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岩人的故事

旧时，夜阑人静的大碶古镇，每隔两个时辰就会传来敲击竹筒和铜锣的打更声。

清同治年间，大碶街上连连失火，虽然民众用火慎之又慎，可火灾还是频频发生。为了断绝火患，镇上的头头脑脑们采取了多种相应的措施，如在碶上墩的西隅建造了象征以水克火的南安亭；每家每户都备有太平缸（盛满水的缸）；再旱的年头，街边的河中必须留有太平水；还设立了具有从德国进口半机械化“水龙”的救火会，其中打更也是防火的重要措施之一。

日月递嬗，打更的人换了一代又一代，从我记事起的20世纪40年代中末期，镇上打更的是一个叫金阿郎的小老头，人们惯称他打更阿郎。阿郎家住横街的汤家桥边。他每晚天昃暗时就开始打头更，从一更到东方发白时的五更，每夜要打五次更。打更时，阿郎胸前挂着一个比腰鼓小不了多少、中间镂有一道口子的毛竹筒子，左手挈着一面铜锣和一盏灯笼，右手握着木槌，敲着竹筒和锣。那竹筒发出的“噗噗”声浑厚而响亮，是报更打花点的辅助声，竹筒声后的锣声才表示更数，一更一声锣，五更五声锣。“噗、噗噗噗噗、嘡”（一更），敲毕即引吭高叫：“家家户户，灶前灶后，楼上楼下，火烛小心，日夜保太平呵！”

阿郎打更轻重顿挫、节奏稳定、似歌的防火呼叫声悠扬而有韵律。他每次打更从他家所在的汤家桥出发，经横街、上街、中街至下街毕家碶，再从关圣桥到后浦街达南安亭，过碶上墩进入东街，巡遍古镇的全街。他的打更声在万籁俱寂的夜空中一直传播到古镇周边的村落，及时提醒着当地民众安全用火，为消除火患起了有效的作用。

阿郎打更从不误点差时。夏天穿一件有补丁的夏布对襟衫，脚踏草鞋；冬天头戴“罗宋”帽，穿着人家送的一件宽长的老棉袄，腰中系着一条布带；雨天披戴着蓑衣斗笠，冷时脚上换了平时不舍得穿的一双钉鞋，不管寒冬酷暑，一年365天，每夜从不间断地执行着他这神圣的任务。

阿郎穷得叮当响的家里，有一个病恹恹的妻子和未成年的儿子，两间破屋里最贵重的物件是镇公署供给他的一个闹钟，擦得油光雪亮地摆在缺档的八仙桌上。他每月虽可领到微薄的打更费，但这些钱是难糊三张嘴巴的，故而他白天还得系着“布兰”去打临工为人“抲差”，或为泥水（匠）木匠做下手，或为“生意人家”挑水倒便桶等，收的报酬任凭主人“随意乐助”，他从不计较。

阿郎特别喜爱孩子，只要有小孩喊他一声公公或伯伯，他往往会从破旧的衣袋里摸出一颗小糖或一块印糕之类的“汤水”来，这些“汤水”虽然是时隔已久的“二手货”，但还是能诱惑得孩子们口水直流。尽管阿郎对孩子们一往情深，可叫他公公的却还是极少，并且见了他多望而却步，这倒不是孩子们讨厌他，而是怕他“噗”和“嘡”的打更声。晚上有孩子不肯入睡，只要做娘的说“快睡，打更阿郎要来了”，孩子就会立马噤声，乖乖睡觉。他对这些做娘的以他的名分威胁孩子既不理解又不满，也对自己的行当感到自卑而苦恼，在新中国成立前夕，他毅然交上闹钟掼了锣槌。

接替阿郎打更的是个50多岁的黄岩人，拐着一条腿，租居在后浦街王家。因为是外乡人，大家多不知他姓甚名谁而称他“黄岩人”。“黄岩人”打更不用敲铜锣了，只敲着“噗噗”的竹筒，但呼叫的还是传承自阿郎的防火老调子。他个子小小的，喉咙倒响亮而清脆，虽带着黄岩口音，韵律却比阿郎更具艺术性。每夜依然五次地跛着一拐一瘸的腿，兢兢业业地在古镇的老街上按时巡弋。

“黄岩人”有很多“半赤膊”的以“撩缸沙”为业的穷朋友。过去家家户户都有一只粪缸，日积月累，粪缸的底部就会沉淀起些许人的排泄物中不能消化的杂质，这些被称为缸沙的沉渣是棉花、倭豆、西瓜等旱地作物的上好肥料。有些迫于生计的穷苦人就在夜里只穿一只衣袖，赤着一只胳膊把手伸入粪缸底，忍臭忍冻地把缸沙撩上来换钱。夜里打更的“黄岩人”，白天的副业就是收集这些缸沙，再转手卖给“三北”的棉农，从中谋些薄利。

“黄岩人”一人吃饱全家不饿，他的家每天门庭若市，这些日进夜出的撩缸沙的穷朋友白天聚集在他家或高谈阔论，或争价骂娘。他经营的臭兮兮的货物和邋邋遢遢的供货人的吵闹声，着实使他的左邻右舍怨声载道，好在巧舌如簧的“黄岩人”东说好话西道歉，人们难为他是个残疾人，人缘也不错，才使他“噗噗”的打更声继续回响在古镇上。

1952年，解放以后的大碶镇上实行了民兵巡夜制，持续了80多年的打更声从此销声匿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