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鹊叫与乌鸦鸣

喜鹊叫与乌鸦鸣

自古以来，国人好听喜鹊叫而恶乌鸦鸣，以为那形态美丽、叫声悦耳的喜鹊能给人吉祥好运，而那一身墨黑、鸣声怪异的乌鸦会给人晦气兆。

乌鸦作为大自然的一种生灵，应该有其生存和歌唱的权利。认为喜鹊报喜、乌鸦兆凶，虽然不符合科学，但从中也折射出世人趋吉避凶的一种心态、一种意愿，这无可非议。可另有一种出现在我们的队伍里、反映在政治生活中的报喜不报忧、闻好不闻丑的现象，却不能不令人思索。君不见，一些地方及部门的一些同志，信奉“家丑不可外扬”之道，在向上级呈报工作中，往往是成绩叠叠、好事桩桩，而那些因失误、失策或败笔、败作，尤其是人为原因造成的重大损失和腐败现象，却是能掩则掩、能遮则遮，或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更有甚者，有的竟把芝麻吹成西瓜，把痂疤饰成鲜花。报喜不报忧现象不断于耳、不绝于世。窃以为有主观和客观两种原因，前者盖是当政者为显耀政绩、谋取荣誉；后者乃是“上有所好，下有所迎”。不是吗，有的上司听喜则悦，闻忧则惧，部下便察言观色、见风使舵，专投上司所好，只拣喜事报，不把忧情告。古往今来，可作镜、能作鉴的惨痛教训不少矣！譬如有：秦朝时，秦二世幽居深宫，近小人而远百姓，好听宦官赵高的颂词赞歌，直到天下大乱、敌入秦宫还蒙在鼓里。梁武帝偏信骄奢弄权的朱异，结果是侯景兵围台城，与将士百姓困饿而死。隋炀帝只信投机取宠的虞世基，可怜遭至国破身亡……我国解放以来，此风亦时有所兴。最烈时可谓有二，一是“大跃进”时期，那时在不切实际的工作方针指导下，经济建设如乘火箭，工作喜报如雪纷飞——粮食“极大丰收”，苗密株壮可坐人，亩产万斤不稀奇；钢产超纪录，遍地开花的小高炉，竟能铁流滚滚日产千吨钢。不言而喻，最后是经济破败不堪，民生艰难不已。二是“文革”时期，在极“左”思潮主导下，处处山花烂漫，天天莺歌燕舞，一派大好形势，可谓“全国山河一片红”。而真情实况，乃是生产日见萎缩，社会顿失秩序，人心惶惶又茫茫，国民经济更是濒临崩溃边缘！

列宁同志曾经说过：“政治上采取诚实态度，是有力的表现，政治上采取欺骗态度，是软弱的表现。”我党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毛泽东、周恩来、朱德、邓小平同志，一贯倡导和坚持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生前一再要求全党同志在任何情况下，都要说老实话、办老实事。我党第三代领导人更是一再强调党的作风问题，把它看做是一件关系党和国家兴衰存亡的大事。江泽民同志在《关于改进党的作风》一文中，就党内存在“形式主义、官僚主义”这两个群众反映比较强烈的问题，作了切中时弊的阐述，一针见鲜血的阐述：“搞形式主义，要害是只图虚名，不务实效。”在分析其表现时精辟地讲到：“有的报喜不报忧，掩盖矛盾和问题，以致酿成恶果。”由此导致“现在发生的一些严重的突发性事件和群体性事件，有些让人想都想不到”。有清醒头脑的同志都认识到，报喜不报忧是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的综合症，是党内生活中的一股不正之风。它从来被坚持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和恪守耿直正派作风的共产党人所唾弃、所痛斥。虽然，它有时能得逞，能取悦于官僚主义比较严重的领导，但鸡蛋经不起摔掼，纸张包不住烈火，最后还是“竹篮打水一场空”，不大会有好结果的。这方面的例子不少，去年，南方某市有一家不小的单位，其主管者不善管理，好于谋私，经营难以为继，效益连跌跟头，老兄却编制出利税大户的假绩，由此戴上一顶顶桂冠，同时亦中饱私囊。但是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西洋镜”不戳自破，当单位倒闭破产之时，这位仁兄真容显露，责任难逃，结果是身败名裂，锒铛入狱！

报喜不报忧或闻喜不闻丑之风，是与我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背道而驰的，它弄虚作假、遮羞掩丑、哗众取宠、沽名钓誉，它捂盖矛盾、回避问题、粉饰太平、蒙骗组织。风行之处，轻则混淆视听、贻误工作，重则扰乱决策、延误大事，实是后患无穷，不可小觑。先哲有言“君子所以明者，兼听也；其所以暗者，偏信也”。唐太宗更是直言不讳“明主思短而益善，暗主护短而永愚”。此话对当代当政者不无教益。今天，要使“报喜不报忧”没得市场，还是要靠制度。这里，当通过建立严格、规范的当政者任期审计和政绩考核办法，以及群众监督尤其是专门机构的督查制度，对那些“报喜不报忧”尤其是谎报滥夸者进行严肃的批评甚至公开曝光，对造成严重后果的则是应追究党纪政纪乃至法律责任。另外，作为上级机关和领导，也要有深察“兼听则明，偏听则暗”的落落风范，听到喜也好，闻到忧也罢，都当用心思量、慎重肯首，而不是轻而信之、擅而断之，特别是对报告的问题和不足，更要细心斟酌，冷静分析，帮助寻原因、找教训、想对策，而不是无情批评、一味指责。如此一以贯之，“乌鸦”则将安然畅鸣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