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作历史研究论著，自然离不开资料。所谓无一字无来历，表示了研究和写作态度的认真。我从自己的经验发现，长年累月对着资料写作，一旦丢开资料，要写点什么，有时不免感觉难以下手。字字皆求有来历，丢开了来历，脑中乃呈空白。这大约就是手僵的表现。语于同行，亦谓其然。我很佩服案头不着一字资料而能对历史作宏观研究的大家。于是，我给自己作了一项规定：写作历史论著之余，也写点与历史研究无关的文章，活动一下筋骨，以免手僵。同时自戒：此类文章不宜多写，一年之中，写上那么几篇就行了；否则，难免手滑。近年以来，我是照此行事的。
可是，近来这个条例自行破坏了。去年十月，在闲且惫矣的情况之下，写了回忆王芸生先生的文章，一时伤逝兼怀旧之心竟油然而生，不免还想再写他人，尽管有的人墓木已拱多年，还让我怀念不已。而报刊有相继索此类稿件者，也促成了我的情不能止。于是，一发而不可收，三个多月之间，竟然断断续续写了这样的怀人之作十四篇。西谚有云：如果一个人总是往回头看，那就证明，他的确是老了。如论年龄，明年即入古稀，自然不能不谓之老矣。我从不相信“七十不稀奇”这样的豪言壮语。如论情绪，尽管我并不自承已入老境，事实上又往往时有老年之状。往常与友辈写信，多是提笔疾书，书成即装入信袋，封毕即寄。近来则往往时写时停，装入复又取出。我说不上这是一种什么心情，大约是念及与老友作纸上对语，不知尚能几次吧。忆及白乐天句：“心绪万端书两纸，欲封重读意迟迟”，庶几近之。
将这三个多月之间写成的十四篇怀人之作，连同旧作悼念文字，编辑在一起，名之曰《往事如烟怀逝者》。集尾两篇旧作《风雨同舟忆〈文萃〉》、《上海〈大公报〉忆旧》，一是应中共上海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而写，一是应全国政协《抗战前后的〈大公报〉》专集而写，与集中他文有所不同，乃以事为经，以人为纬，然所涉之人，或多已亡故，所写之事，往往亦涉及集中所怀之逝者，因此也收入之。对于集中所写诸人说，往事确如烟云，早成过去，尽管他们是不朽的。对于我这个怀念者，往事亦成烟云，缥缈无从抓住，徒留下无穷无尽的怀念与伤悼，既伤逝者，行自念也。如是云尔。
这个集子不是我的回忆录，而是怀人集。所怀之人，或为我的师长，或是我的前辈长者，或是我的朋友与同窗，他们的生平事迹，特别是几位硕学大师学问事业的卓越贡献，自有专人研究，或已著为传记，非我所敢得而妄议，这里所写的，只是就身之所经，缕述管窥，自不作求全之记载也。
集中所怀之人，都是知识分子，还都是大知识分子，思想、经历、学术与作为，各有不同。但所体现出时代的命运，则是共同的。一代经学大师龚向农先生死于一九四一年，硕学大儒，淡泊自守，而历经世变，晚年生活近于不能温饱。至于经历了新中国生活的诸师长、前辈与友人，除了刘秡如与严庆澍（唐人）之生活于香港，李肇基一九五五年慷慨成烈士（集中本拟收入旧作悼肇基文，后自思文字过于单薄而抽去，在《忆庆澍》文中兼及肇基事），他们生逢盛世，遭际有所不同，亦无一不经受了时代的风风雨雨，而使后死者慨然系之。往事如烟，但愿往事真如烟云般散去，不宜复再。
最后，要说的是，集中有些文章，于报刊发表后，或为友人指出为不宜，或自觉欠当者，此次入集稍加删削修改，亦有个别文章在报纸发表时编辑嫌长而删略，在此亦复其旧者，这里就不一一指出了。
一九九〇年二月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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