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设立型气候变化智库在国家应对气候变化领域中居主导位置

综观世界各国成立的气候变化智库，政府设立型气候变化智库是必不可少的，其最大的优点是资金及科研力量雄厚。由于其在运营管理上得到政府的大力支持，故在研究过程中能够放眼于长远，从事与国家利益相关的长期、大型的项目。

世界各国目前代表性的政府设立型气候变化智库主要有：英国哈德利气候变化研究中心、德国波茨坦气候变化研究所、瑞典斯德哥尔摩环境研究所、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美国东西方研究中心、日本国立环境研究所等。这些政府设立型气候变化智库一般在各自国家甚至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基础研究、技术研发、国际谈判等诸多领域中居于主导位置，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一直以来，化石燃料的使用带来大量的CO2、SO2、NO X气体以及其他污染物，导致了严重的环境污染；同时，由于化石燃料的不可再生性和储量的有限性，人类面临严重的能源危机。

近年来，我国通过加大技术进步和强化能源管理，能源利用效率得到大幅提高，但实现的成果却被工业结构重型化抵消。随着气候不稳定性的不断增强，由此引发的气候灾害对我国经济、社会造成的损失日益严峻。同时，西方国家利用其在气候变化方面的研究成果和其在国际气候谈判和国际气候政策制定方面的话语权和影响力，不断在全球气候变暖等问题上向我国施加压力，这对我国工业化方式带来了严峻挑战。

2014年，中美两国发布《中美气候变化联合声明》。中国计划2030年左右二氧化碳排放达到峰值且将努力早日达峰，并计划到2030年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提高到20%左右。但我国产业结构的重型化格局仍在强化，从工业内部结构看，高耗能工业的增速明显高于工业平均增速。

在这种背景下，成立一个政府设立型气候变化智库，借助于政府雄厚的资金实力，广泛开展与气候变化领域的高层次国际组织的合作研究，长期致力于我国国家利益和全球气候模拟、预测、评估与改善，加强我国在国际气候谈判和气候政策热点话题方面的研究以及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实务工作。为解决国际气候变化谈判难题提供方案，增强我国在国际气候谈判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这不仅非常必要，而且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

由于我国目前还缺乏一个全国性、高层次、统一的政府设立型气候变化智库，从而导致我国应对气候变化的研究能力和研究成果，尚不能很好地满足国家开展应对气候变化工作和参与国际气候变化谈判的需求。

我国应对气候变化的基础研究还比较薄弱。由于没有一个高层次的政府设立型气候变化智库的统一协调，我国应对气候变化的研究力量分散，研究成果难以得到很好的整合。目前我国无论是对气候变化不利影响的脆弱性评估，还是在减排行动的社会经济成本的判断上都存在能力方面的局限性。我国的智库和研究人员不能很好地给予气候变化谈判者和政府决策者强有力的研究支持，决策和谈判人员也缺乏谈判经验。总体上讲，我国在气候谈判中还倾向于采用被动防御的外交策略，在气候谈判中还未能处于主体支配地位。同时，由于缺乏这样一个智库的推动，我国目前还缺乏应对气候变化的中长期整体规划以及法律法规保障。

中国气候政策的主要决策者是跨十几个部门的国家气候变化对策协调小组。中国气候变化谈判代表团由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与外交部牵头，代表团成员主要来自国家气候变化协调小组的成员单位，同时吸收了少数学术机构的学者直接参与。但是由于缺乏一个政府应对气候变化智库对相关各领域研究学者的广泛召集，以及对其研究成果的整合集成，使得应对气候变化工作的研究性、学术性还存在不足，气候变化问题的研究还没有成为政策优先领域，因此目前我国政府仍将气候变化更多地视为外交问题。我国对支撑气候谈判的科学研究的重视程度，亟待通过建立一个政府设立型的高层次、统一的研究与协调机构来进行提升。

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目前已经推出的五次气候变化评估报告，为气候变化提供了越来越多的科学研究依据，报告的主要结论也在气候变化谈判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各方争夺IPCC话语权的斗争也越来越明显。凭借气候科学研究中的领先地位，一些西方发达国家一直试图主导IPCC评估报告的内容，进而控制气候谈判的进程和走向，而我国在IPCC评估报告中的贡献还相对不足。我国缺少一个政府设立的气候变化智库，不能很好地推动中国学者和智库深度介人国际合作研究，是造成这个现象的重要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