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世杰魂牵武大

张昌华

王世杰一生涉猎政治、教育、文化、艺术和法学多种学科，历任民国的大学校长、教育部长、宣传部长、外交部长，台湾“总统府”秘书长和“中央研究院”院长等职，但他留下遗嘱，死后墓碑上只镌刻“前国立武汉大学校长王雪艇先生之墓”。

1928年7月，国民政府大学院正式决定筹建国立武汉大学。

1929年1月5日，武汉大学隆重举行开学典礼，王世杰时为国民政府首届立法委员，代表教育部莅临祝贺。他在祝词中说，要办好武汉大学，使其能够真正履行传播知识、提高深邃学术的使命，必须要做到四点:经费独立、完成新校舍的建筑、教授治校和选择教授并提高其待遇。

是年5月，王世杰正式出任武汉大学校长。此前他在教育部，说关于武大“经深思熟虑后，认为不办则已，要办就当办一所有崇高理想，一流水准的大学”。他认为:“武汉市处九省之中央，相当于美国的芝加哥大都市。应当办一所有六个学院——文、法、理、工、农、医，规模宏大的大学。”“十年以后，学生数目可达万人。”上任之初，他即表示:“留校一天，当努力尽自己的力量，决不敷衍于苟且，空占其位置。”在全校师生欢迎他的大会上，他提出创造新武大的5个条件，即:“巨大的校舍”、“良好的设备”、“经费独立”、“良好教授”和“严整纪律”。

在上述5个条件中，王世杰把“巨大的校舍”作为首要条件。走马上任之后，他便积极奔走于珞珈山新校址的圈定和新校舍的建设中。

新校址圈定了，由于地方政府不积极合作，加之一些“群众”的刁难，王世杰伤透了脑筋。兴建新校舍要修路，必须动迁一些坟墓。当时民间迷信风水，坟主们联合起来向政府请愿，要求制止武大迁坟修路。负责武大迁坟的叶雅各教授曾留学美国，年轻气盛，认为这是迷信，率数十名工人一夜之间将有碍修路的坟全部挖掉。

坟主“愤而上诉，事情闹到中央去了”。所幸王世杰上下求索，多方奔走，才逐渐将此事平息。孰料，兴建校舍时要迁武昌豪绅家的坟冢。豪绅们依人仗势向教育部、湖北省政府捏词呈诉，并寄发大批恐吓信给王世杰，更有甚者当面恐吓王世杰:“如果强迫迁坟，我们就不保证你王世杰的人身安全。”声言“王世杰如果挖我们的祖坟，我们也要去崇阳挖他的祖坟”。面对各方压力，王世杰以惊人的胆魄据理力争，一面不妥协、不退让，一面又多方沟通、求援，直至请行政院长谭延闿下训令令饬湖北省政府，才把这豪强坟主们掀起的反迁坟事端平息。迫于无奈，王世杰被旧军阀石星川敲诈去5000元。

迁坟风波平息，王世杰又为建校舍经费不足犯愁。他不得不亲赴上海找宋子文。迟到的宋子文以一句话打发:“一个钱没有。”王世杰再度进京，求见行政院长谭延闿，好歹“才算是解决经费上二分之一的难题”……

经过两年的努力，美轮美奂的武汉大学在风景如画的珞珈山旁、碧波荡漾的东湖边屹立了起来。

硬件有了。在聘用教授上王世杰的原则是要有学术成就，而无门户之见。教授中，国民党员极少，不同学派不同政见者居多，兼容并包。连带有浓厚“左”倾色彩的陶因、范寿康也聘，允许他们讲授包括《资本论》在内的经济理论和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王世杰认为:“一家大学能否至臻于第一流，端赖其文学院是否第一流。有了第一流的人文社会科学诸系，校风自然活泼……有了好的文学院，理工学生也会发展对于人文的高度兴趣，可以扩大精神视野及胸襟。”唯此，当年武大文学院人才盛极一时:闻一多、陈源、朱光潜、叶圣陶、钱歌川、吴其昌、苏雪林、凌叔华、袁昌英，等等。

在教育学生方面，他注重“人格训练”，他认为“人格的训练……至少应该与知识灌输占同等地位。”要求学生“好学、吃苦、守纪律。”“在课堂上、考试上，以及人品性格修养上……造成良好的学风。”他最喜欢给青年题的词是:“择善固执”。

武大校史中对王世杰有中肯的评价:“王世杰任国立武汉大学校长期间，致力于珞珈山新校舍的建设，制定了发展蓝图，四处筹集经费，严格遴选教授，要求师生有严明的纪律，养成良好的学风，支持师生的抗日爱国运动，注重发展科学研究，提出大学‘总理纪念周’要增加学术演讲。”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武大学生纷纷要求赴南京请愿，要求政府抗日。湖北省政府主席何成浚百般阻挠，并逮捕了一些学生。王世杰为此两次找何交涉，促使他释放了被捕的学生，并放行两三百学生乘船到南京。

王世杰运用自己的影响，并通过南京的罗家伦等做工作，使武大的学生请愿团在南京游行和与蒋介石对话时，基本上体现了“克制精神”。同其他大学相比，颇有“秩序”，也未参加焚毁《中央日报》行动，因此受到蒋介石的特别关注，认为王世杰“办学有方”。这与他后来受到蒋介石的重用是不无关系的……

王世杰到台后，对武汉大学仍情深意笃。为寄托他对武大的思念，他刻了一方“东湖长”的图章，一一钤在他所收藏的名贵字画上。他生前曾对家人表示:其所珍藏的书画日后应移赠武汉大学保存(这批书画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

东湖长，勿相忘。

武汉大学也不忘老校长王世杰，在美丽的校园内为他立了一方纪念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