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巧为内容服务。为了内容的表达，必须重视写作技巧。马克思在谈拉萨尔的《佛朗茨·封·西金根》时，一面称赞该书的结构和情节，一面又指出，在形式上作者既然“用韵文写，你就应该把你的韵律安排得更艺术一些”，批评拉萨尔在创作技巧上有明显的弱点。马克思自己呢，一贯抱着精益求精的态度来写作。他写《资本论》（虽然这是理论著述而不是文学创作）就力求用种种办法把复杂的理论问题表述得更鲜明、更锐利。为此，马克思把劳动者当作潜在的主人公，把资本人格化，喜欢使用讽刺手法，重视语言的感情色彩等等。在给恩格斯的信中，他说：要使《资本论》“成为一个完整的艺术品，这是我这本著作的特征”。
我国古代文学理论家，对技巧的意义有深刻的理解。刘勰在《文心雕龙》里，不仅从艺术构思的角度论述了“驭文之首术，谋篇之大端”（即行文布局、组织结构的主要技巧），而且说明了质与文的辩证关系：文必须附质和质必须待文——也就是强调内容和形式必须统一。孔子说“言以足志，文以足言”，“言之无文，行而不远”；陆机说“恒患意不称物，文不逮意”——这都是要求作者掌握表现技巧，从而能够恰到好处地反映客观的“物”和由“物”所引起的作者的“志”和“意”。
我国古代的作家，认识到技巧的重要性；为了提高创作技巧，不惜付出艰巨的劳动。例如才气纵横，“斗酒诗百篇”的李白，就经过严格的基本功训练。据说，他“前后三拟《文选》，不如意，辄焚之”。现在烧剩的只有一篇《拟恨赋》。它的构思、分段、句子结构等方面和《文选》中江淹的《恨赋》基本一致。例如《恨赋》有这么几句：“于是仆本恨人，心惊不已，直念古者，伏恨而死。”李白所拟则为：“于是仆本壮夫，慷慨不歇，仰思前贤，饮恨而没。”可见，李白曾经以小学生自居，在创作技巧上练习过“描红”。杜甫则主张“读书破万卷”，“转益多师为汝师”，融会贯通地学习别人的丰富知识和高超技巧；只有这样，才可能“下笔如有神”。
有些人，由于目光短浅、认识片面，对创作技巧和文学传统抱着错误的态度。例如未来主义者就叫嚷要“摧毁一切博物馆、图书馆和科学院”；俄国的一些人则说什么“把普希金、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等人，从现代生活的轮船上抛出去”。在我国，有些同志错误地把创作技巧看作资产阶级的玩艺，是雕虫小技，不屑注意。在他们看来，似乎无产阶级不需要掌握创作技巧，说：“洗练的会话，深刻的事实，那些工作让昨日的文学家去努力吧。”后来，在极“左”路线影响下的“三结合”，所谓“领导出思想，群众出生活，作家出技巧”云云，实际上是对技巧采取不重视的态度，把革命的作家当作“昨日的文学家”来看待。
针对这些情况，有必要强调创作技巧的重要性。不顾内容炫耀技巧，唯技巧论，当然不足为训；但轻视技巧也不对。总之，不论是古人的经验、外国人的经验都应该学习；应该百无禁忌，以我为主，大胆地去“拿来”，为表现我们沸腾的社会生活和战斗豪情服务！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