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这本书的前世今生，真可以写成一篇文章。三年前也是这个时节，我在北京参加中国作协第七次代表大会。一家出版社的老总臧永清先生三次造访，约我以哲学思维、文学手法写一部关于中国皇帝的历史散文。其诚可感，却之不恭，当下应承下来。由于索稿较急，事后只赶写出十三篇，这就是《龙墩上的悖论》。
承蒙广大读者的厚爱，面世之后，反响不错。但我清醒地认知，并非皆因作者的写法高明，很大程度上沾了历史题材的光。因为较之现实题材，历史具有多义性、不确定性和更多的“空白”，具备一种文体的张力；尤其是历史人物的“原型属性”，本身就蕴涵着诸多魅力，有着一般虚构人物所没有的知名度；而且，经过后人的踵事增华，头上往往罩着诡秘、神奇的光圈。从审美的角度看，历史题材具有一种“间离效果”与“陌生化”作用，比现实题材更有利于审美观照。朱光潜先生说过，“年代久远常常使最寻常的物体也具有一种美”，“‘从前’这两个字可以立即把我们带到诗和传奇的童话世界”。
至于我手下的作品，毕竟属于急就章，就像李义山诗中说的，“书被催成墨未浓”，存在着诸多未能尽如人意之处。最主要也是最明显的，是这部书没有写完，客气地说是“惜非全璧”，若是挖苦一点，则视为“断尾蜻蜓”。这样，永清先生便又出面了，怂恿我加紧动手，续写下去。这就没有任何可以犹疑的了。如果说，头一次应承是“谊不容辞”，属于“友谊出场”，因为那个“彩球”原是可接可不接的；那么，现在，则是“义不容辞”了，此举纯然关乎作者自己——总不能演了多半场就置“观众”于不顾，掉头而去吧？
在牢牢地被套紧、束手就范之后，我只好乖乖地坐下来进行补写。内容大体上增加四成；出于通盘考虑，在段落、文字、题目方面也作了某些调整。这样，就有了诸君手头这部“劳什子”。
关于本书的内容，仍是《龙墩上的悖论》序言中所陈述的：“人是历史舞台上的主角。研究历史活动，再现历史生活，自然应该着眼于‘春灯走马’般穿行其间的历史人物的性格、命运、人生困境、生存焦虑、生命意义的探寻。而封建帝王，作为历史活动中的特殊人群，由于他们的至高无上的社会地位，予取予夺的政治威权，特别是血火交迸、激烈争夺的严酷环境——那个‘犹如火宅，众苦充满，甚可怖畏’（借用佛经上的话）的龙墩宝座，往往造成灵魂扭曲、性格变态、心理畸形，时刻面临着祸福无常、命途多舛的悲惨结局。这就更会引起人们的加倍关注。”若说是有所调整，那就是更加注重了可读性、趣味性；较前更为驳杂、丰富一些。这在书名上也有所反映：“真龙天子”，沿袭了民间对皇帝的俗称；“百趣图”，意在状写其鱼龙曼衍，百态纷陈，令人目不暇接。
在二十几篇作品中，作者通过具有历史逻辑性的文本，复活那些最耐人寻味的“旧时月色”，以唤醒人们的幽渺记忆。较之一般的历史著作，其间彰显了主体性，注重运用哲学思维和辩证方法，对人物的个性、命运、生存价值、情感世界以及人性弱点等进行深度剖析；也更加关注个体心灵世界，力求从更深层面上把握具体的人生形态，揭橥心理结构的复杂性。实际上，每个人都是一个丰富而独特的自我存在。文学创作，说到底是一种生命的访问、灵魂的对接，因此，要从人性的角度深入发掘，付诸深刻的心灵体验与生命体验，而不能满足于一般的史实陈述。也就是既穿行于枝叶扶疏的往史丛林，又能随时抽身而出，自觉地张扬主体意识，深入到历史精神的深处，去默默地同一个个飞逝的灵魂作跨越时空的对话，由感而悟、由情而理地揭示历史更深刻的真实。
古代文论谈到艺术创造时，强调“画”、“化”二字。画，就是要有形象；而化，则要求把客观的、物质的东西化作心灵的东西，并设法把这种“心象”化为诗性的文字，化蛹成蝶，振翅飞翔。同样，以历史人物为题材的散文作品，也应该尽其可能地进行心理刻画和形象、细节的描绘。太史公的《史记》是这方面的典范。明代史学家谈迁在其《史论序》一文中，引述了东坡居士一段话：“凡人意思各有所在，或在鼻口，或在耳目。传神者得其意思所在，则无不肖矣。”然后，他接上说：“余于史亦然。模优孟之衣冠，不如加颊上三毛也。”
比照前一部书，这回称作“全璧”，或曰“足本”，这只是相对而言。单就数量来说，中国历史上四五百个皇帝，这里写到的不足十分之一，充其量是“尝鼎一脔”。再从深度上看，书中涉及到数千年王朝兴废史中的诸多问题，像王朝继统、王位的禅让与攘夺、北方民族入主中原后的汉化、封建士子的历史命运、人性（道德）与事功的悖反、个性与命运、道统与皇统，以及和亲、文字狱、宦祸、藩镇割据、外戚与后妃干政，等等；还有兴勃亡忽、鼠尾龙头、欲望杀身、“种了龙种，收获跳蚤”、“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君以此始，必以此终”等蕴涵奇诡的政治、文化现象，哪一个课题，不足以使专家学者穷数载之功，写成一部或几部专著呢？区区一束文稿，不过是“弱水三千只取一瓢饮”，无足道也。
王充闾
2009岁杪识于沈水之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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