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式”意识的当下匮乏

二、“形式”意识的当下匮乏

闻一多作为一个现代的学者、民主斗士，其思想是复杂的，但作为一个诗人，他始终关注诗歌本体层面的形式秩序的寻求。这一作为诗人当有的本体意识和写作品质不仅使他和当时许多诗人(如胡适、俞平伯、郭沫若等)区别开来，也使他作为一个早在20世纪40年代就走完人生旅程的现代诗人，在当下中国诗坛的新诗写作中仍然具有极为重要的参照意义和具体诗学主张方面的启示价值。

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在“第三代”诗人之后，当代中国诗坛经历了许多写作立场上的纷争和有流派性质的新的群体的崛起，但时至今日，关于现代汉诗的形式建设仍然是一个常常被淡忘的话题。无论是“70后诗人”的出场、“下半身写作”的热闹一时、还是几乎与“下半身写作”对立的“完整性写作”、还是近年“草根诗歌”的提出，无一不是在诗的情感、经验的精神层面上大做文章，而关于诗歌本体层面的形式问题，则少有人专心探索。不仅如此，当代诗坛一些在创作上颇有成绩的优秀诗人，在此方面也缺乏应有的自觉。譬如，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创作和批评方面均很出色的诗人臧棣就认为：“……‘无韵诗’的概念，对我来说，它可能比‘自由诗’的概念要好一些。也不妨说，‘无韵诗’是我书写诗歌时的潜在的范式。我不认为新诗需要一种类似古代诗歌那样的普遍的形式。新月派的诗歌实践除了提供反面教材外，我看不出有什么其他的意义。”^[10]很显然，强调对诗歌形式的自觉意识并不就是要发明一种普遍适用的永恒形式，从前面的论述看，即使是新月派也不是这样，而对闻一多等人在新诗形式建设上的努力作如此抹杀，更是叫人感叹不已。历史似乎又回到了闻一多所不满的新诗只剩下“纯粹的‘自由诗’的音节”的年代。

诗是情感、经验的语言和形式诉求，特定的意象、语言对应着诗人的情感，而特定的诗形(音尺、句、行、节等方面的考虑)意识会影响诗人的用词和想象，会使诗歌处在一种经验、语言和形式的平衡之美当中。当代汉语诗歌不乏许多思想精深之作(也正因为太“精深”而导致了阅读和交流的困难)，却难以看见具备这种情感、经验的深切当中的语言及形式的和谐之美。新诗在当代，以大多数作品而言，都是在情感、思想、意识的“新”上做文章(要么口语化地简单叙述现实要么极端地想象现实而进入“超现实”的境地)，至于什么是“诗”，少有人去认真思虑。有学者在评价“朦胧诗人”的代表——北岛在海外的新近诗作时认为，由于其“超现实主义色彩越来越强烈”，充满“词的奇境”，诗作的整体意蕴难觅端倪，更多是在“让部分说话”，这样的诗作，“只有在过度阐释的情况下才会获得意义，如果不以释梦的方式与解密码的技术去进行这项工作，你会说他不通，他会说你不懂，结果将会不欢而散，无功而返”。

当代诗歌这一尴尬处境的一个根本原因在于只重视意义，而不关注声音(“声韵，节奏，旋律”)。“在北岛以及绝大多数中国现代诗人的诗学中，没有给这一种声音留下应有的位置。如果将诗的意义与声音视为诗的两翼，那么现代诗早已成了断翅的天使，试图仅凭它的一翼就飞向人的心灵。这当然做不到。”由于只重视意义层面的感觉和想象，缺乏形式要素的束缚和权衡，诗歌就成了缺乏基本心灵交往尺度的个人经验和语言两点之间的对应，成为了一种关于个人的感觉、想象的语词选择的表演，但没有经验和语言、形式三者之间的矛盾纠缠、寻求平衡的诗意效果。^[11]21世纪以来，大陆渐渐出现许多北岛复出后的诗作，由于其与政治的疏离和语言、想象的独特，令人耳目一新，许多优秀诗人(如欧阳江河)皆给予了极高的赞誉，少有人如这位学者一样能看出北岛诗歌的致命问题。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到当代诗坛无论是诗人还是批评家对现代汉诗的形式建设普遍缺乏自觉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