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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社会科学学术期刊对学术价值的判定和追求

时间:2022-01-12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这正是这些期刊具有较高学术价值的重要标志。以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主办的社会科学综合性学术期刊《学习与探索》为例。社会科学学术期刊刊发的具有超前性的学术论文,对于科学决策作了必要的理论准备。

(1990年8月20日)

学术价值对于社会科学学术期刊的编辑者和社会科学研究工作者来说,是个既熟悉又模糊的概念。熟悉,即在评论某一种学术刊物、一本学术著作和一篇学术论文时,总免不了要涉及到它的学术价值如何,学术水平高低。模糊,即迄今为止,究竟什么是学术价值,它具有哪些特点、品格和要素,很少见到有一篇文章作出全面、系统的阐述,讲清它的ABC,特别是在如何把握、判定学术价值上,尚未寻觅到一个可供操作的衡量标杆。笔者近几年出于工作的需要,阅读了一批社会科学学术期刊,对于学术价值的内涵略有所悟,发现有相当数量的社会科学学术刊物,一是它们所发的文章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二是这些刊物的编者很善于以“新”为着眼点去判断和追求稿件的学术价值。实践证明,这两方面对于办好学术刊物是极为重要的,是任何一个有志于提高刊物学术质量的编者都不能不认真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不能不熟悉掌握的基本功。鉴于此,我把自己阅读这些刊物积累下来的有关这方面的点滴体会整理出来,以就教于方家和同仁。

所谓学术,是指较为专门、有系统的学问。学术价值也叫作科学价值,主要体现在科研成果对于事物的客观规律作出较深刻的反映,它同以往的科研成果相比较,在观点和资料,广度和深度,系统和结构以及表述方式上有新的进步。因此,学术价值就成了学术期刊的生命。从近几年一些学术期刊所刊载的学术论文来看,它们的学术价值主要具有如下几个特点:

第一,真理性。科学研究的任务是揭示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探求客观真理,作为人们改造世界的指南;而真理就是对客观事物及其发展规律的正确反映。因此,真理性就成了学术价值的核心。判断一个社会科学学术期刊所刊登的文章是否具有学术价值和学术价值的高低,首要的也是最根本的是要看这些文章是否具有真理性;当然,判定认识或理论是否是真理,要经过实践的检验,而实践检验真理的过程又是极为复杂的。因此,社会科学学术期刊的编辑者判定某一认识或理论是否是真理,往往将社会承认的程度作为它的参照系。即凡是具有真理性的学术论文均包含以下要素:①它符合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达到无产阶级的阶级性和科学性的和谐统一;②它正确反映了社会某一领域的客观规律,从而加深了对这一领域的发现和认识;③它提供了某一社会领域翔实的资料,作出了合乎逻辑的论证;④它对世界的改造和社会的改革的某一课题,在作出全面、系统、深刻的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可行性或可供选择性的实施方案;⑤它全面、系统总结某一领域的历史经验,作出合乎规律性的科学结论;⑥对谬误作出言之成理、论之有据的辨析,等等。由于已发出的一批论文具有上述特点,至今读来仍给人以真理灼灼、光彩夺目之感。这正是这些期刊具有较高学术价值的重要标志。

第二,超前性。具有真理性的理论是实践的正确先导,它必须走在实践的前头。因此,理论对于实践而言,超前性是它固有的特性。同时,在理论研究的大系统中,在学术论文撰写者的群体中,在社会科学学术期刊之林中,发展并不平衡,常常出现“先声夺人”之作。有一批学术期刊就是以刊发这样的“先声夺人”之作而见长的,这是它们学术价值的又一个重要标志。以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主办的社会科学综合性学术期刊《学习与探索》为例。该刊1982年第三期刊载了刘振荣《试论社会主义劳动和按劳分配》一文,对我国现行的劳动制度中的弊端进行了科学分析,提出了解决的方案,指出:“我们的工厂企业,长期以来实行固定工为主的劳动管理制度,固定职工一经录用,就是终生职业。这种制度己经不能适应工厂企业非常复杂变化的生产经营情况,不利于劳动力的新陈代谢,为改革劳动力管理制度,使之有利于扩大就业,设想今后在城市工厂企业,实行劳动合同制度,企业有的可用长期合同工,有的可用短期合同工。”接着,该文对实行劳动合同工制度的依据、意义作了阐述。这篇论文提出的观点、办法同1987年国务院关于国营企业实行合同工制度的决策基本是一致的,只是在时间上前者比后者超前了5年。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于1981年6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上最先提出这个概念后,直到1987年,理论界对这个问题的讨论才形成热潮,中间相隔五年有余的“冷漠”期。而《学习与探索》在1985年第3期上则刊发了冯兰瑞《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完全的按劳分配》的论文,指出:“社会主义不是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取得胜利,而是在经济此较落后的国家首先取得胜利”,“这个基本情况决定了作为共产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还要经历一个初级阶段。这个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具有一些不完全与马克思的构想相同的重要特征。”接着文章阐述了这一系列特征的内容,文章提出的一些重要观点同1987年“初级阶段”热中出现的一些观点基本一致,但前者却比后者超前了两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恢复了我党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愈来愈重视决策的科学性和民主性,在决策中充分尊重专家论证的意见。社会科学学术期刊刊发的具有超前性的学术论文,对于科学决策作了必要的理论准备。

第三,独创性。近几年,在一些学术期刊上陆续刊发了这样一批文章,它或者从科研空间上开拓了前人未曾触及过的领域,“发前人所未发”;或者对似乎已成为金科玉律的结论提出质疑,进行挑战,作出使某些传统的陈旧的观念失魂落魄的崭新结论;或者在让人生畏的混乱不堪、茫茫未知的领域里独树一帜,别出心裁地推出一般人难以想象的解决这些问题的有效方案,凡此等等。它们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独创性。河北省社会科学院、省社科联主办的《河北学刊》这个社会科学综合性学术刊物,就间或推出具有这种独创性的论文。例如,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以后,全国各地方志编写蜂起,方志编写的理论纷纭。正在这时,该刊于1985年第2期编发了邵煜《关于建立马克思主义方志学的几点看法》的论文,旗帜鲜明地提出要用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指导编写方志,建立马克思主义方志学。这篇论文在方志编写和方志学研究领域独树一帜,引起有关方面的极大重视。再如,自两千年以前太史公写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的文字以后,人们一直认为,屈原这位伟大的爱国诗人所获得的文学成就与他晚年被放逐的生涯紧密相关,似乎在观念上已成了一条铁的定律。该刊同年的第3期上则刊发了张中一《屈原未遭“放逐”考》长篇论文,运用大量的典籍史料,对“放逐汉北”、“放逐陵阳”、“放逐南楚”和“自沉”等进行了有理有据的考辨,结论是“屈原一生未曾遭受放逐,只是受过楚王的迁谪”,而“迁谪”和“放逐”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论文发表后,受到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和承认,使“屈原放逐”的传统观念得到了更新。

第四,深刻性。从人类认识的已有成果和知识积累的现状而言,科研成果的独创性,有不少是呈“逆向”趋势,即表现对已有某个结论和原理的全面否定或部分否定;而科研成果的深刻性则呈现“顺向”前进的势头,即表现对现有某种认识和知识的深化。因此,深刻性也是科研成果和学术期刊具有学术价值的一个重要标志。比如,人们通常把社会主义文明划分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这种二分法,从两极抓住了社会主义文明的辩证本质,因而具有真理性,成为人们共同承认的概念。为了深化这个理论,《河北学刊》1985年第6期刊发了苗启明《论社会主义文明的三维结构》的论文,提出:“文明,从它萌芽和产生的时候起,就包含物质文明、制度文明和精神文明三个构成因素。”接着,文章对社会主义制度文明的地位、作用、建设以及同其他两个文明的关系作了充分论证,这样就把人们对社会主义文明认识的水平大大向前推进了一步,对于人们更加自觉地改革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的实践无疑具有重要指导意义。再如,通常人们认为,自由作为主体的一种本质属性,一是指哲学意义上的自由,二是指政治社会学意义上的自由。湖北省社会科学院主办的综合性学术期刊《江汉论坛》1988年第5期推出张正霖《自由有哲学、政治和伦理三重含义》的论文,在肯定哲学、政治学意义上的自由的基础上,指出自由还有伦理学上的独立含义。人们对外在行为规范(政治的、法律的、宗教的、团体的)的自由选择,自觉遵从,对自身行为的自我审视,自我评价,自我约束,自我修养等,都可看成伦理学上的自由,这篇论文的发表,把对自由这个概念的研究向纵深推进了一大步,加深了人们对自由的认识。

第五,系统性。在这里我不是指一些学术刊物刊发的各个单篇论文所具有的系统性特点。因为任何一篇学术论文都应坚持始终如一的条理性和严密的逻辑性,否则就达不到学术论文的起码条件。我觉得应该特别指出的是,确有那么一批学术期刊,常常以一个重要的课题为轴心,连续发表一系列文章,从多角度进行论证,使这个大课题的科研成果形成较完整的系列,做到成龙配套,这也是人们评价某个学术刊物的学术价值的一个重要依据。例如,《学习与探索》1986年第1期发表了何新《关于文化学研究的通讯》以后,在一年的时间内连续刊登了有关文化学研究的10篇论文,若单拿出其中某篇阅读,可能不一定深切感到上述的“真理性”、“超前性”、“独创性”、“深刻性”的特点,但若逐一把这10篇论文读完,就会在头脑中形成关于文化学的完整印象和系统的知识。因为它们从不同角度、不同方位论证了文化学的完整体系,同以往的文化学专著相比,它具有更丰富、更系统的整体优势,显示出更为重要的学术价值。

上述一批学术期刊所以能办成学术价值较高的学术刊物,它们自然有各自的丰富经验。我觉得其中最重要的经验是这些刊物的编者比较肯于和善于以“新”为着眼点去判断和追求稿件的学术价值。从阅读这些刊物中可以体会到它们的编辑者具有如下素质和本领:

第一,具有很强的创新意识。人类要不断前进,就要不断创新。创新是以主体的力量作用于客体,促使客体中潜在的新事物萌发、崛起,加速旧事物的瓦解、消亡,从而推动客体跃入新的发展阶段。创新是人的能动作用的升华,是自觉地认识、驾驭社会力和自然力的高级的社会实践活动。创新意识就是创新主体从事创新活动所具有的精神状态。学术刊物编者的创新意识是同他们对稿件学术价值的判断紧密相连的。任何一篇学术论文,如果它具有学术价值,它就必须具有新意;同样,任何一篇学术论文如果具有新意,它就必定具有学术价值。从上述的“五性”而论,都是以“新”为核心,是“新”从不同角度的延伸或繁衍。真理本身就是常新的,特别是新发现的真理,更是以全新的形态呈现在人们面前。超前性,对现在事物和对现存事物的认识来说,它是崭新的,它是对未来即将出现的新事物的科学预测。独创性,是对过去旧结论、旧观念、旧模式的否定,是新结论、新观念、新模式时建立。深刻性,是在认识的深度上,突破现已达到的层次,向新的更深的层次逼近,向新的认识高度延伸。系统性,则是在认识系列、知识系列、理论系列上的新完善。由此可见,“新”是学术价值的灵魂与核心,没有“新”,就难以谈到学术价值。只有把握住“新”,才能把握住学术价值。我们的一些学术期刊的编者比较深刻地认识到新与学术价值的这种内在关系,他们在选择稿件时,首先看它是否具有新意,以“新”为着眼点去判断学术价值。所以经他们选择和决定刊发的学术论文;总是以“新”取胜,同时也就自然地达到以较高的学术价值取胜。这是把刊物的学术质量搞上去的一个方法论上的“秘诀”。

第二,具有锐敏的学术嗅觉。这是把学术期刊的学术质量搞上去的关键。学术嗅觉亦即学术敏感,这是有作为的科学研究工作者和学术刊物的编辑者多种素质综合在一起而产生的特殊本领。从一批学术期刊这些年发稿的情况看,这些期刊的编者的“多种素质”至少有以下几点:①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即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深刻的理解,作到既能创新又能保持正确的政治方向;②对当代社会发展趋势的科学认识和较正确的预测,使自己的思想符合这种客观趋势并走在它的前头;③对社会科学研究动态的全面、及时掌握的能力和摄取、筛选学术信息的本领;④对大量的科研成果进行正确鉴别和选择的水平;⑤对新生事物的锐敏的发现力和相信它们一定会茁壮成长从而取代旧事物的坚强信心,如此等等。这多种素质的有机结合,必然产生特殊锐敏的学术嗅觉。这种学术嗅觉能达到的界点,不只是本地、本省,而且是全国以至世界。它就像一个装在卫星上的遥感器,地球上哪里冒出乃至潜在的新事物,均能立即反馈回来。那些学术水平较高的刊物的编者为什么不仅能把本省的学术佳作荟萃到自己的刊物上,而且一些省外科学研究的新成果也能及时地摄取到自己手中?就是因为这些刊物的编辑部有一个最灵敏的“遥感系统”。

第三,具有理论的坚定性。我们的学术期刊自创刊到现在一般经历了10个年头,经历了非同寻常的社会政治环境。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不断深入贯彻落实,尊重科学、尊重人才的舆论越来越强,在全国创造了适合社会科学长期稳定发展的和谐气氛,这是全国每一个社会科学工作者和学术刊物的编辑所共享的。但是,由于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思潮在这期间此伏彼起,愈演愈烈,加之黄色书刊的泛滥,“一切向钱看”的资产阶级价值观和拜金主义的干扰,也给社会科学期刊时而蒙上一层阴影,使编者处于进退两难、走投无路的境地。面对这些复杂局面,这些学术期刊的编者不改初衷,一直抓住“新”字不放,而且越办越“新”。充分表现了他们的理论勇气和理论的坚定性。他们能达到这样坚定的境界,是同对创新活动的特点有较透彻理解分不开的。创新活动,特别是理论上的创新活动具有三个特点:一是它具有必生性。实践在发展,社会在前进,作为实践反映和升华的科学理论也必须不断更新,只有如此,理论之树才是常青的,编者们正是认识到这种创新的必生性,他们才以创新为荣,以创新为高尚,以创新为己任。不但自己敢于创新,而且能大胆支持广大社会科学工作者创新活动的开展。二是它具有逆俗性。理论的创新是对世人认为是“真理”性结论的扬弃,是同陈旧观念的决裂,是对旧模式的否定。所以,它一出现,往往被一般人认为是离经叛道,以种种理由论证它不能成立,以至加以压制和扑灭。但这只是暂时的现象,真理最终是要战胜谬误的。一批学术期刊的编者们就有这样的认识和气魄,他们具有为追求真理和美好事物而不惜牺牲的“英雄热情”(布鲁诺语),在暂时强大的“压力”面前,也能把创新活动坚持下去。三是曲折性。世界上任何一项创新活动,均无既定模式可循,而要靠创新主体去摸索、探求,这就难免要经过千回百转,多次失败,才能达到成功。这种曲折性特点,要求创新主体,要有坚韧不拔的探索精神,决不遇到困难而低头。这批学术期刊的编者正是这样。通观他们的刊物,并非期期均新,每期文章亦非篇篇都好,有时也有残枝败叶,也有“新”歪了的,但他们从不气馁,而是不断总结经验教训,在螺旋式的轨道上曲折前进,使刊物质量逐步达到新高度。

第四,具有强烈的使命感。上述一些学术期刊的编者所具有的判定和追求学术价值的素质和才能,归根结底,是来源于他们强烈的使命感。这种使命感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①能充分认识到社会科学学术期刊是学术价值的载体,是使这个学术价值得到传播和得以实现的中介。因此,他们把千方百计提高刊物的学术质量作为自己的责任,作为衡量编辑水平是否合格的标尺。②能始终如一地把期刊的社会效益放在第一位。我们的一些编者自觉地把社会效益放在最重要的位置上,使其有利于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有利于社会科学的繁荣,有利于社会科学人才的发现和培养。在自己的编辑实践中能坚决有力地排除经济效益对社会效益的冲击,把经济效益放在适当的位置上。③能坚定不移地坚持刊物正确的政治方向。主要表现在摆正马克思主义对各学科的指导地位,在推进社会科学各学科繁荣的同时,使马克思主义得到坚持和发展。④选稿用稿坚定不移地以学术质量为标准,恰当处理从各种渠道塞进来的“关系稿”、“人情稿”、“照顾稿”、“交易稿”等,不使平庸之作排挤优秀稿件应占的篇幅。

[又添一乐] 此篇是对社科类学术期刊研究的一个重要成果。第一,从五个方面阐述了学术价值的特点。文章以公认的学术价值较高的期刊为例证,以科学的理论为武器进行纵横剖析,从而挖掘出深藏其中的熠熠闪光的学术价值的种种表现,以及这些表现的内在联系。第二,从四个方面揭示了学术价值较高的期刊办刊主体——编辑的多种素质。这些素质是局外人难以具备的,也是不易被一般作者、读者以及其他人群所发现的,文章使这些极为宝贵的东西登台亮相,是对刊物学术价值的深化,也是对学术期刊编辑价值永恒的承认。此篇在《新闻与出版》1990年第4期上发表,发表后收入河北教育出版社1990年12月出版的《探索集》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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