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在茶乡》电影开机

五山二十三次之行，我与王佛全同行，《农民日报》记者施维从老家十堰直接去五山，在谷城与我们会合。《中国环境报》记者邓佳在北京有任务，来不了。在来五山之前，我特意把近期60封邮件中最重要的一封信回复了，就是来自绿十字在日本方负责人李永青。这次五山的茶王赛，原先想把规模做大一点，说服一些名人和外国茶叶经销商来，李永青主动与日本茶商联系。她是一个做事很认真的人，在她的言谈举止中常常会透露出爱国情绪。她在日本已有8年了，只要对中国有利，对绿十字有利，她都会很努力去做。

茶王赛定在25日举办，余书记第一时间叫我告诉李永青。她当时就回信说上次在北京见到余书记，感觉他不热情，就不想邀请日本人了。我告诉余书记，余书记表示没有，只是当时茶王赛的时间还没有定下来嘛!我又告诉李永青，李就很认真去办这件事了。4月15日，余书记说谷城不是对外开放城市，要申报太难，这里又是拍电影，又搞新农村，不然就不请日本人了，再说茶叶主要市场在中国，我们北京市场还没有打开，日本就更难了。

我说这可不是开玩笑的，对方都在办手续了。这样吧，叫刘波直接与李永青联系吧。刘波不知为何没有联系，后来知道是他没有确定时间不好联系，一直到明确茶王赛时间，才给李永青回信。

原定茶王赛时间是25日，现在又改为26日，日本方来人也只能待到25日，26日必须返回日本，余书记说时间已定，不能更改。李永青说五山来信明显的是不欢迎，她是出钱、出力，最后几头埋怨，事情搞得一塌糊涂，最后无奈日本人取消此行，他们对五山的印象很不好。

取消此行，我知道这意味着在李永青的心里又深深地打下了心结，日本人说李做事没信誉，李又怪我，我只能怪余宝军。唉，也难怪，这里没有接待过外商，茶叶在国内市场的营销还有许多工作要做，我也理解余宝军。就此我也进一步认识到，我永远是外来者，我只是过客，我想成为五山人，是不可能的。我要注意摆正自己的位置。

早晨起来我在写日记，王佛全在改日记。我说到2007年6月10日是绿十字成立3周年，那时我们出一本《绿十字日记》，也算是绿十字的一份礼物吧。

绿十字的发展需要大调整，我们现在的运作模式不是很好。上海展望学院、黄浩明促进会等就是很好的借鉴。我需要的是项目执行人员，绿十字要引进高级管理人才才行，上海展望学院的陆盈盈、华夏银行公主坟支行副行长程巧梅，他们都对市场运作有很强的能力，他们以专业的水准，把公益事业与市场发展结合得很好。从这一点来看,展望学院院长符战钢是谋大事的，我很敬佩他的能力与才气!

绿十字还很小，小得别人完全不知道。可是绿十字的优势就是有思想，有一群兢兢业业的员工，有实践，我们在扩大我们优势，让更多人了解绿十字。

有些人烦躁的时候爱喝酒，有人爱郁闷，我在高兴与不开心的时候就爱画画。4月间我用了大量的时间创作油画《汉江边的母亲》，我不知道是以什么样的心情来完成这个作品，可是这位老妈妈有一句话始终让我心中纠结。她说::“为什么要我搬家?死也不搬!”这个近靠临谷城边的小村，因为南水北调，他们的家将会被淹没。现在村里的人全部都搬走了，只有她不搬。孩子们把她背走了，她又回来了。她不停地问为什么北京人喝水要她搬家?她不解的眼睛总在我面前漂浮，于是便有了这张作品。这段时间是我最难的时候也是我临近收获的季节。对于艺术家来说，现在乡村视角艺术的建设与我架上的油画已经没有本质的区别，只是手法和材料不同。

24日下午2:30左右赶到五山镇，余书记在等我们。吃饭时，他接到3个电话都是要来五山参观的。余书记说实在是麻烦，典型不好当，现在事情太多了、太忙了，有时都招架不住了。他要先到村里陪十堰来的领导。他对施维说:“这可是你们家乡的领导啊。”施维说他们家乡太脏了，都快没法待了。

4:00多余回来了，我提出先到村里看房子，余书记说田河村现在也要行动了。他们看到人都跑到堰河村了，吃饭的人爆满，村书记也急了，要改造茶场建房了。我让他们先停一停，我看看能不能建，如何建。

我们一行三人先到田河办公室，杨书记在打吊瓶，见我来了说正好要找我，他行动迟了、老了、不行了，但现在一定要开始做了。

我笑了说:“你早该做了，我第一次选的就是田河而不是堰河，就是你没行动，不想做，没办法才转到堰河的啊!”

我很高兴田河杨书记终于要做了。杨说他们也要做农家乐，要搞垃圾分类。

我们来到茶坛边的旧房子，杨骑摩托车赶过来。要改造的房子我画了很多图纸，现在图不知道扔哪去了，这次我又要重新画。

旧房子四周有很多方便面袋子和垃圾。我对杨说，新农村不要只做表面文章，农家乐要由内向外的“新”，很多时候不是环境脏了，而是心灵脏了，心灵深处不干净，环境也不可能干净。我们不能就农家乐谈农家乐，那是没有生命力的，你们必须把环境与垃圾分类先搞清楚，垃圾不是清运填埋而是分类资源化。

然后又看了第二处建农家乐的地方，我觉得这里没有优势，特点也不明显。我当时没有说，想先听听余书记的意见。在五山时，虽然大家尊敬我，农民认可我，很多事农民不听政府却听我的，五山给了我很高的权力，可是我知道这个权力是他们口头的，是随口说的，有时也是酒后的，与他们(镇与村)关系不处理好，我的权力会在一秒钟内就消失。

现在绿十字在五山有今天的局面也是不易，之前在偌大的中国找了很多地方，希望能接受绿十字的环保、可持续发展、生态艺术等观念似乎很难，各地政府说的最多的就是: 这些观念我们都懂，可是没有钱什么观念也没有用，你们带钱来吗?我说没有钱只有理念。

五山接受了我的理念。

5:00又到堰河，赶到黑子山庄，施工队郁老板正坐在小板凳上，低着头，很困的样子，见我们来了，精神也好了。

房子基本达到我的要求，只是细活做得还不够好，玻璃太脏，边角不整齐，油漆滴得到处都是，电线盒上斑斑点点的……

郁老板问我能打多少分，我说能打90分(其实只能打80分，但在农村能做到这样已经很不错了)，那10分虽不多，但决定了品位。郁老板开心极了，说以为我只能打60分，哈哈。

这房子严格上说只达到我要求的80%，最重要的是主色调，黄色饱和度不够，房子就不够精神，大房间花朵灯不对，墙还是太粗糙，亭子的黄色显得太俗……没办法，拍电影的人要再迟10天来堰河，这个房子就是杰作了，现在只能是一个半艺术品。

一会张家新来电话说要回堰河村吃饭，有一个村民约了很多次了，问我愿不愿去,我想了一下还是说去。农民一般是不太敢请我和镇干部吃饭的，若提出一定是下了很大的决心，如果我们能去，那他会觉得很有面子。于是我又约上梁镇长、村书记、村主任、村会计等一起去。

城市人一说到农民苦就说是村干部和镇干部罪恶滔天，说村镇干部吃农民的要农民的，其实错了，农民是非常欢迎村镇干部到他们家做客的。

我们聊得很轻松，在一个低矮的土墙屋中，吃饭的人越来越多，菜也是随着话多,堆得像山一样，他们把我当成村里的一员，说什么都不回避。

第二天很早闵书记来了，让晚上去看看，村里漂亮极了，“黑子山庄”正式改为“银杏山庄”，这个山庄现在100万他也不卖。市里的很多专家和朋友说，这是襄樊地区最漂亮、最有品位的房子。

我说，晚上一定去!

晚饭时，刘显庭老爷子也来了，我与余书记把刘老爷子请到上座，我们怀着很崇尚的心情与刘显庭说话，因为没有他们(前人)的创业就没有五山的今天。

来五山二十三次，一直没有见到五山创业者陈炜波，五山人一直深深记着陈炜波和刘显庭，不易呀。刘老爷子说，我现在很开心，每年五山政府都给我送两瓶酒，两斤菜，这叫人走茶未凉。老爷子拉着我的手说:“孙专家啊，谢谢你把五山推到了湖北,让这么多人知道了五山的茶叶。”我赶紧敬酒，说:“没有你与陈炜波，就没有我们今天啊，喝酒!”

晚上余书记说:“我们到堰河看看，再看看你的宝贝建筑。前几天中国城市建筑设计院原院长、院士周家华的弟弟，在沈迟带领下，看了你做的房子，对很多学生说，孙老师不是学设计的，设计起来就放得开，讲究艺术与色彩、环境的关系，而他们设计时虽然正规，但有时会失之刻板。”

来到山庄，打开两边射灯，我们坐在亭子里，静听周边蛙声一片，春天的凉风吹地柳枝轻轻摇摆。黑黑的山谷里，山庄亮起了三盏射灯，黄、绿、蓝，照亮了美丽的山庄，从来没有的美丽，王佛全、施维、闵洪彦、余宝军、李惠如和我在畅想堰河的未来。

我们三人(我、余、闵)同时想到了三年前的情景，不禁对视而笑，那时哪想到会有今天啊!我们脸上多了几道皱纹，步入了中年，我今年45岁，余宝军44岁，闵洪彦43岁，我们同时想到了“桃园三结义”。

25日上午我与王佛全、施维到村里转悠，在银杏山庄与郁师傅聊天，问建完房子他有什么感觉?郁师傅说:“认真做就是不一样，有这么多人赞扬，对我以后发展有好处。这活儿做起来有意思，高兴啊!”

明天我要离开谷城，不能参加“第三届茶王赛” 和《爱在茶乡》 开机仪式。余书记希望我能参加，他说很多人想见你。我不知为什么就是不想参加，我越来越不想在电视和报纸杂志上出现了，出现得越多我感觉压力越大，工作越难做，因为你在这个地方是名人了，人们对你的要求就高了，而实际上我是最普通的人，这一点我心里非常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