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的屋顶飘瓦

明神宗朱翊钧10岁当上皇帝，在位48年，历史上称为万历时期。

著名历史学家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是一本影响了海内外的历史著作，写的就是这个时期的事情。书中写道：“1587年以后的内外形势并不平静，杨应龙在西南叛变，孛拜在宁夏造反，日本的关白丰臣秀吉侵占朝鲜，东北的努尔哈赤在白山黑水间发难。”

黄仁宇认为，这一时期的边防形势是相当不妙的。

万历时期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这就是首辅张居正，之前已经提到过，就是他把汪道昆赶回了老家。万历前期，在张居正等人辅佐下励精图治，有中兴的局面，但张居正独霸政坛，死后则纲纪废弛，国家由此衰落下去。著名学者朱东润先生在《张居正大传》一书中也有所描绘：

居正出生的时候，明室已经中衰了：太祖、成祖的武功没有了，仁宗、宣宗的文治也没有了，接后便是正统十四年英宗出征，不幸恰被鞑靼人包围，大军数十万遇到歼灭的命运，连皇帝也成俘虏……（那个时代）整个政治的提示是偏执与专制，大臣常有的机遇是廷杖与杀戮。因此到处都是谄谀逢迎的风气。政治的措施只能加速全社会的腐化和动摇。

在万历皇帝当政的晚期，又遇到老天爷不作美，气候进入历史上罕见的“小冰河时期”，冬天气温大幅下降，粮食减产，人口减少，饥荒一出现，社会开始动荡不安。但万历皇帝仍然荒淫无度，多年不上朝，“台省空虚，诸务废堕，上深居二十余年，未尝一接见大臣，天下将有陆沉之忧”（《明史·神宗本纪》）。

也就在这一年，远在几千里外的马边城出现了一件怪事。

事情是这样的，马边城里产生了一个奇怪的传闻，说镇上有妖孽肆行，城里的人如果被妖孽诱惑，就会出现“精神举止有异于常”的行为，更有甚者会被“魅死”。

魅死是什么呢？即遇到了蒲松龄《画皮》中的“二八姝丽”，大概就是着魔于女鬼而死。

不过，这件事情也太过蹊跷了一点，但在马边当地已有胡化光、叚有明等人被妖孽害死，言之凿凿，传闻愈烈。所以，那些年来，马边城里经常出现人心惶惶的状况，街头巷尾常常在议论一个看不见、摸不着、“倏忽变幻”的妖精。

人们为了赶走这个妖孽，可谓费尽了心机。

他们首先想到的是请和尚，和尚一念咒，妖孽自然被驱赶。但咒也念了，法也施了，就是没有效果。就有人说去请道士，道士可以写符纸，符纸对中邪之人又烧又吞，仍然没有效果；后来又找巫师来跳大神点符水，还是没有用。也就是说，人们能够想到的驱妖镇邪的方法都用尽了，但妖孽依然盛行，人心惶惶。

万历四十年（1612）的秋天，马边城里又出现了妖孽的凶兆。

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有叫陈永佑和刘继武的两家人发现屋子出现异常，“空中飘瓦，靡间昕夕”（陈禹谟《龙湖杨郡丞除妖异政碑记》）。房子不分朝暮在不停地掉瓦，肯定是见了鬼了，这事一传出，乡人大为惊骇，因为这样的情形在之前的胡化光、叚有明等人家里就出现过，人们对这样的事情并不陌生。

而房上一掉瓦，就有人会神神叨叨起来，那离“魅死”的日子也就近了。

紧张的气氛重现，人们又想到了那些和尚、道士、巫师，他们一来气氛更加诡异，但以爻筮之道来对付妖孽，好像一点用都没有，此前无数次的试验都是以失败告终。

就有人说，不如去找官府！其实，人们实在是无计可施了，民间搞不定的事情就得找官府，就像打官司要找包青天一样。

找谁呢？人们就议论开了，有人建议说马湖府同知杨如春是个“神君”，不如去找他。为什么要找他呢？史志上说他是“立心正直，士民敬惮”。

但问题是，杨如春并不懂怎么降妖啊！他是这样说的：“攘夷安夏吾事也，惟是幽与明不相及。”（陈禹谟《龙湖杨郡丞除妖异政碑记》）他的意思是，他又不是阴阳先生，他的本职工作是当好人民的公仆啊。

但望着那些前来苦诉的人，他又有些不忍心，就说，好吧，我陪你们走一趟看看。

杨如春，字道发，闽侯官人（今属福州），举人出身。他当时只是马湖府的一名郡丞，万历三十九年任过马湖府的同知，好像也曾当过湖南江华县的知县，大概就是个七品俸食的地方官员，其余不详。

接下来的故事就是杨如春坐着轿子去了马边城。

在路上，他是怎么想的呢？其实他心里一点底都没有。也可能想的是摸着石头过河吧。

关于这一段，在古籍中没有多余的介绍，其实要是在现在，这里或许正是故事出彩的地方，各色人物出现，飞沙走石，跌宕起伏，三十集电视连续剧不见得打得住。但本文且将那些恣意的想象抛开，回到杨如春一人的身上。

到马边城的第二天一早，杨如春就在城里转，他独自一人，不带随从，走走停停，蹄声清落，把整个市镇瞧了个遍，而这一来就是好几天。

于是人们就在想，杨大人到底在瞧什么呢？

这天，杨如春来到一座古寺旁，他就隐隐约约地感到不对劲，怎么不对劲呢？他发现寺庙旁有两棵巨大的枯树，“大数围，长且干云”，瘦骨嶙峋，张牙舞爪。

这时杨如春突然悟出了什么，拍了一下脑袋，大声喊道：“就是它了！”

是的，杨如春发现妖孽了。

接下来，兵士迅速赶到那里，“遂命鼓噪挥斤，会迅雷驰电疾风甚雨”，这个场面颇有些戏剧性，一挥斧头就开始刮风下雨，天地间异象顿生，但大家不要奇怪，因为后来的撰文者说这是“天助其威也”。

砍倒枯树后，人们赫然发现树下有一堆蟾蜍，也就是民间称的癞蛤蟆，大的有一斤重，全都被压在树根下，其状甚为恐怖，观者无不骇然。

但妖魔就在眼前，这又不得不说是振奋人心的事，看到此景象的旁人许君就说：“木之摧也，必有受其压者，是家即何辜负而更罹其余患哉，寻反风外向民家亦竟无伤，而自是合镇帖泰矣。”（陈禹谟《龙湖杨郡丞除妖异政碑记》）没有惨烈的斩妖场面，甚至没有付出一点多余的代价，只是将两棵树砍倒而已，而妖已尽收，实在是大快人心事！

此时，消息早已传遍了马边城，老百姓议论纷纷，奔走相告，觉得是除掉了一大祸害，大家心里的一块石头落了下来。许君虽然只是“路人甲”，群众代表，但他的话有一定代表性，另外，还有“路人乙”德君也称赞说：“吾君信神君也，吾曹赖有宁宇，秋毫皆吾君赐，明德远矣，请勒石纪。”（陈禹谟《龙湖杨郡丞除妖异政碑记》）

砍掉枯树发现里面有几只癞蛤蟆，人们就称杨如春为神君，现在看来多少有些不可思议。但此事切不能以现代科学知识来判断，而应该看到真实的历史情状，当时马边城的妖孽事件对人们的影响之深，已经到了人人自危的地步。

癞蛤蟆成了妖孽的替罪羊，杨如春的成功在于，他把捕风捉影中的妖孽变成了具象的几只癞蛤蟆，而癞蛤蟆丑陋、恶心的形象正迎合了人们厌恶已久的情绪，当邪恶神灵对现实世界的侵扰被斩断，枯树、蟾蜍等黑暗意象被摧毁，光明复现，官民岂不欢呼同庆？

这年冬天，四川按察司佥事陈禹谟“适驻龙湖守戎”，他在叙马泸兵备道任副使，是杨如春的顶头上司，于是就有不少马边的老百姓去为杨如春请功。陈禹谟听了人们的讲述，觉得为民除妖也是维稳大事，不亚于守疆戍边，杨如春的事迹值得大书特书。于是，他就在文中赞扬道：

余惟杨君之佐郡也，厘弊剔蠹，不遗余力，兼棱外扬遐夷，内向龙湖，四封晏然。奠枕民显受其庇非一日，惟是辟邪荡魔神力所不逮者，君复能尸幽赞之功夫，岂偶然哉。讵非诚心，质行皭然不滓，可以对天地、合鬼神者，蓄积有素乎。

（陈禹谟《龙湖杨郡丞除妖异政碑记》）

杨如春成为明代靖边故事中的道德典范。

是不是有点荒唐？但在历史的逻辑中它却是顺理成章的，最少也是不那么可笑的。

对妖孽的恐惧以及除妖的心理机制是如何形成的不是本书所要探讨的，但处在明末这个特殊时期，由一个偶然的事件而引发的妖孽传闻，在大众的心中所造成的影响，可以说是社会危机的一种折射。正如前面所说的“天下将有陆沉之忧”，一种深层的焦虑感正在迅速延及大明王土，连马边这样的边远之地也出现了“空中飘瓦”，这正是王朝衰落的迹象，事实上大明政权确实已到了风雨飘摇的时候了，30年后，清军就攻进了北京城。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不是马边这样一个边地的屋顶在飘瓦，而是大明的屋顶在飘瓦，而飘瓦不过是大厦将倾的民间寓意而已。

当然，衰世的恐慌需要医治，安边重在抚慰人心，杨如春似乎是找到了一帖良药。关键还在于，妖孽已除，百姓安心，马边城又暂复了平日之宁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