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说李鸿章

前文《李二先生非汉奸》（载《文汇读书周报》第五五五期），言而未尽，作此续篇。

李鸿章阐述他的洋务思想最具代表性之作，为于同治三年写给恭亲王奕䜣和军机大臣文祥的信。此信提出天下事穷则变、变则通之理，结语云：“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习外国利器；欲学外国利器，则莫如觅制器之器，师其法而不必尽用其人。欲觅制器之器与制器之人，则或专设一科取士。士终身悬以为富贵功名之鹄，则业可成，艺可精，而才亦可集。”蒋廷黻对此信赞誉极高，认为是“中国十九世纪最大的政治家最具有历史价值的一篇文章”。

其实，这正是李鸿章见识不足之处，也是洋务运动的根本缺陷所在。还是用李鸿章自己的说法来证实，他在同治四年八月改建江南制造局的奏折中说：“中国文物制度迥异外洋獉r之俗，所以郅治保邦，固丕基于勿坏者，固自有在。”照此，中国的政教、文化、风俗皆优于洋人，无须作任何改变，只要学得西方之长技足矣。至甲午战败的几十年中，洋务运动的声势，不可谓不盛，终至一战溃败，宣告了洋务运动的失败，宣告了此路不通，以事实证明了李鸿章思想之大局限，甚而可以说：李鸿章但有实务而无思想。梁启超评论他不学无术，殆即指此。

甚至还用不着到甲午，早在此前，个别杰出人士，已指出洋务之法有欠缺。出使英法的郭嵩焘，以亲身所验提出，非只洋人的科技制造值得学习，洋人的政治制度文化教育更应借鉴。他为此专门写信给李鸿章，主张派留学生出洋学习制造和驾驶，不如学科学技术。更好的办法，应是像日本一样，在国外学习政治、经济、社会、法律等立国之本。时人目郭嵩焘之说为邪说异端，李鸿章亦不接受郭嵩焘建议，答称：“鄙人职在主兵，亦不得不考求兵法。”“兵乃立国之要端，欲舍此别图大者远者，亦断不得一行其志。”以主兵为借口，实认为兵即是立国的大者远者，而否认了西洋的政教文化有可学。这就是梁启超批评李鸿章“惟知练兵而不知有兵之本源”。

李鸿章练兵的首要是，购买新式战舰，建立强大海军以对付日本。光绪八年，他与署直隶总督张树声合奏，分析了中日双方兵船的力量，认为是互不相让，进而说：“然比年以来，臣鸿章与内外诸臣熟商御侮之要，力整武备，虽限于财力，格于浮议，而购船制械，选将练兵，随时设法，独具规模。”结语说：“中国地大物博，能合力以图之，持久以困之，不患不操胜算。”“中国战舰足用，统驳得人，则日本自服，球案（指日人侵琉球）亦易结矣。”

李鸿章对胜利前景的信心，倒也并非无据。光绪十四年以前，中国海军较日本为有优势。光绪十四年以后，因献媚慈禧，海军经费大量用以建造颐和园，照李鸿章甲午战启时所奏，说是“近年部议停购船械，自光绪十四年后，我军未购一船。丁汝昌及各将领屡求添购新式快船，臣仰体时艰款绌，未敢奏咨渎请，臣当躬任其咎”。李鸿章不敢语涉慈禧，稍言海军经费移用造园事，隐忍出以“臣当躬任其咎”，满腹怨气，以后终于对掌管户部的老对头翁同龢发泄出来，这且留待后面去说。经六年停滞，到光绪二十年战发，日本海军已强于中国了。李鸿章对此是明白的，看他在甲午战启时对双方海军兵力的分析可知，其时北洋海军之可用者，只镇远、定远两舰优于日本，然“质重行缓，吃水过深，不能入海汊内港，次则济远、经远、来远三船，有水线甲穹甲，而行驶不远。致远、靖远二船，前定造时号称一点钟十八海里，近因行用日久，仅十五六海里。此外各船，愈旧愈缓”。因此，李鸿章制定的政策是“以保船制敌为要，不敢轻于一掷，以求谅于局外者也”。

这就明白地表示，李鸿章并不主战。为什么要“求谅于局外”，即因局外人不明就里，一时主战之风甚嚣尘上，且说动了慈禧和光绪，李鸿章在奏折中才作此表示（“以保船制敌为要，不敢轻于一掷”）。中国屡受敌侵，朝野有轻易求战之心，其情可谅；在不能战之时而强战，乃以国家事为儿戏，其事不可取。远一点说，南宋以来，即因辽金元之屡侵，就造成了轻易言战的心理，士大夫以功名自见者，动辄言战，后之人误以为不问任何情况，言战即同于爱国，因而往往以战和判忠奸，其误甚矣。即在近代，甲午以前，已有鸦片、英法联军、中法三役之败，不检讨自己，审时度势，力求自强，锐意改革，只是空口叫战，只能败得更惨。可悲的是，甲午惨败诚然深深震动了中国，尤其知识阶层，戊戌维新以起，革命之说以兴，当政者则还是昏聩糊涂，最后引来了愚昧无知的义和团，招致了八国联军入侵。

李鸿章以局内人明白不能战，尽管他没有公言反战，已招来了汉奸之谤，李鸿章毕竟也爱名节，便流之于依违两可。几十年的练兵，局外人误以为已属莫敌，从前三败于洋鬼子，今与东洋人战当可胜之。于是，内外言战者众。这里面，军机大臣李鸿藻和翁同龢起了最主要作用。胡思敬《国闻备乘·名流误国》有载：“甲午之战，由翁同龢一人主之。同龢旧傅德宗，德宗亲政后，以军机大臣兼毓庆宫行走，尝蒙独对，不同值诸大臣不尽闻其谋。通州张謇、瑞安黄绍箕、萍乡文廷式等，皆文士，梯缘出其门下，日夜磨砺以须，思以功名自见。及东事发，咸起言兵。是时，鸿章为北洋大臣，陆海兵权尽在其手，自以海军弱，器械单，不敢开边衅。孝钦以勋旧倚之。謇等仅恃同龢之力，不能敌。于是廷式等结志锐，密通宫闱，使珍妃进言于上。妃日夜怂恿，上为所动，兵祸遂开。”

这节记载，大致可信，但忽略了慈禧的作用，大失。没有慈禧首肯，光绪何能决定作战？紧接上文，下面写到李鸿章向翁同龢一泄怒气，两个对头正面交锋了：“既而屡战不胜，敌逼榆关，孝钦大怒，召同龢切责，令即日驰赴天津诣鸿章问策。同龢见鸿章，即询北洋兵舰。鸿章怒目相视，半晌无一语，徐掉头曰：‘师傅总理度支，平时请款辄驳诘，临事而问兵舰，兵舰果可恃乎？’同龢曰：‘计臣以撙节为尽职，事诚急，何不复请？’鸿章曰：‘政府疑我跋扈，台谏参我贪婪，我再哓哓不已，今日尚有李鸿章乎？’同龢语塞，归乃不敢言战。”

这段记载，颇能传神。李鸿章怨气冲天，翁同龢退无可守，看来是北洋大臣兼直隶总督和军机大臣兼户部尚书之间的纠葛，实际是翁李二人甚至是翁李二家的恩怨纠结。

翁同龢家世显赫，与其父心存均为两朝宰相而兼帝师，与其侄曾源均中状元，所谓父子宰相、叔侄联魁。陈康祺《郎潜纪闻》称翁家为“两朝宰相，再世帝师，三子公卿，四世翰苑”。翁同龢的长兄同书任安徽巡抚时误抚练首苗沛霖，以致失陷封疆，被两江总督曾国藩参劾，革职充军新疆，死于戍所。曾国藩参劾显赫的翁家人物，并非没有顾虑，劾疏中有云：“臣职分所在，例应纠参，不敢因翁同书之门第鼎盛，瞻顾牵就。”就表明了顾虑所在。而这句话确也厉害极了，正好以此堵住了同治和慈安、慈禧之口，宽假无从。逮问时定拟翁同书大辟，后因翁心存病死，方减罪为充军。为曾国藩拟这个疏劾的，正是李鸿章。李鸿章是著名的刀笔，曾国藩就曾称赞他的公牍写得好。翁家一家，对于李鸿章，怎不怀恨在心。翁同龢既入军机，后久兼户部，职权在手，对李鸿章施以报复，请款购买军舰屡遭驳诘，自在意中。重臣以国家事为私人恩怨之具，不亦可叹。

李翁仇隙之深，还可另引一条材料说明。其记载出于身经其事的吴永，所著《庚子西狩丛谈》谓甲午败后，袁世凯为翁同龢做说客，去北京贤良祠看李鸿章，劝李“不如暂时告归，养望林下，俟朝廷一旦有事，闻鼙鼓而思将帅，不能不倚重老臣，届时羽檄征逐，安车就道，方足见老成声价耳。语未即已，公即厉声诃之曰：‘止，止。慰庭，尔来为翁叔平作说客耶？他汲汲想要得协办，我开了缺，以次推升，腾出一个协办，他即可安然顶补。你告诉他，教他休想。旁人要是开缺，他得了协办，那是不干我的事。他想补我的缺，万万不能。武侯言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两句话我还配说。我一息尚存，决不无故告退，决不奏请开缺。’”

李鸿章在甲午败后，直隶总督一职被革，文华殿大学士衔尚在，清例，大学士不开缺，旁人不能补。翁同龢虽入军机，却因无缺，补不上大学士，做不了协办大学士，不能称为拜相。翁同龢于此，心有戚戚。袁世凯善于窥伺，乃在他昔日恩人李鸿章面前为翁同龢谋此。话才开头，李鸿章敏感之甚，立即出以激愤之言止之斥之，翁李怨毒之深可见。

事情没有结束。袁世凯退后，李鸿章即对吴永诉说了一通。《庚子西狩丛谈》续记云：“项城出后，公即呼予相告曰：‘适才袁慰庭来，说得天花乱坠，要我乞休开缺，为翁叔平作成一个协办大学士。我偏不告退，教他想死。我老师的“挺经”，正用得着，我是要传他的衣钵的。我决计与他挺着，看他们如何摆布。’”李鸿章自负一生不求退，面对翁同龢，更要干到底。曾国藩平时常对人言，他有“挺经”十九条。这所谓“挺经”，无非是收罗一些成语故事，讲的是刚柔相克处世之道，李鸿章要继承师道了。

杂记甲午和战问题如上，如果李鸿章在光绪十四年以后，能如愿以偿续买军舰，慈禧不以海军经费营建颐和园，中国海军建设当有强于甲午之时，但也未必能战胜日本。这就不是但知练兵而不知有兵之本原的李鸿章及其流亚所能见及了。甲午战败，李鸿章处于万人唾骂之中，当时主张诛李鸿章者甚多，文廷式等翁党之议无论矣，陈宝箴之子陈三立于乙未五月亦有电致两江总督张之洞，请吁奏诛合肥以谢天下。黄濬得见此电，以之载所著《花随人圣盦摭忆》，原电云：“读铣电，愈出愈奇，国无可为矣。犹欲明公联合各督抚数人，力请先诛合肥，再图补救，以伸中国之愤，以尽一日之心。局外哀鸣，伏维赐察。三立。”张之洞是极有心机的人，迎风善变，他自然明白，甲午后慈禧犹眷顾李鸿章，所以对陈三立此电未复。值得探索的是，陈三立何以有此主张，是否与时流以李鸿章为汉奸的看法相同？

查陈三立《先府君行状》记：“其时李公鸿章自日本使还（振常按，指乙未签约归），留天津，群谓且复总督任。府君愤不往见，曰：‘李今朝抵任，吾夕挂冠去矣。’人或为李公解，府君曰：‘勋旧大臣如李公，首当其难，极知不堪战，当投阙沥血自陈，争以死生去就。如是，十可七八回圣听。今猥塞责望谤议，举中国之大，宗社之重，凭孤注戏付一掷，大臣均休戚，所自处宁有是耶？其世所蔽罪李公，吾盖未暇为李公罪矣。’卒不往。”如是，则陈宝箴之责李鸿章，与众议之一哄而嗤之为汉奸，大不同，责其不当战而战，不冒死据实以呈国家实不能战也。然则，其子散原老人之请诛合肥，当亦秉其义。壮哉，义宁陈氏之谠论也。

陈宝箴此说，与往昔曾国藩所论亦相符合。曾国藩在天津教案落职后致李鸿章信云：“自宋以来，君子好痛诋和局而轻言战争，至今清议未改此态，有识者虽知战不可恃，然不敢一意主和。盖恐群情懈弛，无复隐图自强之志。鄙人今岁所以大蒙讥诟而在己亦悔憾者，此也。”曾国藩毕竟高李鸿章一筹，李鸿章以“筑室忝为门生长”自居，惜乎未见得领略了乃师之深意，便使后人亦复哀后人也。

一九九五年十一月二十日

（原载一九九六年三月九日、十六日《文汇读书周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