迁入上海的主体来自于什么？

创造人和——新时期上海的移民战略

新时期上海的发展离不开天时、地利和人和三方面的条件。如果将天时比之为机遇或国内外的大环境的话，那么对上海本身来说，只能适应和抓住机遇，而不能靠自己来开创新的机遇，也不能指望依靠自己的力量来改变国内外的大环境。地利，可指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地理环境，包括自然、人文和社会各方面。对自然方面的条件，人类不应该轻易去改变，在目前的科学技术条件下，也不可能作真正意义上的改变。人文、社会地理方面的条件虽然主要是人类活动的产物，但并不是纯粹的人类活动，因而同样离不开自然环境，显然人类主要也是要适应自然环境，而不是脱离这个环境自行其是。但人和，无论是理解为人际关系还是人力资源、人的创造力，都主要取决于人本身，取决于他们如何利用天时和地利。

自开埠至解放，这百余年间上海的发展过程，当然得益于这三方面的条件，但起决定性作用的还是“人和”。因为就天时而言，在当时的中国沿海地区，与上海类似的城市并非一个，在开埠前条件就优于上海的也不止一个地方。就地利而言，固然上海有处于“江海之会，南北之交”的优越环境，但这样的条件同样具备于长江下游沿江各地，东南沿海的一些城市也有类似的环境。而且地利基本上是固定的、现成的，上海只是适应这一条件而已。

但事实是，开埠以后上海以令人瞠目的速度发展，不仅远远超越了周围那些历史悠久、经济和文化素称发达的中小城市，而且很快成为中国以至亚洲最大的城市，还形成了一批以素质高、能力强、影响广为特征的“上海人”（尽管他们的原籍大多并非上海，很多人也不是在上海出生），根本的原因还是在于人和。具体地说，得益于租界和移民这两大要素。

租界当然是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产物，是中国人和上海人屈辱的经历，但没有租界就没有1949年的上海却是不争的事实（限于篇幅和主题，本文不拟详细讨论这一问题，只是肯定这一事实）。移民更是上海发展的基本动力，也是上海的发展不同于其他城市的重要特点。

一、旧上海移民的特点

19世纪后期至20世纪中叶上海是一个典型的移民城市，但又具有明显的特点。

一是数量多，迁入时间集中。开埠之初，包括租界在内的整个上海县的人口不足25万，居住在上海的外国人只有26名，但到1942年，上海市的人口已高达392万，外国侨民更达到15万。至1949年上海解放，全市人口又增加到554万，外国侨民也还有28000人。其中非本地籍人口有471万，占总人口的85％。即使排除临时难民的因素，迁入上海的移民及其后裔也肯定超过400万。这些移民迁入的时间也相当集中，往往是迁出地区的推力（如天灾人祸）与上海的拉力（如民族工商业飞速发展时期或租界畸形繁荣阶段）作用明显的阶段，如太平天国起义、军阀混战、日寇入侵、苏北水灾、20世纪初民族工商业的发展等都曾驱使或吸引大批人口迁入上海。

另一个特点是移民的总体素质较高。迁入上海的移民的主体来自江苏和浙江两省，占移民总数的70％以上，其中又以苏南、浙北为大多数。近代沿海大中城市都吸收了大量移民，有的也是以移民为主，如北方的天津，但就移民的素质而言，迁入上海者无疑是属最高水平。一方面，上海移民的主要来源是苏南和浙北，是自公元10世纪以来中国经济和文化最发达的地方，也是商品化程度比较高的地方，当地民众文化程度较高，生产技能较精，商品经济意识较强，心态比较开放，容易接受新思想和新事物。而且对上海的移民高潮集中于太平天国战争和抗日战争期间，由于这两次战争对苏南、浙北影响极大，在当时深受破坏的情况下，当地的中上阶层也纷纷迁出，而拥有租界的上海无疑是首选的迁入地，这无疑是将这些外迁人口送往上海的巨大推力。这些人口的素质本身就较高，他们拥有的财产流入上海，很快转化为资本，就连他们在家乡拥有的土地，相当大一部分也易手而用于投资。

第三个特点是移民的多元性和国际性。迁入上海的移民虽以江浙为主，但来自广东、安徽、湖北、山东的移民也都在10万以上，在洋行、百货、传统商业、铁路、警察等行业中占相当大比例。湖南、江西、福建、河北等省的移民也有相当数量，其他各省及各主要少数民族几乎都有移民。在经常保持着的数万外国侨民中，除英、美、法外，俄、德、意、奥、荷、加、瑞等欧美各国与日本、朝鲜、越南、印度等亚洲各国都有大量移民。其中英美和法国在1942年前拥有自己的租界，日本侨民集中于虹口。“白俄”的迁入相当集中，其上层人物在音乐艺术界有很大影响，犹太难民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大量涌入，形成自己的社区。朝鲜侨民曾建立韩国临时政府，进行抗日斗争。

而其他地方就没有这样的优势，不是总体素质不高，就是来源过于集中。如天津的人口中移民也占了较大的比例，并有相当大的数量，但其移民的主要来源是河北和山东，河北移民占外来移民总数的79％，山东占14％，合计达93％。众所周知，晚清与民国时的河北和山东的经济文化远非苏南、浙北可比，加上迁出的移民又以中下层为主，其素质自然不会很高。天津也不乏上层移民，但那大多是来自北京的遗老遗少、下野政客、失意军阀或退休官僚移民，他们或者在伺机东山再起，或者沉湎于声色犬马，或者靠积蓄安度晚年，很难迅速将财富变为资本，更少弃政从商。就是广州、香港所吸收的移民，也还不能与上海相比。

第四个特点是人口有进有出，即每年在大量人口迁入的同时，也有大批人口外迁，有的年份迁出人口甚至接近迁入人口。在迁出的人口中，既有迁入后不适应上海环境或难以生存者，也有已经定居但因种种原因无法或不愿继续留在上海者。无论他们主动或被动，其中大多是“优胜劣汰”的结果。这一过程在实际上提高了上海人口的总体素质，也加剧了上海的竞争程度，提高了竞争能力。

最后一点也是相当重要的，并与前几项特点直接有关，即移民迁入和定居的条件。迁入移民素质再高、数量再多，如果没有一个适宜的环境，也不可能发挥其作用。

移民的定居条件首先有一个土客关系，即原有人口与新迁入的移民之间的关系。一般来说，土（著）强客（移民）弱，移民的作用不易发挥，虽然对土著不无影响，但最终大多为土著所同化。客强土弱则相反，土客相当则冲突碰撞激烈，但最终可能形成土客交融的局面。上海开埠前只是一个普通的沿海县级城镇，即使在本地，也没有经济和文化方面的优势。加上开埠后的上海主要是在上海县城外的租界上发展起来的，当地人口虽不能算空白，也是数量有限的农村土著，与大量涌入的移民的数量和质量相比，实在微不足道。就是到了租界与华界连成一片和租界取消后，本地人口在总人口中也只占很少的比例。而天津的本地人口要占总人口的40％，加上移民是逐渐迁入的，所以在相当长的年代中土著占有明显优势，移民的作用不易发挥。而且在上海的外来移民中，苏南、浙北籍虽占很大比例，却还有江浙其他地方、安徽、广东、山东、湖北等多种来源，没有哪一个原籍的移民占有绝对或压倒性的优势，这种多源性无疑有利于移民之间的良性竞争和相互制约。

实际统治着租界的外国当局在中外移民之间不可能保持公正，所以外国移民往往能凭借他们的特殊身份获得各方面的特权。但租界当局为了自身的利益，同时出于对本国制度的自信，将西方的制度和管理模式引入上海，客观上为迁入上海的移民创造了比较规范和公正的竞争环境，使移民能够进行良性竞争，各自的优势和潜能得到充分的发挥，优胜劣汰，适者生存和发展。所以最终能在上海定居和延续的，都是移民中的较强者。即使是底层贫民或一般的体力劳动者，也是在体力、适应能力、竞争意识等方面相对的强者。例如以往每当苏北大水后，就会有大批难民涌入上海。灾害过后难民大多会返回故乡，但总有一些人留了下来，成为上海的工人、店员、警察、流氓，无论如何他们比返回的人有更高的素质。

不过，最重要的条件还是迁入地本身的发展。一个飞速发展、前途光明的地方，不仅已经迁入和定居的移民不会外流，最大限度地发挥他们的作用，还能吸引新的移民源源不断迁入。开埠后的上海正是这样一个地方，并且在旧中国的特殊条件下长盛不衰，胜过中国任何其他地方。如同时期的香港，尽管已是英国的殖民地，完全按照英国的模式进行管理，但无论是本身的区位、腹地和对中国的影响，都不能望上海的项背。

二、解放后至改革开放前上海人口迁移的状况

从1949年至改革开放这30年间，上海人口迁移的形势完全逆转，在数量上是出大于入，在质量上也是出高入低。在一段短时间内，由于经济和文化方面都还有老本可吃，加上经济运行的惯性作用和文化上的滞后效应，后果还不甚明显。时间稍长就难以掩盖，只是由于人们已逐渐习惯了计划经济和“计划文化”，对上海文化的衰落熟视无睹，或者已无可奈何而已。而今虽事过境迁，这30年的消极影响依然不时可见。尽管已有改革开放以来的努力，特别是近年来的大力引进，上海在人才与人口素质方面的优势尚难与极盛时期同日而语。

迁出上海的人口中，最先一批集中在1949年前后，主要是随着国民党政府在大陆的崩溃和上海的解放而迁出，少量是台湾光复后前往接管的，其余波持续到50年代前期。其中有国民党的党军政警人员及其家属、社会名流、企业家、行政和专业人士，迁往台湾、港澳及国外。他们成为五六十年代台湾、港澳各界的精英和中坚，直到90年代还有明显的影响。如香港回归前竞选首任行政长官的三位候选人董建华、吴光正、杨铁梁，以及陈方安生、范徐丽泰等，都有迁自上海的渊源，以至有人戏言上海话有望成为香港上层的通用语言。在金融、工商、新闻、演艺各界中更不乏其人，台湾也有类似情况。

中华人民共和国定都北京后，原来在上海的一批党政领导和民主党派上层人士、各界知名人士陆续北迁。随着设置在北京的各种机构及其职权不断扩大，原来在上海的全国性机构几乎全部迁往北京。上海作为华东地区中心的地位，在行政大区撤销后也不复存在。在民主党派、学术、科技、教育、文艺、新闻、出版等各界具有全国性影响的人物中，继续留在上海的屈指可数。

从解放初的参军、参干（大多是随解放军南下当干部），到以后的支援边疆，内迁大小三线，上海输出了大批大专院校毕业生、科技人员、工程技术人员、行政管理人员、教师、医护人员、演员、技师、熟练工人和职员。如现在位居全国重点的西安交通大学就是从上海交通大学迁去的，复旦大学的农学教授成为东北农业大学的骨干。在东北、西北、西南和南方的不少地方都有上海移民及其后代。为了满足上海移民的需要，当时还将越剧团迁往西安和兰州。这类移民的总数累计超过100万。

从“三反”、“五反”、思想改造、“镇反肃反”、“整风反右”、反“右倾”、“四清”，到“文化大革命”，历次政治运动中都有一些人因被判刑，送劳动教养，开除公职，精简，下放及种种强制手段而迁出上海。还有一些人是被动员，或者是“自愿”离开上海的。这些人中有一部分得以迁回，但大多已年老力衰，或者脱离专业已久，在同类人中处于劣势。

在此期间，上海的大中专毕业生大量分配往外地。到上世纪60年代阶级斗争的弦越绷越紧时，“根正苗红”就成了留在上海的主要标准，专业知识和业务水平反而成了陪衬，甚至根本不加考虑。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支援边疆，一开始限于失学在家、或不能考入高一级学校的“社会青年”，以后出现了放弃上大学而去新疆、退学下乡的典型，到“文革”期间毛泽东发出最高指示后，“上山下乡”就成了中学毕业生的唯一出路。100多万上山下乡的知青虽然大部分已经返回上海，但除少数人及时深造弥补，得以进入社会的中上层外，大多数人既无文化，又在身体或心理上受过损伤。这不仅使他们本人缺乏竞争和生存能力，也使上海在45—55岁的年龄层出现人才断层。

由于水平高、名气大、地位高、政治要求严的大学基本都不在上海，最优秀的高中毕业生一般都以北京等地的大学为报考目标，或者被保送留学苏联，上哈尔滨军事工业学院、国际关系学院、张家口军事外语学院等一类学校，或者在爱国热情下报考军事、通讯、地质、勘察、航空、航海一类院校，他们返回上海的比例很低。

在此期间迁入上海的人口，不仅数量有限，素质上也不能与迁出者相比。

最先迁入上海的是解放后的接管人员，即主要来自山东和苏北解放区的干部和军人，其中一部分就此定居于上海。他们中不乏政治、文化、管理水平都高的优秀干部，但总的说来，文化和管理水平不高。由于他们在政治和社会地位处于强势，又大权在握，加上长期“左”的政策，造成外行领导内行，文化高的服从文化低的这样一种“劣化”趋势。其中的上层人士及其家属形成封闭的社区，与社会隔离，以至第二三代人还不会说上海话，不了解上海文化。

以后陆续迁入的有：由中央或外地调入的干部或专业人员，由外地来的转业退伍军人，由外地院校分配来的毕业生，考入上海院校毕业后留上海工作的，从外地招收的职工及其家属，极少数由海外归来的定居者、留学生、华侨和侨属，驻军及军事院校，干部和职工在外地的家属。

这些迁入者中当然也有一些人的素质不低，或者是杰出人才，但他们的政治地位决定了他们的才能不可能得到自由发挥，而只能根据党的政策执行任务。如果他们执行不力，自己也难免成为阶级敌人。加上上海长期被渲染为“冒险家的乐园”，南京路则充满“资产阶级的香风毒雾”，迁入上海的劳动人民或出身好的青年不得不随时警惕，防止“一年土，两年洋，三年不认爹和娘”那种“忘本变修”的结局。知识分子和出身不好的人必须加倍努力地接受改造，夹紧尾巴做人。而且他们一般不了解原来的上海文化的真实情况，更谈不上继承和发展了。

上海的外国侨民最多时曾达15万，1949年也还数以万计，但此后只出不进，白俄、犹太人纷纷离境，剩下的老外侨陆续死亡。据说最后一位外侨已在上世纪80年代初去世，延续一个多世纪的上海外侨群体就此绝迹。曾经在上海的发展和上海文化的形成中扮演过重要角色的外侨，在此期间没有起过什么作用，不仅是由于他们数量的减少，更在于他们的地位已发生根本的变化，留下的人虽还受到保护，但因中国与他们的母国之间不正常的关系而处于微妙的地位，他们在上海的作用早已微不足道了。在此期间上海也有一些流动的外国人，如外交官、游客、专家、商务人员、海员，有的是常驻人员，但似乎没有外国人选择在上海定居，更没有能形成新的外侨群体或社区。“文革”期间，来上海的外国人已越来越少，所以每每有“外宾”出现，市民们不是被组织起来热烈欢迎，就会自动围观。直到70年代末，不围观外宾还是政府对市民的经常性要求之一。

三、新时期上海的移民战略

今天，新上海的发展同样有其天时、地利和人和三方面的条件。而且对上海人来说，天时和地利的局限也是难以改变的，人和一项却完全取决于上海人自己。上海的人口战略的重点当然是本地原有的人口，但吸引大量高素质的移民无疑是一项事半功倍的战略，并且已为古今中外的历史经验所证明，更已为上海崛起的历史所证实。因此今天上海最主要的“人和”依然是两方面：移民和体制。即如何主动大量吸引国内和国外高素质的移民，如何为迁入上海的移民能充分发挥他们的能力和潜力创造有利条件。

改革开放以来，上海在这两方面并非没有进步，但还存在着相当大的不足，而且新上海与旧上海的条件已有根本的区别。

上海正经历一个飞速发展的阶段，这一点可以胜过旧上海。特别是在世界经济普遍处于停滞状态时，这一机遇尤其有吸引力。与国内其他地方相比，上海的历史传统和在改革开放中已经取得的成就，也使它有前景更富有魅力。上海比其他地方更容易接受外来文明，在中国城市中最国际化，也有利于上海吸引外国移民。所以在吸引移民方面，新上海与旧上海相比尽管还有差距，却潜力很大，今后还有可能加强。

但在原有基础方面却已大不相同。今天的上海已经有了强大的本土体制，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各方面形成了自身的特点。与当年县城近郊的乡村完全不同，上海已是中国第一和亚洲主要的特大城市，国有经济和主流经济占有不可动摇的地位。特别是由于自1949年后的30余年间，上海人口基本上是“只出不进”，迁出者的数量远大于迁入者，素质也远高于迁入者。实际上今天的上海文化在全国并没有多少优势，更不用说在全世界，但本地人大多还沾沾自喜，误以为上海还有当年执牛耳的地位，瞧不起外地。与当年的多元文化不同，今天的上海是由主流文化有效控制和管理的都市，外来文化只能根据主人的选择作有限度的展示，却无法与本地文化平起平坐、自由竞争。非主流文化至多只能作为点缀，异端则完全没有容身之地。在这种环境下，新移民至多只能被当作“引进”的“人才”，而不会被看成新来的主人，或主人的一分子。他们会被有形无形地要求适应上海的环境，而不会受到鼓励来改变现有的环境。即使当局会鼓励他们这样做，面对强大而顽强的土著，移民们也会感到力不从心，知难而退。更重要的，当局与本地人似乎还没有意识到将外来流动人口转化为移民的重要性，不了解如果外来人口不变成定居移民就会缺乏归属感、主人感，他们的作用将大打折扣。例如今天上海的外国流动人口，从数量上讲已经远远超过了旧上海，但其中有多少人已决定定居上海，或者已成为上海的常住人口呢？

总之，如何充分认识新移民对新上海的重要性，如何为新移民创造良好的定居和发展环境，如何将新移民当成新上海的主人，是新上海面临的一个紧迫而关键的问题，也是新上海能否取得“人和”的主要因素。

具体而言，上海的移民战略应注意以下方面：

首先，继续大量吸收高素质的移民。所谓高素质，并不只指高学位、高学历、高职称、高职务、高技术，而是指各行各业居于前列及整体素质优秀的人。即使是普通劳动者，如果奉公守法，勤劳尽职，身体强健，适应性强，也是高素质的表现。由于上海人口存在年龄及层次结构上的不平衡，而且老龄比例越来越高，上海将面临就业人口低于退休人口的局面。而且由于上海独生子女比例极高，教育文化程度普遍较高，新一代人将更多选择高中级职位。另一方面，如果上海集中力量于培养高中级人才，从外地引进初级人才和普通劳动力，也有利于上海的迅速发展。

其次，应注意移民的多元性和国际性，无论是国内还是国际，都应注意从各个不同的地区或国家吸收移民，这样才有可能形成“海纳百川”的特点，而不至成为某一特定文化的复制和移植。特别要重视吸引优秀的移民定居，促使他们本土化。只有这样，才能使移民对上海产生归属感，将上海当作他们的第二故乡，才有利于移民与土著的融合，才有可能形成新的上海文化。

而最有效却最困难的一点，是在积极引进外来移民的同时，促使上海原有人口的外迁，真正做到有进有出，“优胜劣汰”。这一点，目前基本没有实行，因此造成人才和人力资源的浪费。这并不意味着外流的人必定是“劣汰”，而是如何使各类人才得到最充分的发挥和运用。一个金字塔的顶层只能容纳个别人，每一个层面间的比例也是基本固定的。例如，某个单位在引进带头人的同时，应该是原有带头人的调动或外迁。不能在原单位或上海当带头人的人，迁入外单位或外地后就可能当新的带头人。由于经济和文化的梯度发展和地区间的差异，从上海迁出的各类人才都有可能在新的岗位上获得比在上海更合适的就业和发展机会。“优”和“劣”是相对的，不同地区、不同的发展阶段、不同的使用方式都有不同的标准，关键还是人尽其才，这只有通过不断的人口流动才能实现。此外，低收入的人迁入生活水准较低的地区，也能因此而过上较舒适的生活，如从发达国家迁入欠发达地区的养老移民。随着上海老龄人口比例的增加和生活水准的提高，这也将是一种可行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