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从延安寻找答案

再从延安寻找答案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在哀鸿遍野、内忧外患的中国，有数千数万道革命的小溪汇聚到西北边陲一个叫作“延安”的小城。延安，像一块巨大的磁石，吸引着无数风华正茂的热血青年。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他们殊途同归地从东北、从华北、从西北、从南方、从海外，穿过敌占区，越过封锁线，来到这个黄土坡。

这是一方贫脊而神奇的土地，许多年轻人来到后，便有了在灯红酒绿的大上海、大北京、大沈阳等地都无法得到的深切体验，展示了得天独厚的才华。5年后，贺敬之与丁毅一道创作新歌剧《白毛女》; 12年后，丁玲写出了《太阳照在桑干河上》; 27年后，于蓝成功饰演了《烈火中永生》中的江姐。那一道道小溪的浅吟低唱，汇聚为文艺救亡的壮阔波澜。《兄妹开荒》、《白毛女》、《东方红》、《延安颂》、《黄河大合唱》……一个个脍炙人口的名篇佳作喷涌而出;艾青、蔡若虹、周巍峙、吕骥、柯仲平、罗工柳、古元、王昆、李焕之、光未然、欧阳山尊、王朝闻、刘炽……一个个熠熠生辉的名字从此定格史册。

那时，在吴起、在安塞、在洛川、在三边……每有演出，观者云集;每有朗诵，听众纷涌;每有画展，盛况不衰。郭沫若禁不住挥毫赋诗:光明今夕天宫府，听罢秧歌醉拍栏!

相伴着青春淬炼的深情讴歌，相伴着风雷激荡的红色篇章，中国文艺从此一扫低沉、哀怨、缠绵，奠定了高亢、明朗、激情的基调。1949年6月，在第一次全国文代会上，周扬感慨万千地回忆当时的情景:“在解放区，文艺的面貌、文艺工作者的面貌，有了根本的改变，这是真正新的人民的文艺，文艺与广大群众的关系也根本改变了。”延安文艺，赓续五四传统，承袭长征精神，发扬左翼思潮，拓展苏区文化，汇流陕北风貌，为新中国文艺事业奠定了不朽的基石，为新中国文艺走向普及、繁荣指明了方向。正是凭借这种精神，70年来，文艺战士们唱出了“风在吼，马在叫，黄河在咆哮”;文艺建设者将千疮百孔的旧中国建设成文化大国;文艺工作者戮力与共，继续将中国文艺事业推向一个光辉的新阶段。

这一切实践和理论、丰功和伟绩，都缘于70年前鲜花盛开的5月，在延安中共中央办公厅门前的空地上，三根木棍支起一盏汽灯，召开的一个文艺座谈会。毛泽东极其重视地给每个参会者写了请柬，并于2日、16日、23日作了三次生动而深刻的报告。毛泽东推心置腹地说:“大家为了真理，进行了热烈的讨论。”“纤笔一枝谁与似?三千毛瑟精兵。”在陇东前线，毛泽东用电报发给丁玲的这首词赋《临江仙》，熨帖地道出了这位共产党领袖对新文艺的清醒判断:中国革命的胜利，不仅“要依靠手里拿枪的军队”，更要有“文化的军队”，这是“团结自己、战胜敌人必不可少的一支军队”。看看这阵子关于延安文艺座谈会的电视专题片就会发现，70年来，每一次回味，那热烈的场景仍意韵悠长;每一回重温，那烫人的话语仍令人振奋。延安文艺座谈会——我党历史上第一次召开的关于文艺问题的专业会议，指出了中国文学艺术的中心问题，就是“一个为群众的问题”和“一个如何为群众的问题。”

这两个语言再通俗不过意义却十分深远的问题，就是照耀中国文艺70年道路的“延安命题”。当年，面对4万多怀抱报国激情汇聚延安的文化青年，针对他们与现实接触不多、对群众“不熟、不懂”等种种问题，毛泽东以高超的理论智慧，厘清了“文艺与时代”、“文艺与生活”、“文艺与大众”等基本关系。文艺应该为人民大众服务，文艺作品的源泉是人民生活，文艺工作者“必须和新的群众的时代相结合”……这些论断，为中国文艺工作和文化发展指明了方向。

“延安命题”，其实早就走出了延安，走出了上世纪四十年代，走出了文学艺术界。从延安到西柏坡，到中国共产党执政，到拨乱反正，到改革开放，到科学发展的新时代，可以肯定地说，我党关于文艺工作者(包括新闻工作者)与人民、与生活、与实践的关系的本质揭示和前行方向，没有哪一种理论超越了毛泽东提出的这个“延安命题”，没有哪一种思想不是以这个“延安命题”为渊源的。

时代在前进，“延安命题”也是新时代每个文化工作者都必须面对的“元命题”。放在70年后的今天，《兄妹开荒》可能吸引不到哼唱流行曲的嘻哈青年，《王贵与李香香》也难以获得数字化一代的共鸣。时代场景的转换，必然需要文化推陈出新。这正意味着，在体现时代、贴近生活、服务人民上，“延安命题”需要全新的当代回答。

我国出版物、电视剧生产数量都已居世界第一，文化产业增加值加速递增，文化节会方兴未艾，文化发展成就斐然。然而，繁荣之下，仍有“虚胖”嫌疑。如果电视里尽是长袍马褂、宽袍大袖，或是高级饭店、时尚派对，如何表现时代的深刻变革?如果“山寨”成为创意的源泉，“仿制”成为设计的标准，如何体现社会的文化品质?如果一拥而上建人造景点、主题公园，生搬硬套搞大型节庆，如何满足公众的文化需求?正因此，“延安命题”更显出穿越时代的意义。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群众通过消费进行文化选择。产品没有市场，就意味着不能吸引群众;得到了市场认可，就赢得了群众的掌声。这虽与延安时代艺术家们面对的情势大不一样了，但“群众”这个关键词却始终未变。自认为“现实性”、“时代化”的文化产品，如果不能经受市场的挑战，不能得到群众的认可，只能证明对时代体察不够深刻，对社会了解不够深入。“格格”红了，男主角就都设计成“阿哥”;一本书火了，所有书名就都带上“那些事儿”……在产品和市场也陷入恶性循环时，终究需要文化工作者制作出更吸引人的产品来打破。

近期热播的电视剧《知青》，编剧从40多年前的亲身经历和千万知识青年成长历程着眼，切中了当今年轻人几乎对那一时代印记整体“懵然”的社会痛点，给人提供了很多很广阔的思考空间，因而得到很高的收视率。该剧不花巨资聘用当红明星，也没请人在报刊上登整版吹捧剧评，却让广大观众一到晚上八点就端坐在电视机前，也给央视一套黄金时段带来了丰厚的广告。这几年，从《潜伏》到《双面胶》，再到如今的《知青》，事实证明，谁贴近了时代、社会和人民，时代、社会和人民就会眷顾谁。我国每年生产500多部电影、1万多集电视剧、1亿多册图书……正是因为文化市场的繁荣发展，文化工作者才更需要深思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振聋发馈的提问。“穿盔甲、舞大刀、骑战马”的电影输给了一个世纪前的冰海沉船，是不是远离了公众最真实的情感?高投入、高科技、大场面的演出却落得个票房寥落，是不是缺少更深入的思考和最基本的真诚?一年一度的江浙沪越剧大展演剧目年年增加可总跳不出“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的俗套，是不是找不回四五十年前创排现代戏的热情和能力?

延河水依旧潺潺流淌，宝塔山依旧巍巍耸立。今天，从延安再出发，让我们发问:毛泽东当年提出的这个“延安命题”，难道仅仅是针对文学艺术的吗?当时或许是，但是，从新闻实践来看，从新闻系统正在深入开展的“走基层、转作风、改文风”活动效果来看，我们真切地感受到，新闻界不正也活生生地在回答“一个为群众的问题和一个如何为群众的问题”吗?这个以人民为根本的文艺观，同样也是以人民为根本的新闻观。相比历史上和国外的各种新闻观，它最有社会影响力，最具创新活力，最能体现新闻规律，也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宗旨在新闻工作领域的具体体现。只有贴近群众、贴近生活、贴近实际，新闻媒体才能真正成为党和人民的喉舌，才能坚持讲真话、讲实话、讲有用的话。

如同文艺界一样，多年来新闻界也存在着脱离群众的倾向。有的记者下基层走马观花、蜻蜓点水，同群众感情上难交融，语言中难沟通，写出来的东西不免生硬、抽象、概念化。有的报道与大众关心的问题不对接，与大众想了解的东西不搭界，读者没兴趣。有的报道把鲜活的理论讲得枯燥乏味，把朴素的真理说得神乎其神，读者不相信。“延安命题”的真谛在于大众化，而对新闻报道来说，大众化就要求说大众话。大众话，才能更好地把科学理论变成群众的实践，才能更好地回应老百姓的关切。大众话，不是象牙塔里玄奥的理论，不是教官口中干涩的教条，而是跃然纸上的简洁的概括、形象的表达、平易的述说。当然，我们所说的大众话，不仅是通俗易懂的话，而且是打开时代问号、揭示社会本质、诠释大政方针、破解生活难题的话。新闻纸，只有善于说切中时代脉搏、贴近民众生活的话，才能一纸风行、长盛不衰。这，大概就是新闻人在“延安命题”面前应该作出的回答。

(2012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