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也纳森林的故事

我上初中的时候，那种城墙砖式的录音机是很时兴的，我们那个城市正流行一种日本产的叫三洋的牌子，而我一直以为是写做“山羊”的。是那种黑灰色的外壳，有提手，简单的有一只或两只喇叭的样式。那时普遍并不富裕，有这样一只“山羊”，算是奢侈的了。

我也曾在家里说到过这只“山羊”，说到它和收音机放出来的声音是多么不一样，说到它可以放出英语磁带。家里条件并不太好，我也并没有拥有它的奢望，但也许是那种羡慕和憧憬非常自然而强烈吧，爸妈常常认真而沉默地听，然后再互相看一眼。

然而终于有一天我的桌子上出现了一台黑灰色的机子，那种简单的一只喇叭的式样，正是我要的“山羊”！它是半新的，是妈从同事那里转手买来的，两百块，那是一笔不小的数目呢。

它就属于我了，那只“山羊”，我用粉红色大大的手帕轻轻盖在它的身上。

上地理课时我给坐在后面的杉写了张纸条：“放学后去我家，听磁带！！”我故意给后面三个字加上了黑点。

和杉回家的时候是黄昏，我们把车子骑得飞快，傍晚的夕阳和风就从我们的耳边哗哗流过去。等我们把自行车靠在那棵大大的梧桐树下，就开始狂奔上楼。

和妈乱点了一下头就迫不及待地关上里屋的房门，插上门闩哗地揭去粉红色的手帕，“山羊！”杉尖叫起来，她声音里久久不散的惊喜让我多么得意啊！我从桌子上拿起那盘有马头的空白带推进磁带盒，迅速按下键。“哈哈哈！”我故意放声大笑了几声，红灯在闪。杉愣了一下，但马上反应过来，按住键。我们将磁带倒回来，听见一个尖声的有些做作的笑声，哈！那是你！杉笑了起来。我也愣了一下，那种喜悦快要爆炸出来，这个得意得有些尖锐的笑声就是我吗？真不可思议！

杉也兴奋得要命，她嚷嚷着要立刻唱歌。我把磁带倒回来，并让她站得离录音机近一点，然后开始蹑手蹑脚地控制机子。磁带转动的沙沙声传了出来，杉只尖声唱了一句：“年轻的朋友们，我们来相会……”就哑了。我赶紧按下键说，怎么了，杉？她说，我还没想好唱什么呢。我说，你唱那首《我们的田野》吧，那首你唱得特别好，声音可尖呢！杉就唱，我仍然蹑手蹑脚地掌握键。磁带缓慢地转动着，有细切的声音，左上角红色的灯一闪一闪，让人感到我们声音的存在和巨大。

杉只唱了一段，就停下来了。我急忙按下键，哗地倒回数码显示的OO。啊，果然是杉的声音，尖尖的女声带点紧张的颤音，怪好玩的。杉说，不像不像。我说，像像，蛮好听的。杉于是又唱了几首，这下好多了。杉放开唱还是挺好听的，怪不得袁老师让她领唱。

等到我唱时，杉还嫌我唱得太轻，像蚊子叫。杉说，你放开唱嘛，站直一点，把两只手捧在胸前，就这样唱。她示范站成“丁”字步。于是我们就一起唱，两只手捧在胸前，站成丁字步。唱《洁白的羽毛寄深情》、《边疆的泉水清又纯》、《雪花》、《外婆的澎湖湾》、《天仙配》，还轮流报幕，报错了就愣一下，然后故意放声大笑，嘎嘎嘎，震得红灯一个劲儿地闪。

我们还朗读英语课文，我是麦琪，杉是吉姆。我们拼命地模仿老外语调和神态，结果反倒有些古里古怪的不像。后来我们又学电影对白，学《追捕》里的那一段话：“高仓跳下去；唐塔也跳下去了，跳吧，只要跨出这一步，你就会融化在蓝天里……”

我哈哈蒙脸大笑，杉也蒙脸大笑。我们学狐狸说话学小猪打鼾学电影《黑三角》里那个老太婆说：“猫头鹰，他飞了！”“飞”字的声调是很难学的，录了好几次都不像，主要是老太婆的语调不好掌握。最后还是杉学得像，她的声音听起来特别歹毒阴险。

那天我们玩得多么开心，夕阳从纱窗透进来射在对面的墙上，我们的脸就浸在这样蜜色的黄昏里，空气里仿佛也充满了笑声和喜悦。妈在厨房炒菜，她穿着那件碎花的围裙，脸上是那种我所熟悉的慈爱美丽的笑容。

“木马”是随那只“山羊”一起搭过来的一盒空白磁带。磁带封面上有一只马头，且画面有点像木刻的感觉，我就叫它木马，它是我最初的伙伴。木马放出来的声音有些沙哑，使所有的歌都好像有一种陈年的忧伤，但音色绝对地好，磁带表面光滑如镜，用过很多年都仍然完好无损。

木马吃下很多歌。我唱的，别人唱的，也有说话的。那个时候我最喜欢的恶作剧就是趁别人不在意录下他们的谈话，然后猛地大声放出来，叫他们吓一跳，我再哈哈地笑出声。

木马也录下了一些英语，大多是收音机里的，放出来有一种很磁化的新闻背景，那种流畅的美式发音在早晨的时候听来，有一种金属的感觉和微微的成就感。

木马也有卡壳的时候。那次正在放音乐，忽然卡住。我一点一点把磁带从机子抽出来，上面满是折痕，我心疼得要命。别人说用温开水可以将它烫平，我不信也不敢试，只是耐心地一点一点抽出来再慢慢卷进去。做这样一件事情花去我一个下午的时间。

很长一段时间木马对我是很私人化的。我把它锁在抽屉里的一角，不拿出来。因为上面录了一些我想说却又无法说给别人听的话，用很轻很轻的声音说的。我不知道别的女孩有没有过这种自我陶醉的时期，一个人关上房门，拉上粉色的窗帘，打开录音机，和自己说话。眼睛看很远的地方，随便说，然后再放出来听。那是和日记不相同的另一种感觉，那种声音和磁带转动的沙沙声混在一起，像是漂在一个湖面上，下午的阳光会变得恍惚起来，有一种隐秘的划桨的声音。

最秘密的是让木马录下一封我写给一个叫运的男孩子的信。信自然是没有什么的，只是讲到教我们语文的胖老师怎么在菜场里和小贩讨价还价，说他的声音真洪亮啊，像朗读课文一样；然后说到教师门前那些杉树，我说，你注意了那些杉树没有，它们火炬一样红，太阳出来的时候像有一种清朗的雾气；最后说到很喜欢看运戴那顶棕色的灯芯绒帽子。说到这里我的脸红了起来，一点一点红起来，声音小了下去，那些细切的谁也没法听清的声音，在屋子里静静地流淌着……

这在当时是天大的秘密了。录完后我自己很小声地听了两遍，然后唱《丢手绢》把它给抹掉了。

木马跟了我很久，直到花儿要去日本。

那时出国的人是很少的，花儿的外婆在日本。那是很热的天，花儿来我家里说她过几天就走，护照都办好了。花儿说的时候竟有些沮丧，很好看的长睫毛垂下来。花儿的真名叫瞿晓晓，高年级和低年级的男生都暗地里评晓晓是校花，于是花儿也就这样慢慢叫开了。而花儿就要去日本了，今后我们也许很难见面了。

我和花儿顺着堤边慢慢地走，这条路我们不知走了有多少遍，常常放学后我和花儿就从这里去江边。花儿最喜欢打水漂，且打得好，她可以一气打出五个来，可是能打五个水漂的花儿就要走了！

花儿那天没有打出一个漂亮的水漂。

晚上我从桌子里拿出木马，连听了三遍里面的歌和话，然后放在枕头底下。我花了整整两天的时间精心录制了一盘新的木马。我在里面说：花儿，别忘记我们的声音。

我在大操场录下了晚风吹着柳树簌簌的声音和蟋蟀的叫声，我说，花儿，夜晚的大操场好美哦。那时我和花儿都住校，我们常常夜晚时跑出去散步，而早上却喜欢睡大大的懒觉，但这一次我给花儿录下了早晨广播操的声音，喊口令和升旗的声音；录下了宿舍里面嬉戏打闹的声音，那种许多女孩子尖声而开心的笑；录下开水房哗哗的流水声音；我说，花儿，下一课我们上《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前面两段要背诵的……

学校西门有一条小巷，小摊贩特别多，我和花儿常在那里。我们老是在看棉花糖的做法，脚一踩，那里面的机器就飞速地转起来还嘶嘶地响，那一小勺一小勺的白糖变成了细如丝如雾的棉花糖。一毛钱的棉花糖捧在手里，像云一样多，咬一口细丝丝的甜。还有冰糖葫芦，那种叫卖声才叫诱人，“冰糖——葫芦——嗨！”那种抑扬顿挫真是美妙绝伦，让人提着心尖儿总是走不动路。花儿就在我旁边站着，仰着脸看那些亮晶晶的果子。花儿说冰糖葫芦有一种麻酥酥的酸甜。

木马缓缓地转动着，忠实地记下这些熟悉而亲切的声音，我在那个拉琴卖艺的瞎老头那儿停住脚。花儿喜欢听人拉琴，花儿说瞎老头的琴会说话，花儿常常将自己的零花钱悄悄丢进地上那只缺了角的粗瓷碗里。花儿今后在遥远的国度里还能听到这样的琴声吗？

木马终于完成了。声音放出来有些吵，但非常真实，那些情景就像在身边一样，木马沉默而忠诚地记下了花儿生活了十六年的城市和她的伙伴，花儿她会忘吗？

我把木马和一把瓷的小梳子送给了花儿。我说，花儿，这是木马，我的宝贝，送给你。要是想我们了就听一听它吧；还有这瓷器，小孙老师不是教了China？记住了吗China！

花儿抱着木马和梳子，拼命点头，两行泪水一齐下来了。

那个时候中央电视台有一档节目叫《世界名曲》，在晚间八点多定时播出。我非常喜欢这个节目，乐队演奏很多著名的乐曲，非常美丽动人，且有字幕介绍作者。我从这里慢慢认识了肖邦、格里格、德彪西这些大师。我非常喜欢这些乐曲，我多想录下它们啊。这个愿望在“山羊”到来后便成了现实。

我将倒好的空白带放入录音机内，插上电源等待这个节目的到来。因为没有内录线，所以只有外录——将电视声音开得很大很大，几乎都震得发出嗡嗡的声音。而门窗是全部关闭的，全家人不许说话和走动，我们就这样大气不敢出地围坐在轰鸣的电视前，录音机的红灯在暗处闪烁。

我录下的第一个曲目，便是《维也纳森林》，这是著名的施特劳斯的圆舞曲，旋律异常优美舒缓，洋溢着一种自然的光辉和人情的风采。

我永远记得画面上那些成群的飞奔于丛林中的羚羊，乐曲中有一种神奇的琴声不断出现，那是一种颤动的明媚，宛如农家少女的发辫在阳光下飞扬。很久以后，我知道它叫基塔琴，是奥地利民间乐器。我还知道，那个有着蓝灰色眼睛的作曲家和女友怎样坐马车缓缓经过维也纳郊外的森林。这是个春天的早晨，森林刚刚苏醒，小鸟在山谷里婉转地歌唱，一种清新的芬芳在空气中弥漫，施特劳斯的头顶上是渐渐灿烂起来的阳光。作曲家就这样被点燃起来，他的眼睛射出光芒，他就在马车上哼唱出了一段美丽的旋律，这便是《维也纳森林》的前奏：充满了小鸟和太阳的光辉。这首曲子作于1868年，一百年后，中国有一个朴素的小丫头出生了，那就是我。

爸和妈都坐在我旁边，静静地看我录音。妈要等一个多小时才能去厨房洗碗，妈就坐在凳子上，在微弱的灯光中，她显得耐心而沉静。爸就坐在妈的身边，爸脸上的表情很含糊，但爸是很有心的人。

爸去北京出差带回五盘磁带，三盘是小提琴经典作品，梅纽因演奏，是资料带，另两盘是给我录音用的空白带。爸穿过好几条街走进那家音乐书店，那个卖磁带的老太太问，您女儿是学小提琴的吗？爸就笑笑说，不是，她爱听。爸的脸在北方的阳光下显得模糊而温暖。爸并不怎么懂音乐，但爸懂女儿。爸在买好磁带后，就在书店门口给自己买了一只北方的大饼，他边吃边走，边走边吃。这一天是爸四十岁生日。

很久以后我才知道这些事情。这时我的宝贝磁带已听得很旧了，封面的字因为经常摩擦而变得模糊不清，而磁粉也因为听的时间过长而有些脱落了，它们显得苍老却很齐整地放在我的抽屉里面——那时我已大学毕业，在远离父母的城市独自生活。

但我时常会去听它们，我已有了一个很新的索尼录音机，在那些黄昏或清晨，当那些旧的曲子从机子里传出来时，一种巨大的情怀将我笼罩住。少年时代那些闪闪发光的岁月仿佛又重新照亮。

我看见很多年前为孩子买磁带跑遍整个北京城的父亲，他的笑容在阳光下闪烁；我看见那间简单的小屋，四面紧闭，爸和妈在静静地等待我完成录音。录音机红灯在时断时续地闪亮，电视轰鸣，画面上那些成群的羚羊飞奔而去，阳光照耀着这片美丽的国土，那个芬芳而灿烂的维也纳森林。

不是每个人都可以拥有这样的故事和幸福，往事让我潸然泪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