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在得人”

唐太宗李世民是我国历史上较为贤明的一个皇帝，他为了巩固唐王朝的统治，采取和推行了一系列比较开明的治国方针。其中，精简机构、任人唯贤就是重要内容之一。他即位不久，就提出了“官在得人，不在员多”的原则。就是说，政府机构的设置和官员的配备，重点是“得人”，即官员的质量，而不是数量。他还对宰相房玄龄讲了官员数量与质量的关系：

“若得其善者，虽少亦足矣。其不善者，纵多亦奚为?古人亦以官不得其才，比于画地作饼，不可食也。”

在唐太宗李世民看来，任用官员，宁可少而精，不可多而滥，重要的是“得其才”。为了贯彻“官在得人，不在员多”的原则，唐太宗还规定了相应的制度。在《职官令》中，对各级政府机构、官员设置作了明确规定，对妄置机构，私设冗员规定了惩罚条款，轻则受杖刑；重则判处徒刑，反映了唐太宗贯彻“官在得人，不在员多”原则的决心，这对贞观年间精简机构、防止官员冗滥起了很大作用。

“官在得人，不在员多”的原则，对于我们今天各级管理机构及其人员的设置，仍有借鉴的意义。

目前，不少政府机关臃肿、人浮于事的状况比较严重。究其原因，很重要的一条，就是有些人在考虑设置机构人员问题上，有宁多勿少思想。不是在“得人”上下功夫，而是贪图“员多”，总以为人多好办事。结果是机构重叠，因人设事，工作相互推诿、互相扯皮，助长了官僚主义作风，并由此而产生连锁反应，带来工勤保障人员增加、住房紧张等一系列的问题。

这样，“员多”了，不是提高了机关工作效率，而是降低了机关工作效率。纵观有些机关、部门，人员济济一堂，但真正能拿得起来，工作独当一面的却是凤毛麟角。由此可见，数量多不如质量好，“得人”远远胜于“员多”。

封建的国家制度就是一个官僚制度，机构重叠，人浮于事是它固有的弊病。纵然有个别贤明的君主，想要革除这一弊端，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不可能真正做到的。但是，我们社会主义的国家却有可能做到这一点。因而，唐太宗李世民的做法仍有可以借鉴之处。为了解决机关臃肿的状况，我们也应该像他那样，制定相应的规定、措施，保证编制的严格执行。比如，对于那些私自超编者，就应追究他的责任。大家不仅都要想通，而且要牢牢记住：

“官在得人，不在员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