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与写话

有些热心的朋友问我读书和作文的诀窍，我大半是无言以对，因为自己虽然也挤时间读过一点书，写了一些散文、杂文，但都根本未曾想过这个事，所以也就说不出什么来。问者一多，这才不得不想一想：读书和写文章原来也有诀窍的么？而我好像只能答出一个笨办法——啥叫读书？就是和作者谈话、谈心；啥叫写作？就是写话，写自己想说的话。

书，无论中国书，外国书，都是人写的；无论今人或古人的书，都不过是人说的话。因此读书就是听作者说话，不同的只有一点，写出来的话，比口说的话要简练得多，讲究一些。有的还打扮一番，装腔作势。有的不便直说或不敢直说而又要说的话，还免不了绕绕弯子，叫作“王顾左右而言他”。但你只要透过这些，仔细听，也仍然不过是在写他想说的话。

我们常说的一句话，叫知人论世。怎么做到知人论世呢？仔细听他说的话是一个办法。有的人心口不一，言行不一，但只要听其言，观其行，两相对照，总还可以探知其人，得出个结论来。

不过，读人家的文章也有难处。最难的就是他不一定同你说真话，或倾心而谈。一个人迫于时势、地位、场合、文体，一般的都要装装腔调的，这往往被称作“讲话要得体”。因此就不易于同他赤裸裸地谈心。他的日记、情书、家信等等，比较地裸露些，往往又不肯公开发表，一到他想到公开发表了，他又多半要加些修饰，现在的官话叫“整理”，那就是要化化装，有的甚至是假的。这确是个大难处。但是，你再想一想，和人谈话，听人讲话，又有几个完全不化装，而只说真话、大实话的？你和他的交情不到这个地步，想对面倾心而谈，那是不可能的。但是，难虽难，倒也不是完全无法读懂。只要借助于分析，弄清他说话时的地位、背景、心况，了解了他说话的动机，也是可以探知他的真意的一二的。

举例来说，曹操这个人物，历来争议较多，说好，说坏，竟至可以全然相反。但你若不太轻信《三国演义》的说法，多读读此人的书，对他的了解就不一样了。此人第一，是军事家、政治家、文学家、大诗人。第二，此人尚通达，不拘细行，比较体任自然。第三，此人也真敢薄汤武，非周孔和历史的成见、偏见，与两汉的经师等对着干。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思想比较解放。但读他的书时可得注意。他也得装腔作势，如发表宣言，为人作墓碑等这样的文章时，是一种面孔；可是一到诗词、家信，和好友谈话时，就露出真面孔来，就不再隔着几层面纱，罩上那种神圣的光环了。他的“表”（就是给皇帝写的报告）有的也说真话，或不得不说真话。如他的有名的自白书《让县自明本志令》那一篇，就敢说出真情实话。说出天下如没有我，不知要多少人称王，多少人称帝。又说，你们看我权势太大，一定会有野心，篡位当皇上，其实我现在还真不想这么干。又说，那么叫我交还兵权退位吧，我也不干，早上交了，晚上就抓了起来，图虚名而遭实祸。历史上把这种话能像他这样坦率地写出来的还真不多。我比较地爱读三曹或四曹（加上明帝）的书，就由于这一点。一来想打破历史的传统成见，自己看看纸面后的真人实情；二来对这几位比较的还敢多少讲点真话的人有些格外的敬意。

鲁迅书赠瞿秋白一联：“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对我教育很深，我到现在才稍稍明白这话的深刻含意，是经过多少“血泪相和凝”的甘苦之后才讲得出来的。天下甚大，同志甚多，这不假，事无不可对人言，啥也不怕，共产党员毫无私心。但若能得到各方面都可倾心、倾怀一致的知己，又谈何容易。从此我也悟出，读古人书为啥会有时偏爱一些人的缘故。为啥鲁迅花那么多的时间去研究嵇康，嵇中散，就是有此原因在内的。

偏爱我的文章的同志问我，作文、读书有什么经验教训吗？我这里也可以“王顾左右而言他”，答曰：我刻了一个钤画时的闲章，文曰：“除坦直外，乏善足陈！”

刘金（1922—2008），

浙江嵊县人。1943年开始发表作品。1986年任《文学报》总编辑。主要作品有诗集《笨拙的颂歌》、《前线的故事》、杂文集《马上随笔》、《吹沙居杂文集》。

“咕咚来了”的教训

给中华民族造成大灾难、大混乱、大破坏的“文化大革命”，已经过去十年了。每当我回忆起那个恶梦般的可怕的日子，就会联想到小时候读过的一个童话——“咕咚来了”。这个有趣的童话说：湖边树上住着一只猴子。一天，它在睡意惺忪中，听到湖里“咕咚”一声巨响。它害怕极了，赶快跳下树来逃命。一面逃一面嚷：“咕咚来了，咕咚来了！”树林里的猴儿们一听，便都丧魂落魄地跟着逃。跑呀跑，直跑到筋疲力尽，瘫倒在地，不能动弹。这时，有只猴子问：“咕咚在哪里？咕咚是什么样子？”却没有一只猴子答得上来。

“文革”中许多荒谬绝伦的事儿，就是这样莫名其妙、糊里糊涂地发生的，跟“咕咚来了”何其相似乃尔！

什么人说了声“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成亿上万的人就一哄而起，到处抓人、关人、打人，到处抢砸财产，毁灭文物，践踏人权，霎时间把神州大地变成了人间地狱。却没有人问一声：何谓牛鬼蛇神？牛鬼蛇神究竟是什么样的性质？什么样的罪名？

什么人说：某个老革命、老干部是叛徒、特务。立刻，几乎所有的老革命、老党员、老干部都成了叛、特、反，可以任意地将他们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或隔离审查，或刑讯逼供，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却没有一个人想过（有的人也许想了，却不敢说），如果这么多老干部都是老反革命，都是叛徒、特务，中国共产党怎么能够从几个共产主义小组发展到几十万、几百万、几千万党员的大党？中国革命怎么能够成功？新中国怎么能诞生？

江青胡诌了一个“文攻武卫”，立刻，全国各地就打开了真刀真枪的内战。在这如醉似痴地着了魔似的疯狂“攻卫”中，不知有多少人白白地流了血，丢掉了生命……

“文革”中这一类荒谬绝伦的“革命行动”，实在是太多了，用一句成语来说，叫做“罄竹难书”。这真是我们民族的一个史无前例的大悲剧啊！这大悲剧的根源在哪里呢？根源也许有好几个。其中的一个便是盲从。如果大多数群众能够独立思考，有权独立思考，而不是群起盲从的话，这个大悲剧也许不会导演成功。即使导演成功了，也可能被限制在一定的范围之内，而不致席卷全国，掘地三尺。

盲从附和实在是我们民族的一种很坏的根性。它是几千年封建社会对人性践踏和扭曲的结果。

根绝盲从附和这一痼疾的对症良药，是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在人民中养成普遍的民主精神。最近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指导方针的决议中，强调要切实推进政治、经济和整个社会生活的民主化，进一步扩大社会主义民主。这是非常英明的。这不仅保障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成功，而且必将使“咕咚来了”式的悲剧永远不再发生。

198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