蛟龙不能失水

唐监察御史、著名诗人元稹，原在京城长安供职，后因弹劾贪官暴吏，得罪了权臣，被调到洛阳东台任职，不久又被贬作江陵士曹参军，掌管工役事项。期满回京，靠着好友李绛、崔群、白居易等说情、辩护，才得转任通州（今四川达县）司马，充任通州刺史的佐僚。到任之后，元稹写信给白居易，备述通州艰苦、穷荒之状。

白居易看了来信，怅然有感，写了四首七律，其四云：

通州海内恓惶地，司马人间冗长官。

伤鸟有弦惊不定，卧龙无水动应难。

剑埋狱底谁深掘，松偃霜中尽冷看。

举目争能不惆怅，高车大马满长安！

乍看，这只是一般的怀友怜才之作。说，我的朋友处在悲惨惊骇之地，当个并无定职的闲员，由于屡遭贬谪，久困下僚，像惊弓之鸟、失水困龙，像深埋狱底的宝剑和备遭冷遇的寒松。长安城内尽是达官贵人的高车大马，可是，元稹却怀抱利器久被沉埋，怎不令人举目惆怅！

值得注意的是，诗中精辟地提出了一个“蛟龙不能失水”的问题。也就是说，要使人才充分发挥作用，必须有良好的社会环境和客观条件。“伤鸟有弦惊不定，卧龙无水动应难”。整天像惊弓之鸟那样提心吊胆，惨怛恓惶，或者像失水的蛟龙那样，没有施展长才的条件，即使奇才盖世，也是无能为力的。

就社会环境和客观条件来说，制约着人才的发现、培养和使用的，至少有三个方面应该考虑：

首要的是社会时代。如所周知，唐代文学人才兴旺发达。当时最高人口数字不过五千二百多万，而有传世之作的诗人，就超过两千三百多名，差不多每两万人口中就有一个。如果算上其他方面的文学家，比例就更大了。究其原因，一是社会经济发展对文学艺术的需求。唐初政治稳定，经济繁荣，整个社会特别是上层人物，要求文学艺术事业能够与之相适应地发展，以满足和充实他们的精神生活。二是唐初全面实行科举制，以声律取士，极大地鼓励了广大知识分子的进取精神，寒族人士有了表现才能的机会。正如《全唐诗》序中所说的：“盖唐开国之初，即用声律取士，聚天下才智英杰之彦。”三是当时在文化艺术方面实行了较为开放、自由的政策。正是这些因素，为文学人才蔚然群起，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由于所处时代不同，同样出色的人才，其遭遇却迥然各异。19世纪70年代，中国的严复与日本的伊藤博文同在英国留学，而且同班。论学业，严复名列第一，伊藤居于第三。伊藤回到日本后，正赶上明治维新，日本社会从封闭型转向开放型，亟需熟谙西方政治经济的人才。因此，伊藤得以三任首相，大显身手。而严复所处的社会时代，却是清廷门户虽被列强打开，但封闭式的基本国策并未改变，腐败程度有增无减。致使这位曾是壮怀激烈的留学生，报国无门，最后，从译述《天演论》等著作启蒙他人转为用鸦片烟来麻醉自己。这个事实，说明了社会时代对于人才的成长起着何等重要的作用。

其次，在人才问题上，当政者态度如何，也至关重要。王安石说过：“不患材之不众，患上之人不欲众；不患士之不欲为，患上之人不使其为也。”他尖锐地指出了妨碍人才辈出的“三蔽”：一是君主自以为高明，一人就可以主宰全局，“去辱绝危”，而人才之得失是无关大局的；二是“谓吾之爵禄富贵足以诱天下之士”，故“吾可以坐骄天下之士”；三是只待人才自发产生，而不去千方百计发现和培养人才，甚至还认为天下实在无才可取。上述三种情况虽然用心不同，但压抑人才的成长，“其致…一也”。

最后，从私利的本性和各种阴暗心理出发的妒贤忌能的恶习，以种种方式压制人才。最常见的是谗言恶语，闲言碎语，冷言冷语。俗话说：“舌头底下压死人。”又说：“伤人之言，深于矛戟。”要使人才顺利成长，必须随时清扫社会环境，搬开这些无形的绊脚石。

（198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