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责任

一九六八年，在毕业分配前夕，为了能在毕业分配时得到照顾，尽量分在同一城市，或是相邻较近的两地，很多同学在分配前结婚了。有的甚至已经有孕在身，成了准妈妈，以求受照顾的理由更充分些。

在这种情况下，大势所趋，我和玉尧也于当年六月九日，在他的兄嫂家，在兄嫂的主持下结婚了。婚礼简单朴实，是当年最提倡、最盛行的革命化婚礼。婚后，我们双双返校待分配。

赶在毕业分配之前结婚，这大概是在文化大革命这一特殊年代中的一种特殊景观吧！

毕业分配时，我在辽阳，玉尧在海城。这是相距较近的两地，火车车程一百分钟。我们虽然没有共同生活，却能经常互相探望，既省却了互相的牵挂，又省却了繁琐的家务，是学生生活的一种延续。

一九七一年，我调到海城。我们算是有了一个家。这个家简单得很。除了几件简单的锅碗盘盆，除了两套行李，一个柳条包和一个帆布皮箱，装着几套简单的换季衣服，再无他物。

当时，我还没有做好主持一个家的心理准备，不知道该如何去打理、去经营自己这个小窝。甚至，吃惯了食堂的我们，觉得做饭、买菜都是负担。那时候，买菜是凭供应券，每次买菜都要站排，无论菜的质量什么样，排到了都得买。不然的话，就得改日再来站排。还要担心票券是否要过期。我们早晨上班前去买，商店没上班；下班以后去买菜，有的时候又没有菜了。所以，买菜成了我们很大的难题。我们的日子就这么稀里糊涂地过着。好在我和玉尧都是困难家庭走出来的，又都是长期住校，吃惯了食堂，对生活没有太高的奢望，谁也没有什么挑剔。在这种放任的情况下，直到一九七三年女儿出生之前，我都不会做面食，不会正儿八经地炒几个像样的菜。我从来没有在做饭做菜上下过功夫。

一九七三年春节过后，我惊喜地发现，我要做妈妈了。这真是喜从天降。当时，我已经结婚五年了。为了这个小生命的诞生，我吃过中药，做过手术，都无济于事。后来，是玉尧厂里的一位师傅，告诉我们一条信息，我才大着胆子，冒着石沉大海的危险，给河南省汲县城郊一个叫张茂生的中医诊所写了信，寄了钱。谁也没有料到，大约不到一个月，药就寄来了。除了药品和简单的说明书外，没有医生的只言片语。我带着疑虑、怀着忐忑，按要求服了药。春节刚过，奇迹就发生了。这一次我真的怀上了宝宝。我和玉尧喜极而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