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好好先生”题照

唐代诗僧寒山写过这样一首诗：

世有一般人，不恶又不善，

不识主人翁，随客处处转，

因循过时光，浑是痴肉脔。

看得出这是为“好好先生”题照的。

关于“好好先生”行为特征的出现，可说是“久矣夫，非一日也”。但“好好先生”一词正式见诸文字，却是始于明人笔记。东汉末年，司马徽由河南迁到湖北的荆州隐居避祸，绝口不谈是非。本来他是以善于品鉴人物、具有知人之明著称的；可是，到了荆州之后，出于种种考虑，却是无论提到谁，他“美恶皆言好”。明人冯梦龙在《古今谭概》中指出：“今人称好好先生，本此。”

早在春秋、战国时期，人们称这种人为“乡愿”或“乡原”。一天，孟轲和他的弟子万章在一起闲谈。万章问起了“乡原”是怎样的一种人，孟轲没有直接答复，而是讲了一些情况。他说：“乡原批评狂放之士说：你为什么志行高远呢？又批评狷介之士说：你为什么落落寡合呢？乡原的主张是，生在这个世界上，为人、做事，只求过得去便行了。”

孟轲的结论是：乡原就是八面玲珑、四下讨好的人。这种人，要指责他，却又举不出大的错误；要责骂他，似乎也没有什么可以责骂的，他只是同流合污。为人好像忠厚老实，行为好像方正廉洁，容易给人留下好的印象，他也自以为一贯正确。

看来，“乡原”或“好好先生”，并不是为非作歹的坏人，但也不是真正合乎标准的好人。“不恶又不善”，这五个字概括得可算绝妙。

从前面的一些例证和论述来分析，这种人的特点大体有二：一曰圆滑，浑和圆通；二曰因循，得过且过。有个顺口溜形容他们：“头戴安全帽，脚踩西瓜皮，专说模棱话，遇事和稀泥。”对照起来，倒也十分…相像。

清人潘德舆在《养一斋札记》中绘过一幅《乡原图》，粗粗看去，只是两个圆圈，细细考究一番，确是大有文章：外面的圆圈是光滑的；内里是一个不规则的浓墨圆圈。作者注明：此乃“昏墨曲屈，以媚俗为肝者也”。运用简单的两个圆圈，把“好好先生”的内涵与外表刻画得淋漓…尽致。

道光年间，有人填《一剪梅》词：

仕途钻刺要精工，京信常通，炭敬常丰。莫谈时事逞英雄，一味圆融，一味谦恭。　　大臣经济在从容，莫显奇功，莫说精忠。万般人事要朦胧，驳也无庸，议也无庸。

八方无事岁年丰，国运方隆，官运方通。大家襄赞要和衷，好也弥缝，歹也弥缝。　　无灾无难到三公，妻受荣封，子荫郎中。流芳身后更无穷，不谥文忠，便谥文恭。

此画此词，都可说是穷形毕态，入木三分。

据李伯元《南亭笔记》记载：一日，荣禄在朝廷与人争论一事，相持不下。西太后问相国王文韶意见如何，王只是莞尔而笑。西太后再三垂问，王仍痴笑不止。西太后说：“你怕得罪人？真是个琉璃蛋！”王笑如前。《清史稿》上也说，“文韶更事久，明于趋避”。这位王老大人亲历咸丰、同治、光绪三朝，在地方当过按察使、布政使、巡抚、总督，在中央做过尚书、大学士、军机大臣，可谓官运亨通。他这个不倒翁的唯一诀窍，就是圆滑模棱，明哲保身。

“乡原”或“好好先生”，从他们出现的那一天起，名声就不怎么好。记得有一首《恶圆》诗，代表了古人痛恶圆滑的态度：

宁方为皂（隶），不圆为卿；

宁方为污下，不圆为显荣。

如果说，由于遭逢乱世，当时的社会环境不允许人们讲直言、说真话，司马徽者流只好硬着头皮去当那份“好好先生”；那么，生当坚持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今日，若是还那样做，就实在没有道理了。我们提倡讲真理不讲面子，坚持原则，明辨是非，一贯反对做“老好人”。因为多方讨好，到处逢迎，作为一种处世哲学，具有明显的腐蚀性、破坏性；反映在实际工作中，“老好人”行时之地，必然正气不张，邪风大炽。“乡愿，德之贼也！”孔丘在两千四百多年前讲的这句话，今天读来，仍有教益。

当然，我们反对“好好先生”的浑和圆通，是说不要在原则问题上敷衍、迁就，不要拿原则做交易；决不是提倡“为斗争而斗争”，机械地、横暴地对待同志的缺点、错误，也不是主张锱铢务较，睚眦必报。属于原则问题，应该真正负责地、诚恳地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而一些非原则问题，包括一些生活细节，则不必过分严苛，吹毛求疵，尽可以宽容、通融一些。叶剑英在《怀董老》的七律中，有这样两句诗，“日常生活称老好，原则从未许通融”，应该成为我们的座右铭。

（198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