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首人生路，难忘母校情

6431班　毛祥华

我是6431班的，是北工大五千名“老五届”毕业生中极普通的一个。我1970年9月毕业分配到北大荒工作了十五年，而后在河北省保定市科协工作了十六年直至退休。目前我的工资、医疗关系仍在保定。历史真能捉弄人，原本一个北京人，却成为一个异乡客。在母校创建五十五周年之际，不由得回顾起大学时代的生活和离校四十四年以来的工作经历，怀念母校之情油然而生。面对母校，我想说的话是：您的学生没有辜负您的培养和教育，虽然自己在事业上没有取得辉煌的业绩，但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是脚踏实地的，无愧为北工大的毕业生。

“十年浩劫”的动乱时代打乱了北工大学生本应在北京市分配就业的方向，我和不少同学都分配到了东北。同学们义无反顾地踏上了征途，“我们年青人，有颗火热的心，革命时代当尖兵，哪里有困难，哪里有我们……”当年，北上的列车里回荡着的我们的歌声是那么沉着、坚定。在铁路沿线我告别了一个个学友，只身来到了佳木斯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司令部报到。兵团总部一句“大学生要到基层劳动锻炼”，瞬间使学校的分配变成了一张废纸，我竟被总部无条件地分配到了需持边境通行证的兵团二师师部鹤岗。经过二十天的培训后，我又被分配到三师，在三师师部还是一句“大学生必须经过劳动锻炼”，我被再次下分——从师部到十八团团部，从十八团到四营营部，从四营营部到兵团的最底层——号称“涝洼塘”的三十七连，这是真正的北大荒啊！

70年代在北大荒建设兵团（左一为作者）

记得非常清楚，那年，我这个北京来的大学生，一个小毛丫头是跟在一头猪的后面，踩着烂稀泥走进这个连队队部的。报到的当天，我向连长递交了一份入党申请书，这是我在被一级一级往下分配的过程中，满怀豪情陆陆续续写完的。正是这个精神支柱才使我这个刚刚迈出校门的女学生有勇气面对现实，独身一人走进这个荒凉的边陲小村，把自己的命运和那里的人民结合在一起，并全身心地投入到屯垦戍边的洪流之中。

其实，当时我也很孤独、很害怕。劳累了一天，我望着满天的星星问自己，我在哪儿？在天边。北京在哪儿？远极了。正是因为有把毕生交给党的决心、有扎根边疆、建设边疆的信念，我才能和那里的贫下中农、广大的知识青年融合在一起，在短短的时间里就当上了知青农工排排长，带领他们在北大荒战天斗地。钻进一望无边的玉米地拿大草，泡在齐腰深的泥水中抢小麦，顶着刺骨的“大烟炮”刨冻土，冒着凛冽的寒风访贫问苦……艰苦的劳动锻炼了我的筋骨，磨练了我的意志。我干遍了一年四季的农活，吃了许多苦，也收获了许多。现在回想起来，那段艰苦的岁月是我一生的自豪和永远的财富。

正当连队要提拔我当副连长的时候，当地教育部门调我去团直中学教物理。从此“忠诚党的教育事业”又成了我的座右铭，当了八年孩子王，和边疆的孩子们在一起度过了我有意义的青春。在1972年，学校的党组织培养我入党的时候，我才知道我的档案里除了家庭出身不好以外，还有海外关系和父亲是三青团骨干。莫须有的家庭问题，造成了我一生追求政治进步的很大障碍。到后来在保定工作期间，组织上再次准备发展我入党的时候，党组织的人说我的入党申请书找不到了，让我重写一份。脾气耿直的我，忍无可忍，决不原谅，一气之下，加入了九三学社。他哪里知道，我那份入党申请书是在什么情况下写的！能重写吗？！

三口之家（1978年）

粉碎“四人帮”，祖国迎来了科学的春天。1979年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组织上满足了我专业对口的要求，我被调到了红兴隆农管局通讯处传真站当站长，负责组织开通垦区的传真通信网。终于要学有所用了，我的心情无比激动，但是更大的困难接踵而来。我虽是工业大学无线电系毕业的大学生，但生不逢时，赶上“文革”，在学校里根本就没有学到什么专业知识。传真又是一门新的技术，更是一窍不通。为了把“文革”损失的东西夺回来，为了争自己是北京工业大学毕业生这口气，我从PN结开始自学电子电路基础理论知识，放下大学生的架子，不耻下问，向懂理论、有实践经验的同事求教，不顾孩子幼小，去哈尔滨工业大学进修深造。终于很快掌握了电子基础理论，熟悉了传真技术业务，不仅出色完成了农垦地区开通传真建网的任务，还连年保住了挂在我们传真站的流动红旗。那时，北大荒的男女老少都称呼我“毛老师”，这不仅是因为我教过书，还因为经常受聘到垦区各地的广播电视、通信系统举办的培训班授课，还是红兴隆农垦局职工业余学校的校长。

“万里雪飘遍地金，怎留飞鸟归故林”，这是我们离开北大荒时朋友的赠言。1984年底，我们举家迁入河北保定，又一次面临新的转折和考验。我的爱人也是北京工业大学的毕业生，他也在北大荒，曾担任红兴隆管理局通信站政治指导员和站长。我们都是40岁上下的人，要舍弃有所成就的工作基础，到一个举目无亲的地方，住房没有，孩子上学难，一切都是从零开始。“我们是北大荒人，我们怕啥”，这是我们一家三口人的口头禅。在保定又经过16年的奋斗，我的爱人曲永誉退休前是保定市经贸委科技处处长；我是市科协组织联络部部长，曾担任保定市七届、八届政协委员。我们以我们的人品、敬业精神、工作能力终又在保定扎下了根，赢得了我们应有的一切。

回顾离开母校44年来的生活经历，我觉得我们那一代毕业生，大多数都是和我们一样的，尽管经历了许许多多的坎坷和磨难，但是能乐观地迎接人生的各种挑战，就像一颗种子撒在哪里，就会在哪里生根、发芽，这是与母校的教育和培养分不开的。在我们上大学的时候，每个同学头脑中有一个思想是根深蒂固的，那就是：我们能进高等学府深造是十分幸运的。

我们是全国一百个同龄人中的一个，是工人、农民在养活我们，供我们上学。那时候为了大学生身体健康，党和政府提出确保大学生每月15元的伙食标准。那个年代这个数字让每个大学生都深切地感受到党的关怀和期望。那时，学校十分重视学生的思想教育，为我们创造了许多接受教育的机会。记得校领导李晨、宋硕、尹凤翔等亲自给我们做国际国内形势报告，激励师生站在工大，放眼全球；聘请全国劳动模范（曾任全国政协主席）李瑞环到校讲演，学习毛主席著作《实践论》《矛盾论》的体会；组织师生到全国劳动模范时传祥所在的崇文区清洁队参加淘粪劳动；还有房山的秋收劳动、双桥农场的麦收会战、北京无线电一厂的学工实践等，使我们学到了许多书本上学不到的东西。

看到55年来母校的巨大变化，作为一个校友，由衷地为此感到骄傲和自豪。我们永远不会忘记母校的培育之恩，无论走到哪里，都会关心和注视母校的变化和发展，期望着我们的母校在新世纪、新千年以更加矫健的步伐跨入国内一流大学的行列。

毛祥华。

我的一生很平凡，但欣慰的是不平淡：高考唯一不及格的是物理，却学的是无线电技术专业，工作后竟当了八年物理教师；明明是北京市属分配就业，却去了北大荒，成了兵团知青农工排排长，连队唯一的大学生；一心想把自己的毕生交给中国共产党，并为之不懈追求了十几年之久，终了，却急转弯加入了九三学社，成了一名民主人士；压根就不想谋官，却偏偏掉下个一官半职，当了科长；读书住校、工作去了外地，年轻时久离父母，退休后才返回京城敬老送终；电脑盲曾经不以为然，在花甲之年竟迷上了网络，开办了博客。现在年近七十的我，上网、摄影、舞蹈、种菜、养花、做家务，生活充实，享受着美好的夕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