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信我回不回

老朋友五盛给我来信了，而且信的末尾还特意写了句“望火速回音”，并在这5个字的下面加了着重号。

五盛不轻易给我写信。8年前，他到省城人事厅来看过我一次，这是自那以后给我来的第一封信。

可这信我越看越发愣，所以回信的时间也就越拖越长，甚至至今尚未付诸文字。

我和五盛儿时便是朋友，两家虽隔河而居，但河上的桥一头连着他家的前门，一头连着我家的后门，平日里要结伴而行，只需把作业本上的纸撕下一页，卷上个“话筒”一声喊，就能蹦蹦跳跳地粘在一起。

五盛极赋天分，不仅读书有过目不忘之才，而且还很有些音乐细胞，一支自制的尺把长的笛子从不离身。受他的影响，我也自制了一把二胡，由于先天不足，这二胡总是五音不全。尽管如此，我们也每日相约黄昏后，坐在桥下，用笛子和二胡奏着我们少年时代的欢乐与忧愁。

十多岁那年的一个夏日，我在湖边的一丘老田里擒得一条两斤多重的黄鳝，这是罕见的。外贸部门竟出价18元将其收购。在鸡蛋只有几分钱一个，大米也只有毛多钱一斤的年月里，这18元钱对于一个农家子弟来说不可谓是个小数目。拿到这款子时，我那份高兴劲儿不亚于滑铁卢战役中得胜的将军们。旋即，我便用纸卷筒把五盛唤来，一起商量着如何用这款子买二胡的事儿。

欢快的脚步轻轻的一抬，二十里水乡路顷刻便在脚下溜走了。我们兴高采烈地来到县城乐器店，店里竟没有我们中意的二胡。乘着那份冲动，我们又连夜坐轮船赶往省城。尽管翌日满街肉包子的荤香，诱得我们的眼珠子像鞭子抽打着的陀螺一般，不停地、高速地围着包子转动，但我们还是忍住了，直奔乐器店。我们终于花掉13元钱买了那把雕着龙头，并用蟒皮绷着的精美二胡。我们当时的愉悦是没法用文字形容的。

可是，回程的时候，便发现钱不够了。我顿时就像泄了气的皮球，饥饿也一起袭来。可五盛比我办法多，他盘了盘底，很乐观地说：“泥巴萝卜吃一截揩一截吧，天无绝人之路。”然后，果然凭着一股机灵劲儿，五盛带着我坐上了免费轮船，吃上了免费晚餐，一路歌声和伴奏声，回到了家里。

后来“文化革命”了，我由于“家庭出身贫农，本人成份学生”，再加之身体合格，很快就别上了红色的帽徽领章。五盛却随着有“右倾机会主义言论”的父亲一道被下放农村，因此，也就只好整日“摸牛屁股”了。再后来由于有个偶然的机会，他当上了民办教师。

五盛的父亲是从事水利工作的，其父对我们那个连年水患的湖区县是作出过突出贡献的，但未赶上真正有春天的年代就谢世了，其父的同事后来当上了县令，便依据有关政策，通过“变通”办理，让五盛顶了班。但工龄只能从1990年算起。其时，五盛已足足40岁了。

现在，五盛又长了5岁，一双儿女眉目可人，但只能抱拳守家，无事可为。五盛是为此事提笔给我写信的。

他在信中说：“我于1990年顶班到电排站，由于顶班时年龄改小了（否则顶不了班），所以牵连了很多的事，工龄问题、退休问题、子女顶班问题，都成了难题，使我一筹莫展。”“我现在两个孩子在家没事干，爱人又没有工作，这一来，使我的生活陷入了困境。”“我常常望着孩子们，自己感到很内疚，不能给孩子们创造一个较好的环境，我也曾为此向隅而泣。”他央我给县里的有关部门说说，“看对我教书的工龄是否可以帮忙想办法转上来（我出钱买教龄都可以）”，还希望我这个在省城的老朋友帮他的孩子找份工作，“以维持他们自己的生活”。

这信我越读心越酸。儿时的友谊，眼下的无奈，迫得我恍恍惚惚。我和五盛都四十老几，早已为人父，所以，他的心情我不难理解。我常想，五盛的环境是谁造成的？这世界上的五盛问题兴许不止一个，咋办啦？我茫然了。这信我回不回？

（原载《中国人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