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日认师有门户

我父亲是在天津结的婚，我母亲叫张世鸣，是天津葛沽人，我姥爷是个卖粮食的商人，也会弹弦，我有个舅舅叫张世鹏，有个姨母叫张世兰。

我的原籍是北京，可我是天津生人，我出生在南市四箴里，现在我写户口，一问原籍，我得写北京，我的子女们现在都写天津。

我出生一百天，过“百岁”的时候，常宝堃先生(艺名“小蘑菇”)、赵佩茹先生、刘宝瑞先生都来给我父亲道喜，我还有一张过“百岁”时拍的相片，因为没穿衣裳不好意思给您们看，我就自己收藏吧。

当年那个时候我还小，也没印象，是后来听我父亲说的，我父亲指着我就跟赵佩茹先生说，这个小小子，如果将来他要是干别的工作，他当总统、当军长最好，我就不管了，如果他要是说相声，可就是你的徒弟了。

据我父亲说，赵佩茹先生非常高兴，说只要这小小子长大了说相声，那就是我的徒弟了。当时常宝堃先生也在场，还自告奋勇说要给我做保师。

可遗憾的是我既没当上总统，也没当上将军，后来果然就只能说相声了。

我家后来搬到河东地道外，那个地方有个大钟表，人们就叫郭庄子大表。

我下面还有个弟弟，没留住，夭折了。

我弟弟属大龙的，比我小两岁，他叫德才，据我母亲说我弟弟长得比我白，比我俊，我母亲比较偏疼他。他三岁时出天花，那年头卫生条件不好，家长也不懂什么医学常识，我弟弟出天花没能闯过去就夭折了，我妈说当时正赶上院里有家邻居办白事摆酒席，可能是来来往往的人多给传染了病菌了。可那时的人迷信，就说我弟弟是被“扑着”了，就是被什么妖魔邪祟的冲撞了吧。

我还记得当时我正在出水痘，看着弟弟一下倒在地上就不行了，我母亲当然很难过啊，有邻居提醒，说看看这大的吧，我母亲才强忍悲痛又来注意我。

这样我们家就留下我这一条根，现在我快八十岁了，有俩孙子，一个外孙女，还有一猫。

我究竟多大说的相声呢？我是六虚岁，实际上那年我是五周岁，我是1938年生人。大约是1943年的时候，正是日伪猖獗的时候，天津也不例外。我听我父亲说，那时天津更紧张，买不着面，常宝堃先生有一回演相声，讽刺日本鬼子，说花好多钱买了两袋面，就是袋小点——牙粉袋儿。常先生从场上一下来，就让特务给抓宪兵队去了。

买不着面怎么办呢？得想办法呀，有人说江南那边活泛一点儿，能够吃得着白面的馒头。天津有几位相声演员去试了，有我的师叔冯宝华，还有刘宝瑞先生、冯立樟先生，这些演员都跑到江苏徐州卖艺去了。

后来冯宝华先生给我父亲捎来口信，说徐州挺好的，您到这块儿来作艺吧。1941年，民国三十年，我爸爸就带着我去了，那年我虚岁四岁。

我去徐州的那年还挺胖的，是个小胖小子。全家人坐火车到了徐州下火车，我比他们都方便，我不用从车门下车，因为我站在椅子上，车厢窗户那么大，天津说相声的冯宝华先生，站在站台上，从窗户里就把我抱下车去了。

多年以后冯宝华先生一见着我就说——小伯祥，他叫我小伯祥，当年是我打窗户眼里头把你给接下来的。我和他逗，说叔您再抱我一回吧，他乐了，说我打你个兔崽子，我抱得动吗？

虽然说那年我很小，但这个事情我还有印象，我确实记得是，冯先生把我从窗户那儿接下来的。

我四岁到了徐州，还没有说相声，没有学艺，因为太小。徐州的南关有一个地方叫金谷里，好像北京的天桥、天津的三不管儿、鸟市这样的一个场所。现在这个地方恐怕还有，当时就是一块空地，只是前头有一面墙，四外就都没有墙了，墙上有一个大门，门上面用洋灰(水泥)抠了三个字——金谷里，下面还有三个字——娱乐场。

进了门怎么走都行，里边地方很大很热闹，有说书的、唱戏的、打把势卖艺的、卖膏药的、拉洋片的；有小饭馆、小戏园、小旅店、小照相馆、小理发店，连派出所都有。

金谷里中间有一块空地，摔跤的、卖大力丸的在那卖艺，最早叫撂小地儿，上面搭个布棚子，底下摆着凳子，还有桌子。

有这么一位老先生在那块撂地，就是我们的前辈，山东快书大家高元钧先生，他在那唱山东快书。山东快书原来总唱武松的故事，因为武松个子高，在家行二，所以山东快书原来叫唱大个子、唱武老二的。

高先生有两个优点，一个是净口，不像有些唱大个子的说荤口的段子，说明他自尊自爱，对艺术精益求精负责任；第二个优点，我怎么说的相声呢？就因为高先生的第二个优点，因为他特别义气，能团结相声演员，凡是天津、北京去的相声演员，像刘宝瑞、王世臣，包括唱快板的王凤山先生，都去投奔他。

以后冯宝华先生和我父亲也去了徐州，都能在他那个场地里头说相声，最后散了场之后，大家分钱，一天一分，帮着大伙有生路了。后来人多了，他又拿秫秸杆搭了个棚子，里面挂上汽灯，这样大伙白天撂小地儿，晚上在棚子里说，就能多赚些钱。

高元钧也能说相声，他是山东快书和相声两门抱。而且他相声门也有老师，是“老蘑菇”常连安老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