桥大学圣约翰学院，攻读神学；作为第一代移居在英国的爱尔兰人，帕特里克当然会有意或无意地抹去自己身上的爱尔兰特征，主动认同英国主流文化，例如他试图掩盖来自北爱尔兰乡村的浓厚口音，把自己的姓“Brunty”改为法语发音的“Bront”。

为了远大前程，勃朗特先生把自己的爱尔兰之根移植到了英格兰的霍华斯镇。虽然离开了故土，但他一生都与爱尔兰的老家保持着密切的关系，其桀骜不驯、富于怜悯的精神气质也遗传到了孩子们的血液中。这位热心诚恳的牧师才智丰富，喜爱阅读，发表了一些诗歌和小说，并亲自教孩子们一些有趣的爱尔兰语言和神话和传奇（夏洛蒂在13岁创作了《爱尔兰冒险》），这种言传身教对孩子们而言是不可替代的影响。

勃朗特姐妹们生活的年代，恰逢爱尔兰与英国关系最紧张、最恐怖的时期。1840年在爱尔兰发生的土豆瘟疫一直持续到1847年，饿死了近250万人（此时，勃朗特牧师的父母兄弟们都住在北爱尔兰）。1846年8月，夏洛蒂陪父亲到曼彻斯特做眼睛手术，城里挤满了从爱尔兰落荒而逃的饥民们。她在这里完成了《简·爱》，小说中经常提到烂土豆、饥饿、疾病和死亡，以一种微妙的潜在方式隐射了大饥荒时代爱尔兰人的艰难处境。《简·爱》和《呼啸山庄》在1847年发表之际，温文尔雅的文坛被一种“混乱和狂暴”之声激怒了，有人斥之为“践踏了受到我们祖先尊奉并引以为荣的传统习俗”，具有“颠覆固有的社会、文化、政治秩序”的意图。

简和希斯克里夫这两个孤儿出身的外来者形象如此相似——他们身上的“混乱和狂暴”完全不同于那些温柔乖巧的英格兰小姐和彬彬有礼的绅士们。我注意到《简·爱》中第一次出现“爱尔兰”，是罗切斯特对简说：“我已经从我未来的岳母那儿听说，有一个在我看来挺合适的位置，是在爱尔兰的康诺特（Connaught）的苦果山庄（BitternuttLodge），教狄奥尼修斯·奥高尔太太（Mrs.DionysiusO'Gall）的五个女儿；我想你会喜欢爱尔兰的；听说那儿的人都很热心。”“gall”与“苦果山庄”的“bitter”意思相近，有“怨恨、苦物”之意；“康诺特”是爱尔兰西海岸一个荒凉偏僻的省份。这暗示了爱尔兰是一个苦不堪言、类似流放之地。罗切斯特心怀叵测地要把简安排到爱尔兰最贫瘠荒凉、最苦不堪言的遥远之地，这激发了简的强烈反抗。站在罗切斯特所代表的富裕强大、傲慢无礼的英国人面前，才貌平庸、矮小卑微但自尊极强的简恰似贫困弱小、孤苦伶仃的爱尔兰，她发出的振聋发聩的爱情宣言也可视为1922年爱尔兰人的独立宣言：“我不是按照常规习俗，也不是通过肉体凡胎同你说话，而是你我的灵魂在对话，就仿佛我们穿过坟墓，站在上帝脚下，彼此平等——本来就如此。”简的刺耳言语毫不示弱地宣告了几个世纪以备受英国殖民压迫的爱尔兰人一直在不屈不饶地争取的政治权利。

简与罗切斯特的最终克服重重困难建立起来的婚姻关系，从夏洛蒂的爱尔兰立场暗喻了处于经济和文化弱势地位的爱尔兰与富庶、强大的英国的联姻——通过简在精神和经济两个方面的自由、独立与罗切斯特的残废、挫折与谦卑。在小说中，简不愿意去遥远荒凉的爱尔兰，与心爱的人隔海相望；但在现实中，夏洛蒂却毫不犹豫地嫁给了一位土生土长的爱尔兰牧师，并随之探望了他美丽的家乡。也许对她而言，父亲和丈夫身上的爱尔兰性是她永远无法摆脱的血缘、地理、文化、记忆上的巨大遗产，也是她身体、情感和精神上的最终皈依。

在都柏林访学期间，我询问了一位地道的爱尔兰人一个问题：“是什么原因使得爱尔兰人具有特殊的艺术气质，出现这么多影响世界的非凡作家？”他回答了一个让我印象深刻的词：“Crazy（疯狂）”。这个抵达爱尔兰灵魂的词令我想起《简·爱》中的疯女人伯莎和《呼啸山庄》中的凯瑟琳。某种“疯狂”或“骚乱”的艺术天赋的确构成了爱尔兰人极其突出的个性，这或许与爱尔兰人自古以来反抗对外来侵略者、不达自由决不罢休的沉重历史有关。我们在不少具有爱尔兰血统的作家身上可以发现某种惊世骇俗、无拘无束、幽默滑稽的艺术天赋，从“讽刺大师”斯威夫特到“幽默大师”萧伯纳，从热衷于通灵术的叶芝到疯狂的天才大师乔伊斯、贝克特，更不必提狂放不羁的王尔德。勃朗特姐妹的文学传奇亦可放置到英国－爱尔兰的文学传统中加以理解，她们写作中所饱含的不可遏制的激情、令人震惊的反叛精神和对自由与尊严的热切渴求，无不表现出她们不容于英格兰的“他性”——“爱尔兰性”。透过勃朗特三姐妹的写作，我们或多或少可以体验到爱尔兰与英格兰——这两个民族之间复杂幽深的冲突与不断交融的历程。越来越多的当代研究者们也把目光投向了勃朗特家的爱尔兰之根。

勃朗特故居的对岸是一片低洼的原野，有一条峡谷穿过，掩映在碧树丛中是一条19世纪开通的小铁路，把霍华斯镇与伦敦、曼彻斯特等外部世界连接起来。1844年，在姨妈的资助下，夏洛蒂和艾米莉登上蒸汽小火车，跨越大海，留学比利时，打开了通往另一个世界的大门。这次旅行的第三天，我也登上了100多年前姐妹俩坐过的老式蒸汽小火车。离别之际，回望霍华斯的教堂、墓地、故居和荒野，我想起了简·爱的话：“真正的世界是广阔的，有一个充满希望和恐惧、感动和兴奋的天地，正在等着有勇气进去、冒着危险寻求人生真谛的人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