披肝沥胆写信史

披肝沥胆写信史——忆杨宪益

十年前，杨宪益应意大利友人的邀请，用英文写自传，那位友人又转译成意大利文，冠以《从富家少爷到党员同志》出版。英、意文本传记与中国读者无缘，传主的女儿把英文本印了少数给父亲送朋友，国内众多读者自然难得一见。进入新世纪，薛鸿时根据英译本译成中文，题名《漏船载酒忆当年》悄然问世。

读《杨宪益传》，我感受震撼的是透明度，他经历的浮沉荣辱，甜酸苦辣太多，一一如实写来。当今弄虚造假满天飞，小自家族修谱也有添枝添叶的丑闻，大至国际社会篡改历史教科书坑害子孙后代。对比起来，这本传记体现了一位知识分子巨大的人格力量。在传记的结尾处，他写下这样的句子：“我希我写的我的早年生活全部符合事实；我确实希望我的自传能免除自恋癖和自我吹嘘的不良倾向，希望我在自传中对自己的成就没有赞美过度。”

中国传统道德观念“为尊者讳”，他不讳言父亲留日时，一度生活放荡，和日本艺妓厮混。也不讳言生母是父亲买来的妾，18岁生下他——杨家唯一的子嗣，才升格为夫人。

杨宪益祖籍安徽泗县。祖父和三位叔父都是清王朝殿试的翰林，都是高级地方官。祖父八个儿子分别在英、法、美、日留学，他父亲留学日本，民国初年任天津中国银行行长，最富有的董事，出色的金融家。他5岁时，父亲病逝。由于他是家里唯一的男孩，12岁以前，母亲聘请教师给他授课，首先接受儒家教育。十二三岁进英国教会学校，教师用英语讲授数、理、化，他在课余时间阅读了大量中、外文学名著，写旧体诗。19岁参加燕京大学入学考试，主考官说他的智商和英语成绩特好，可以直接上大学二年级。由于教会学校英国教员朗曼要休假回英国，提出要带他去伦敦，替他找一位私人教师学习他渴望已久的希腊文和拉丁文，他征得母亲的同意。当时汇率对中国很有利，国币四元可兑换一英镑，要是在英国留学，他家里可以毫不费力支付他所需费用。朗曼先生夫妇带他登上轮船不是直接到英国，而是绕道而行，越过太平洋先到美国，然后换船越过大西洋到达伦敦。他决定报考牛津大学，事先他刻苦用功，用五个月时间学习希腊文和拉丁文。入学考这一天，第一关笔试，他轻松通过。轮到面试，主考人听说他学习希腊文和拉丁文仅用五个月大为惊讶，说这是侥幸，英国男孩要用七八年时间才行；再说，今年亚洲学生的名额只有一个，校方早就确定给来自广州的一位学生。教他推迟一年入学。主考人言重如山，他只有听命。如何打发这一年，他选择了旅游，足迹所至从欧洲大陆的名城，到埃及的金字塔。

一年期满，他进了牛津大学，结识了向达、吕叔湘、杨人楩、钱书、王礼锡等俊彦之士，因为他年纪最小他们都叫他小杨。更值得大书特书的是，在牛津就读时，英国少女戴乃迭（原名格莱迪丝）走进他的生活。她端庄美丽，勤奋好学，他和她在一起听课，都学习法国文学。后来他改学英国文学，她改学中国文学。当时牛津大学设置中国文学，她是获得荣誉学位的第一人。一对男女才人的同窗聚会，自然迸发爱情火花，终于结为夫妇，生儿育女，同偕到老。

中国抗战爆发，杨宪益束装回国投身抗战，乃迭同行。而国民党的腐朽统治使夫妇俩的激情归于幻灭。新中国成立后，夫妇俩进入外文局外文出版社工作，虽然有政治干扰，他们作出的贡献却非同小可：远古的《离骚》、三—七世纪的故事集、唐代传奇、宋明平话小说，李白、杜甫、王维、温庭筠、李贺、苏轼、陆游的诗篇，韩愈、柳宗元的散文，诗剧《长生殿》、《牡丹亭》以及全本《红楼梦》、《儒林外史》、《鲁迅选集》，戴乃迭还独自翻译了中国现代长篇和短篇小说。两人在互相切磋下，结出了硕果。

杨宪益热爱新中国，热爱生活，每当领导发出号召，他总是积极响应。例如修建十三陵水库劳动了十天，他非常起劲地挖沙子、推独轮小车运沙子。他在外文局百万庄宿舍住了近40年，阴与晴、忧与乐，折射出大翻译家夫妇的命运。“文革”开始猛烈的冲击使他在骚扰中一度得了“听觉幻想症”。后来他被勒令打扫厕所，干得出色，还受到夸奖。他也被派到厨房捡煤核。更荒唐的是夫妇俩被当作外国特务嫌疑人关了四年监狱。戴乃迭住单间牢房。杨宪益和许多刑事犯关在一起，有一位精神病犯人半夜在通铺上朝着他被褥撒尿。他也尝过虱子咬的滋味。有个犯人说，北方的虱子总爱朝北爬，于是大伙儿就从身上捉些虱子，头朝南排成一列，几秒钟后，这些虱子果然掉头往北爬，引起他的惊喜。大翻译家逆来顺受，保持旷达乐观心态，表现出诗人气质，他原本是出色的诗人。

杨公自传书名用了“漏船载酒”，漏船是传主自况，别人也可以用。“载酒”二字只有他当得起。我听黄苗子讲，不久前黄永玉邀集京华好友吃饭，他把万荷堂酿造的一瓶烈性酒一饮而尽。永玉说得更妙，宪益喝了一辈子酒，居然平安无事，他的生理结构非常特殊，等他百年之后，值得解剖研究。早在他孩提时代，有一天他打开父亲的酒柜拿出一瓶法国白兰地，倒进金鱼缸，害得金鱼不胜酒力浮出水面，这次闹剧应是他和酒结缘的开始。他好酒贪杯，一天几遍，却不误翻译、著书立说、写诗，仿佛酒是那些千百万字的催化剂。当他身处逆境，与酒绝缘的年月不喝也行，说明他适应环境能力之强。至于戴乃迭，可能受夫君的影响，也喝酒，和来访的朋友碰杯，她喝的是低度酒。

杨公到京以前，在南京国立编译馆从事翻译工作，实际上他把主要精力放在地下政治活动上面，他是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成员（现在还是）。我当时在南京《和平日报》当记者，同在一地，竟无一面之缘。上世纪50年代初，彼此先后来到北京。中央为迎接亚太地区和平大会在京举行，他的名字列入有才华的翻译家名单，把他从南京调到北京。当时我在《文汇报》北京办事处当记者，大概是黄苗子兄建议我采访杨公，我在南河沿他的寓所和他见了面，他身着一件灰布长衫把我延至宽大的客厅里入座。他第一句话问我是否喝酒，我说可以，他立即打开陈列中外名酒的酒柜让我挑选了一种，然后，各倒一杯对饮谈话。以酒代茶，这在我十年的记者生涯中还是头一回。我们谈话内容现在已全部淡忘，倒是他赠送给我的两本学术著作《零墨新笺》和《零墨续笺》历经世事沧桑得以保存，实在难能可贵。两书于1981年经杨公选编并成一集，题名《译余偶拾》由三联书店出版。

建国初期，北京找不着适合文化人聚会的场所，朋友们便把目光投向百万庄杨戴两大翻译家的住处。戴乃迭是外国专家，按照国家规定，她的住房另增配一套，会客、用餐两处宽敞得令人羡慕。主人夫妇热情好客而又慷慨大方，于是新交旧友，相继而来，门庭若市。这种盛况，延续多年，等到“反右”风暴袭来，大部分座上客戴帽发配边疆改造，传主自叙他是漏网“右派”。盛况不再，百万庄两位大翻译家府上顿时门庭冷落。20年后迎来新时期，虽说都平反昭雪，但人都老了，有的调离外地，有的病得走不动了，散了的筵席难以恢复当年旧观，也是自然规律。20年后，我落户上海，但只要到京，总得旧路重行，看望杨戴夫妇。

现在，我想谈谈杨公自传里没有记载的两桩文化名人的事。一是英国女作家韩素英到京，受到中央领导人接待的当天午后专程到百万庄看望她的老友叙谈，作陪的有女作家张洁和谌容。我是撞上的缘份。又一年我从上海到京到百万庄走访杨公，巧遇来自台湾的青年音乐家侯德健，不用介绍我也认识，因为他和女歌手陈琳在万体馆开演唱会，我是听众。杨戴夫妇招待我吃饭时，往年上饭菜都是掌厨的老保姆，这次却由侯德健担任，宾主用完酒饭，他才独自就剩菜用餐。隔一会儿，我看到侯德健在三位女大学生簇拥下驾驶他自备的小车郊游去了。杨公向我介绍，小侯已与女歌手陈琳分手，他在百万庄已住了一段时间，不久将离京回台湾。杨公的话，使我感受到他行侠仗义、海纳百川的胸怀，不禁肃然起敬。

2001年11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