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帝国的鸿沟

两个帝国的鸿沟

我来到平遥古城。我走进了一段古怪的历史。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古县城，却是一个古老帝国的金融中心。这里是三百年前中国最富有的地方。如今，这里是世界文化遗产最瑰丽的珠宝。

就是在这里，中国古县城保存最为完整的平遥古城，让我感觉到了古怪。我不能理解这样一个弥漫着乡下气息的古老小县城，怎么能够承担得起风雨飘摇的大清帝国的金融重担呢？究竟是什么让平遥的肩膀变得如此坚硬呢？与一个帝国比，与五千年的渊源比，平遥无论如何都显得矮小、单薄、瘦弱和微不足道。但是，历史往往又是这样充满蹊跷，总是把不可能神奇般地变为现实。余秋雨把这里的日升昌票号说成是中国古代金融业最早的乡下祖父，那么平遥作为这位祖父的家园又做了些什么？实际上，一个白银帝国正以它为核心向全国乃至跨出国门远征俄罗斯、越南等周边国家甚至更远。这样的一个帝国远征，又是几个五千年可以解释的呢？

一个拥有刀枪弓箭的帝国没有远征的历史；一个拥有金戈铁马的帝国没有远征的历史；一个抱定开疆扩土的帝国没有远征的历史。而一个小小的平遥古城竟凭一纸汇票实现了“金融”的远征。

那么，一个白银帝国又是什么机缘诞生在大清帝国的怀抱里，它又有着怎样的命运？又会给历史一个怎样的启示呢？

一个数千年把商人跟小人画等号的国家，怎么会在这里出现一个“汇通天下”的白银帝国呢？一群没有经过科举，没有发动战争，就会捏断锄把子的山西老帮们怎么就会仅凭一纸汇票赤脚走遍天下呢？作为后来者，我的追问是苍白的，甚至是愚蠢的。我不能解读的历史又何至于此呢？我只能说，也许他们的脚步是零碎的，但是留给历史的烙印却是深刻的。

平遥距首都北京有六百一十公里，距古都西安五百四十公里。这样的地理位置应该说潜伏着诸多政治机缘，孕育着不可预测的历史机遇。就拿慈禧这位大清帝国的老佛爷来说，在八国联军入侵北京城的时候，她带着大清帝国的皇帝仓皇出逃，唯一算得上体面的落脚地就是西安了，当然也是最近的。而平遥刚好是两个古都的中点。于是中途歇歇脚的老佛爷就必然要落脚平遥。当然，平遥可以是极其贫穷的，极不起眼的。可是，平遥偏偏却以一个白银帝国的青春姿态迎接一个老态龙钟的大清帝国。两个帝国的对话就这样实现了，而且是在那样的一个历史背景下。但是，又有什么办法呢？它们的对话并不是双方情愿，而是历史的撮合，或者说是历史的捉弄。但这是谁也躲不掉的。一切该发生的必然要如期发生，无论其生或亡；也不管其顺或逆。我隐约感觉到这个中点被慈禧老佛爷的一双小脚踩得喘不过气来。但不知她是否小脚，权当她就是个小脚。在那个年代里，小脚就是女人的借代。尽管她贵为大清国的老佛爷，但历史赋予女人的特性并没有让她把脚放大。即便她是一双大脚，踩在一个嫩生生的白银帝国的心脏上，她的脚心里也会生出股股凉风，让她深深感受到身后的帝国已经病入膏肓，早已虚脱了。而眼前的这个帝国正在青春年少，这让她不得不感慨万千，欷歔不已。即便不是恐惧和担忧，也肯定让她倍觉失败和酸楚。

两个帝国并不能直接对话，而且也不可能实现对话。但是，他们之间肯定有一次很深刻的谈判。谈判双方有着怎样的交易和妥协，并不是我所关心的。我所关心的是慈禧太后手中的帝国必须接受至少两个方面不可抵挡的冲击，而且已经被冲击得支离破碎，破败不堪。那就是洋人的枪炮和山西人的汇票。一个把四大发明只用作烟花爆竹和阴阳风水的帝国没见过坚船利炮，并不等于这个世界就不生产坚船利炮。洋人的枪炮对准的恰好是它的“乡下祖父”，面对这样的叛逆或者尴尬，大清帝国在汗颜中失去了应有的视觉，这是一种认祖归宗吗？显然让这位老人拾不到多少记忆了。他还能记得起中华民族的伟大发明吗？在他的《四库全书》中还有那些斑驳的痕迹吗？一个把刀耕火种视为富国强民之根本的帝国，不允许她的子民离开土地，却无法阻挡历史的潮流滚滚而来。即便是视弃农经商为猛兽，山西人还是在巨石重压下硬生生地顶出了山西汇票的小草。掀不起头顶上的巨石，但也不会让巨石挡住小草的生长。

一头是洋人，一头是山西老帮。大清帝国夹在中间才感觉到自己一手没钱花，一手没枪使。既不富也不强，既贫血又缺钙的他只好坐在龙椅上叹息了。沉重而尴尬的叹息从慈禧太后的嘴里跌落，仍然是很女声很勉强的一声“哎呀”而已。给人的感觉不过是熟睡之后的一个长长的懒腰和一个深深的哈欠。在她看来，这洋人和山西人真会做事，竟然在她的一个小睡之间就闹了这么大的动静。这怎么办呢？什么几千年文明，什么大清帝国的尊严，还有列祖列宗们的流血牺牲统统打折，不就是她要说了算，不就是要有一帮子奴才们围着她转吗？有她在就有大清在，就有基业在。否则，就是都在而唯独没了她，那又有在的必要吗？历史到了这一段怎么一下子变得这么简单了呢？问曾国藩、左宗棠、张之洞、李鸿章他们，谁都在最后一把上犯迷糊，就是袁世凯，连同后来保皇派的康有为、梁启超都一样跌倒在这最后一把上，都想抱着帝制的枕头睡大觉。帝制这个怪物就这样把国变成家，把帝变成父。连慈禧太后这样的女性也能变成老佛爷，混了个男性的尊号。大清帝国越来越成为慈禧太后一个人的了，既怕挨打又怕受穷但又躲不过，而且每况愈下。越是这样，她就越发顽固地把大清帝国当做是自己的皇宫、颐和园。她自我蚕食着帝国的百姓和疆土，用以苟延残喘。

这里，我想说的是我们这个民族有着的一种惰性思维，表面上似乎感觉不到的。那就是以家为国的帝王思想和以国为家的士大夫思想。前者把家无限扩大成国成天下，后者又反向无限缩小天下与国为家，再加上帝王与士大夫的思想中庸化后，这种思想就成为本民族的基本素质，不再有人去怀疑，而是不断地去丰富和完善它，形成了一个相对独立的具有主观层面上比较高级的辩证法的思想体系。所以说，不是辩证法就是正确的，而要看是否站在科学的认识论上和出发点上。平遥似乎也符合这样的思维模式。平遥人在外面拼命挣钱就是要在这里建一座又一座很讲究的宅院——叶落归根的所在。而且也完成着一个循环，不断地扩大着自己的家园，使之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白银帝国。扩张时期的大后方，收缩时期的避风港。

从这个意义上讲，我就不很留意日升昌票号和同兴公镖局这样的建筑。那些民居才是他们安放操劳、骚动、悲苦、豪放心境的保险柜。这样的建筑越是精心之作，越能安慰主人之心，也就越发透漏出我们这个民族的情感暖巢之所在。也许只有民居才能折射出一个人内心的情感底线，才能透露一个民族最后的思想防线。于是，雷履泰旧居就这样引起我的注意。他虽然不是这个白银帝国的拥有者，却是真正缔造者。那是1823年即道光三年，财东李大权正在为自己的银元堆积如山而高兴得不知该怎么办的时候，雷履泰出现在他的面前，他们有一段很长也很精彩的谈话。用已知的结果可以想象出这是一次别具生面的“隆中对”。而我更愿意想象另外的一个场面，那就是他们面对成堆的银子的时候，都在思考干什么？更为关键的是他们的选择在改写历史的同时创造了历史。雷履泰究竟是怎么想到了开票号？他是如何看到商海中那艘神秘的船的？因为那是需要用智慧去斗量的海洋。他又是如何说动自己的东家用一纸汇票撬动了整个地球的呢？这一切都在历史上真实地发生了，“日升昌”这个中国农业大国的第一个金融机构就这样诞生了。紧跟着，平遥十二家，祁县十二家，太谷七家，如雨后春笋一般证明着这一切都来得是多么应该、多么自然、多么合理呀。很快，一个以“日升昌”为核心的白银帝国迅速扩张，百年基业开始于它的日积月累。仅“日升昌”经营108年，年汇总额最高达3800万两，累计创利1500万两。如此富有的日升昌和这个白银帝国在实现了巨额赢利后，又把钱花到哪里去了呢？除了盖寺庙之外，还有一大笔开支就是建宅院。乔家大院就是这些金融寡头的剪息券。雷履泰，这个帝国的总理同样不例外地大兴土木建造他的总理府。除了具有保险箱一般的坚固和隐秘，他的宅子跟其他任何一家老板一样，采取主跨二进二出，厢房三三对称的封闭式结构，主跨分明，对称平稳，不亚于另一个帝国的相府。当然，他还不敢完全一样，但从内心深处愿意跟现实帝国的王公大臣们进行相当于的比较，而且这样的比较凝聚的拗劲可以拉动帝国轩辕的牛车完全改变方向。但是，过分的参照对方就会改变自己的方向。明明是资本家，却十分羡慕封建官僚。就因为自己寄生在这样一个官僚集团所掌控的独裁垄断的帝国吗？其实，他们就是腰缠万贯也得不到这个帝国的重视，一方面这个帝国已经完全成为精神性的符号了，可以藐视一切，尽管是盲目的。另一方面白银帝国从一开始就没有把自己对等于大清帝国，寄生性质成为他的天性。

平遥人的房子一般都是两层，底层是窑洞，砖结构；上面是楼房，木结构。我曾经固执地认为这就是平遥人的性格：土气加贵气，守旧带革新。在创建日升昌时，雷履泰也许没有意识到这是零的突破。但在修宅院时他肯定亲自设计并审定了建筑方案。我想说，雷履泰在不自觉的革新中完成他的守旧。无数个雷履泰把平遥城用青砖绿瓦写进了历史。

如今，平遥古城已经成为世界文化遗产。那么他究竟遗传着一段怎样的文化呢？一个封建帝国在自己老态龙钟的风烛残年里做着一个金融帝国在襁褓中风雨飘摇的梦。这个梦做得过于现实，以至于几乎与帝国一同破碎。究竟是谁导致的结局，这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这一段历史留下来了。

如果说那个只有百年的白银帝国生在千年封建帝国的怀抱里显得不合时宜的话，那么在今天的市场经济条件下，金融业的再度崛起，还会显得与时宜不合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