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鲁门对蒋介石的责难

三、杜鲁门对蒋介石的责难

几乎当时所有人都承认发生在国共军事冲突愈演愈烈之际的李闻惨案，是国民党坚持武力统一的又一明证。马歇尔一边要调解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国共纠纷，一边还承受着来自国内的舆论压力，然而已经有些精疲力竭的他，还要应付另一件节外生枝的事——听取龙云对别有用心之人将李闻惨案祸首栽赃到他头上的驳斥。

李闻惨案发生后，云南省警备总司令部一面贼喊捉贼地发布悬赏缉凶启示，一面散布谣言，栽赃陷害，说龙云集团某某人乘云南省主席卢汉赴东北视察滇军，以“省政主持无人之时，发动有计划之谋杀，冀嫁祸政府”，且“谋杀案之主使人已逃往昭通原籍躲避”，遂即拘捕了龙云任昆明行营主任时的副官处长杨立德中将。^[19]所谓“谋杀案之主使人”，暗指龙云三公子龙绳曾。7月25日蒋介石在庐山召见霍揆彰时，有记者特询问李闻案主谋是否龙绳曾，霍揆彰以“尚不一定”四字回答。^[20]这种半遮半掩，其实就是暗示，弄得一时外间沸沸扬扬，将怀疑指向龙云。

龙云自1945年10月初被蒋介石发动政变搞下台后，只挂名做军事参议院院长，且无行动自由。龙云岂肯替人背过，一气之下于7月29日发表公开谈话，怒斥“近日京沪少数报纸，对该案多作不负责任之报道，涉及私人之信义，不知其消息来源有何根据?”复声明：“无论为外人所投或自行采访，而一涉私人，即应负法律责任。甚望各报在政府未正式公布调查结果之前，对于此案勿再轻率发表不负责任之报道。”^[21]30日，马歇尔从庐山返回南京，次日龙云便登门拜访，两人晤谈近一小时，有消息说会谈中心即“云南情形及李闻事件”。^[22]弱势者总是容易获得同情，马歇尔显然被龙云的诉说打动了。不知是不是受此影响，第二天马歇尔见到国共谈判国民党代表俞大维时，忍不住说：“据我与司徒雷登博士观察，委员长在美之声望，已渐降落。”^[23]

在国共军事难以中止，李闻惨案又牵扯甚广情况下，无可奈何的马歇尔做了件出人意料的事，他要求杜鲁门总统直接出面向蒋介石施加压力。马歇尔在《使华报告书》中这样写道：“在此期间，司徒雷登博士与余，本拟发表美国对华政策，但觉此时此举，未必生效，不若由美国总统直接以私函致蒋介石委员长之愈。于是我们备好草稿，寄呈总统，请他核准及作适当之处置，嗣后我得报告，8月10日国务院将总统是日致委员长之函，送交华府中国大使馆，内容与我们建议者相同。”^[24]

马歇尔调停时期，杜鲁门与蒋介石之间总共互通过三封信，按照马歇尔意见写出的这封信是第一封，而后两封也是由此信引起的。鉴于这封信的重要性，这里有必要将顾维钧的译文录出如下：

本人自派马歇尔特使驻阁下左右后，对中国时局始终深切关注。现本人不能不作一结论，即马歇尔特使之努力似未奏效，实深遗憾。本人深信马歇尔特使与阁下商谈中，曾将美国政府之整个态度与政策及现有见解之美国舆论正确奉告。近数月来之中国政情迅趋恶化，实使美国人民深感忧虑。美国固继续希望中国在阁下领导之下，仍能成为民主强盛之国家，然最近局势之发展，使人不能不认为国共两党中均有极端分子，各顾私利，阻碍中国人民之愿望。本人不敢不竭诚奉告者：1月31日政治协商会议所订协定，曾为美国方面所欢迎，而认为远见之举。可使达成统一与民主之中国；但美国对协定之未采取切实步骤使其实行，殊感失望。现此点渐为美国对中国前途展望之重要因素。兹以中国内争日炽，尤以新闻刊布自由及智识界发表开明言论等举，日见加强压迫之趋势，故美国舆论之认为美国对华政策应予重加检讨者渐见增多。最近昆明发现有声望之教育阶层人士惨被暗杀案件，美国人民未尝无闻。此案责任属谁，故置勿论，其结果适使美国人民对中国局势益加注视。且信中国对社会问题不采取民主方法，仍欲凭藉武力，利用军队或特务警察以求解决。吾人对于中国国民期望和平民主之信心，虽已为近来发生事端报动摇，然尚未泯灭。美国政府仍坚持协助中国，俾能于真正民主政府之下，建立和平与稳定经济，然照此间观感，中国国民之期望为黩武军人及少数政治反动分子所遏阻，此辈不明现时代之开明趋向，对国家福利之推进，不惜予以阻挠，此种情势实为美国国民所深厌恶。倘若中国内部之和平解决办法，不即于短期内表现真实进步，则美国舆论对中国之宽宏慷慨态度势难继续，且本人必须将美国立场重新审定。本人深望阁下能于最近期内惠予好音，使贵我两国间所相互宣布之目的，获致完成。^[25]

杜鲁门以私人名义写给蒋介石的这封信，反映了美国政府对中国形势的忧虑。因为蒋介石一意孤行，独吞胜利果实的企图，不仅很难得逞，而且势必造成中共摆脱约束，导致苏联在华势力的扩大，这便影响到美国的远东利益。正因如此，杜鲁门在信中除了对中国未能采取切实步骤实行政协协议表示失望外，还强调美国民间舆论对国民党压制舆论十分不满，对制造暗杀更是深为厌恶。同时，他还用外交辞令正告蒋介石：如果中国内部问题不能和平解决，自己就要重新考虑美国对华政策。

依国际惯例而言，一个国家对另一个国家的批评，通常首先利用高级外交人员以谈话方式传递信息，只有迫不得已时才由国家元首出面。杜鲁门的信当属后者，且批评之严厉，仿佛颐指气使地教训一个未成年的孩子。我们不知道蒋介石看了这封经中国驻美大使顾维钧转回国内的信后是否暴跳如雷，也不清楚这封信在李闻惨案善后中究竟起了多大作用，因为这封信到达蒋介石桌子上时，闻一多被刺案的处理方针业已确定。然而，问题的关键并不在此，而在于它再次明白无误地把国民党能不能容忍国内反对势力，能不能善待在野党派批评，与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联系了起来。由此可见，李闻事件在全面内战爆发前夕对美国对华政策的影响，确实不同寻常。

抗战以来，一直以领袖自居的蒋介石，在国际上还从未受到过如此指责。带一肚子气，蒋介石继派遣警察总署署长唐纵之后，又派陆军总司令顾祝同、陆军总部参谋长冷欣、宪兵司令张镇赴昆全权处理闻一多被刺案。8月25日，顾祝同在翠湖云南省警备总司令部举行第二次公审，判决云南省警备总司令部稽查处特务汤时亮、李文山死刑，并于26日执行枪决。^[26]同时，顾祝同宣布蒋介石命令：霍揆彰革职，交陆军总部看管。这些事情办完了，蒋介石才复电杜鲁门，其时相距杜鲁门发信之日已至少两个星期。

蒋介石的复电本应是对杜鲁门批评的答复，却成了武力统一政策的辩护书。电中说，“和平的愿望必须是相互的”，言外之意把内战的责任推到中共头上。蒋介石说他也希望和平，但前提是“共产党必须放弃其以武力攫取政权、推翻政府及建立一个有如目前东欧的集权的政权的政策”，这等于告诉美国，他反对战后在欧洲流行的联合政府形式，因此不愿意按此模式改造政权。在开出这个条件之后，才涉及李闻事件，却轻描淡写地说“政府方面的若干下级人员也有错误”，但它“与共产党方面罪恶昭彰的违犯相比较，这些错误是渺小的”，况且“政府方面任何时候发现任何错误，我们对犯错误的人是严惩不贷的”。^[27]

蒋介石在闻一多案善后问题上的确费了不少心思，但他最终放过了暗杀李公朴、闻一多的主谋——云南省警备总司令霍揆彰，且把李公朴被刺案悬挂起来，只枪决了两个声称个人行为杀害闻一多的小特务。这种“严惩不贷”，不仅推卸了政府的责任，也在很大程度上是做给美国看。

【注释】

[1]《纽约邮报提出警告》，上海《文萃》1946年第40期，17页。

[2]美国国务卿为贝尔纳斯，时其生病，由副国务卿艾奇逊代理。

[3]《美国哈佛大学等五十三位教授为李闻事件的抗议》，方仲伯编：《李公朴纪念文集》，69页，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3。

[4]《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为李闻事件的抗议》，《李公朴纪念文集》，67页，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3。

[5]《1946年7月17日马歇尔与周恩来会谈纪要》，郭曦晓译。按：郭曦晓原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外关系室研究人员，后赴美国、加拿大留学。本纪要即其提供，唯当时未记录材料来源，且日后与郭君失去联系，以致无法准确注明出处。

[6]《1946年7月17日马歇尔与周恩来会谈纪要》，郭曦晓译。

[7]菲利普·D.斯普劳斯：《关于李公朴闻一多暗杀事件的责任问题》，中共云南师大党委党史资料征集组编：《一二一运动史料汇编》第5辑，101页，1985。

[8]［美］福雷斯特·C.波格著，施旅译：《马歇尔传(1945～1959)》，130页，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1。

[9]据《1946年7月21日司徒雷登致贝尔纳斯的报告》，郭曦晓译。马歇尔的助手比尔在《马歇尔在中国》一书中也提到司徒雷登在庐山向蒋介石提出的这三项要求，其中第一项为“否定政府与昆明的暗杀事件有牵连，并向全世界彻底澄清此事”。

[10]《李闻在昆被刺案主席严令缉凶，政院派唐纵赴昆督办，并通令保障人民安全》，《中央日报》1946年7月18日第2版。

[11]参见《李何林昨在文协会上报告昆明近况，刺杀李公朴凶手已由警备部提去，昆当局反对美领事馆保护张奚若等》，《文汇报》1946年7月25日第4版。对于昆明民主人士避入领事馆的过程，一种说法是美国领事主动把他们接去的，该文则说：“十五日闻一多父子被刺后，各教授即打电话至昆明美领事馆，请求保护，美领事劳森(Rosser)极富正义感，当即自驾吉普车分赴各人住处，接往领事馆。”又，文中说进入昆明领事馆避难者中，有两人是《民主周刊》工作人员，但未记录姓名。

[12]《梅贻琦致教育部电》(1946年7月15日)，清华大学档案室存。

[13]《朱家骅致蒋介石密电》(1946年7月18日)，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存。

[14]《司徒雷登致巴特沃斯的信中所引昆明领事馆副领事的报告》，郭曦晓译。

[15]《李何林昨在文协会上报告昆明近况，刺杀李公朴凶手已由警备部提去，昆当局反对美领事馆保护张奚若等》，《文汇报》1946年7月25日第4版。

[16]《昆民盟十一人，美领馆保护中，美国务院证实此事，谓安全有充分保障时即脱离》，《大公报》1946年7月21日第2版。

[17]《刘英士致朱家骅函》(1946年7月22日)，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存。文中所说的星期五为1946年7月19日，星期日为21日。

[18]闻一多被刺后，朱家骅最早派钟道赞、冯友兰调查真相。钟道赞为教育部督学，时虽人在昆明，但承担不了此任。冯友兰则在重庆候机，急于北返，亦未接受委派。(《朱家骅致蒋介石急密电》，1946年7月18日，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存朱家骅档案。)其后，朱家骅又拟在中央大学校长吴有训或中央研究院总干事萨本栋中选择一人赴昆，亦未果。(《调查李闻被刺案，唐纵今日飞昆明》，《中央日报》1946年7月19日第2版。)

[19]《李闻案即可大白，当局已获重要线索》，《大公报》1946年7月26日第2版。

[20]《李闻案即可公布，又传与龙三公子有关》，《文汇报》1946年7月27日第1版。

[21]《龙院长发表对李闻案谈话，各方宜以极客观之态度，静待政府报告以明真相》，《云南日报》1946年7月30日第2版。

[22]《龙云曾往访马帅谈李闻事件》，《文汇报》1946年8月1日第1版。

[23]梁敬錞译注：《马歇尔使华报告书笺注》，308页，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4年1月编印。

[24]梁敬錞译注：《马歇尔使华报告书笺注》，326页，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4年1月编印。

[25]《美国总统杜鲁门致蒋介石密函》，朱汇森主编：《中华民国史事纪要》，356～357页，1946年7月至12月分册，台北：“国史馆”，1990。

[26]汤时亮真名汤世良，为刺杀李公朴凶手。李文山真名李明山，为刺杀闻一多凶手。二人都是为替上司扛过自首，承认他们杀害了闻一多。按预先计划，执行枪决时换上另两个替死鬼，但顾祝同怕弄巧成拙，没有同意。尽管如此，舆论仍认为这两个特务并未处决，处决的不过是替死鬼。

[27]《中国大使(顾维钧)致杜鲁门总统》(1946年8月28日)，《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1辑，671～672页，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57。该函转述的是蒋介石对杜鲁门8月10日函的答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