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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象中的张闻天

时间:2022-01-21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我在外交部情报司和国际关系研究所先后工作的十多年中,没有近距离接触过张闻天同志,但有两件事却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儿顺便说一点由于张闻天同志被批判而连累的其他同志,譬如徐达琛同志。他原来是外交部政策委员会副主任,张闻天同志任驻苏大使时,徐达琛同志任驻苏大使馆的商务参赞,徐达琛同志的爱人李瑞华同志曾和我在情报司三科共事过一段很短的时间。

印象中的张闻天

我在外交部情报司和国际关系研究所先后工作的十多年中,没有近距离接触过张闻天同志,但有两件事却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52年11~12月,应中苏友好协会总会的邀请,苏军红旗歌舞团苏联文化工作者代表团、苏联艺术工作者代表团、苏联电影艺术工作者代表团来我国参加中苏友好月的活动。这些代表团中的几位著名艺术家,如著名芭蕾舞演员乌兰诺娃、著名歌唱家纳赛洛娃、著名电影演员契尔科夫、木偶剧团团长奥布拉兹卓夫等人,在他们返苏后所写的发表在《星火》杂志上的文章里,用生动的文学笔调,向苏联人民介绍了他们在新中国访问的短短三十天里所经历的难忘的事情,报道了新中国的伟大成就,传达了中国人民对苏联人民真挚的热爱和敬意。特别是俄罗斯联邦共和国人民艺术家、木偶剧团团长奥布拉兹卓夫所写的《五千年和三年——新中国见闻记》这篇长篇报道,把新中国三年取得的成就和新中国三年发生的变化同中国五千年的过去做了鲜明的对比。见闻记写得真实动人,具有很强的说服力,摘引其中的几段,作为实例。

一个月有三十天,一天有二十四小时,但是在一个人的生命中,一天的意义却不是用小时所能衡量的,有的日子是完全无关重要的,对它们没有什么值得回忆,也不必把它们算在账上,而有时也有这样重要的日子,当你在晚上回忆一下的时候,你却不能明白,难道这些都是在今天发生的吗?

……

极大的幸运落到了我的身上,我同一批苏联演员到了中国,在两个月里面充满了这样重大的日子和这样多的印象,平常至少要有两年的时间才能得到这么多的东西。

……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日子,这是中国人民获得自由和生命的日子,是中国人民的伟大节日,是封建主义死亡的日子,这个日子把中国的历史划分为两部分,分成旧中国和新中国,分成五千年和三年,我们在中国看到的一切东西,都被这个日子辩证地联系起来和划分开来。

这几篇访问新中国的文章翻译出来后,由当时的时代出版社结集出版,用的书名是《在新中国的三十天》,集中有三篇文章,包括占这本书一半篇幅的《五千年和三年——新中国见闻记》,是由我和爱人杨秀琴翻译的。我记得是1953年末还是1954年初,张闻天同志在外交部作为大礼堂的饭厅作整风运动动员报告。他在作动员报告前,首先向大家介绍新出版的《在新中国的三十天》这本书,并且特别指出其中的《五千年和三年》这篇见闻记写得很好,值得一读。

我当时就坐在饭厅靠窗子的一边听报告,没想到这本书刚刚出版,张闻天同志就看了,并且郑重其事地向大家介绍,特别是在外交部全体工作人员参加的整风运动动员报告会这样隆重的场合,但是当时也没有多想,只是在想我这个译者也在下面听报告,不知他是否知道。

1959年2月,我从房山县经过两年多的劳动锻炼,特别是亲身经历了所谓的“大跃进”“大炼钢铁”“人民公社化”和“大办食堂”“深翻土地”(深翻土地达二尺,把熟土翻到下面,生土翻到上面,怎么能长出粮食?一亩地在正常情况下,播种二三十斤就足够了,但为了亩产万斤粮,播种二三百斤,苗长出来细如牛毛,怎么能秀穗?这就是我在下面看到的实际情况)等不按科学规律办事的大冒进运动。从情报司(1957年改为新闻司)调到外交部下属的国际关系研究所《国际问题》杂志编辑部工作时,外交部突然开展了一次批判宗派主义的运动,这次批判运动真是来势凶猛,势如狂风骤雨,大字报铺天盖地,从一楼一直贴到好几层楼的顶层,并且规矩很严格,不是所有人都能看,利剑直指的是张闻天同志。这正是俗语常说的“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莫须有”谁都可以拿来使。当时我们还不知道庐山会议的召开,也不知道他在外交部是常务副部长。多年后,看了何方同志写的《谈史忆人》这本书,才知道张闻天是外交部常务副部长。当时只是想到他作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共八大选的政治局候补委员)却默默无闻,好像没有什么实权,外交部经常出面的是最后一位副部长章汉夫。张闻天借作整风报告这样的场合,向大家介绍一个名不见经传的译者翻译的小册子《在新中国的三十天》,并且着重介绍《五千年和三年》这篇见闻记,由此想到他不仅读了这本小书,并且读得很仔细,也就联想到他这样一位在党内资历很深和地位很高的同志,不仅仅是当官做领导,而且是一个对学术很重视、博览群书做学问的人。

“城门失火,殃及池鱼。”这儿顺便说一点由于张闻天同志被批判而连累的其他同志,譬如徐达琛同志。他原来是外交部政策委员会副主任,张闻天同志任驻苏大使时,徐达琛同志任驻苏大使馆的商务参赞,徐达琛同志的爱人李瑞华同志曾和我在情报司三科共事过一段很短的时间。曾几何时,可能是“文化大革命”后期,徐达琛同志突然被调到宁夏回族自治区担任教育厅厅长。有一天,他来宁夏大学视察,虽然我禀性耿介,和徐达琛同志又素不相识,从未谋面,但是在当时的背景下,他处于那样的境况和遭遇,我不能按常理处之,不能装作不认识。我就在他快进入办公大楼时,走上前去,和他握握手,问了一声“达琛同志,您好”。我还记得当时陪同他来校视察的有“自治区革委会”的组织部部长韩新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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