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天滚滚寒流急

1960年的冬天似乎特别冷。这一时期的演出任务并不多，大部分时间都在进行开荒生产、政治学习和运动。为配合形势，曾排了几出小歌剧，如《三月三》、《两种作风》等，还有一出关于阶级教育忆苦的戏，忘记了剧名，只记得演老汉的詹开荣一句唱词“老财东催命鬼心肠太狠”，这些戏都演出了没有几场，但演得十分艰苦，部队没有“招待”不说，后台也没有火烤，大冬天演出演员穿着单薄，老詹冻得清鼻涕直流，唱着诉苦的歌，真是声泪俱下。

自然灾害带给人们的忧虑，中苏关系的紧张，两党的论战给共产主义运动蒙上的阴影，印度尼赫鲁的反华政策，印军不断在边界上搞摩擦挑衅，这些都使人在心里感到惆怅。寒潮中，胡学尧同志和我们几个特别关注时事新闻，关心政治形势的发展，时常围在有短波收音机的同志屋里听广播，到处借来报纸翻看，从中苏论战的《列宁主义万岁》到有关党中央调整农村政策的文件，以及总结大跃进经验的文章，我们都仔细地阅读，并经常一起谈论。

元旦在没有记忆中过去，不久，军区下达指示，要求我团全体到部队当兵锻炼，参加即将开展的“两忆三查”教育运动。这在当时是一项压倒一切的政治任务，是在和平环境下继承阶级教育传统的新式整军。忆民族苦和阶级苦，查思想、查斗志、查作风，以提高阶级觉悟和战争警惕性，增强部队的战斗力。所以团里十分重视，开了动员大会，各分队都人人表态，尤其我们这几个出身不好的同志，更觉得是一次难得的学习“改造”的好机会，因此我认真地写了一封决心书，交给党支部。

正在整装待发之时，一天，忽接天津家中大哥发来的加急电报——“父病危速返”！这一下我懵了：离家已近三年，父亲也有七十多岁，这一报病危，后果恐难预料，大哥做事一贯谨慎，一般不会如此举动。说实在的我真想回家一趟，见上老人也许是最后的一面；但又想到目前的情况，面临政治任务，正是我积极要求入党接受考验的重要关头，假若请假回津，来回至少也要两个月，那时还怎能参加运动？两难的抉择摆在面前，思想斗争激烈。当我向陈指导员汇报的时候，又接到家中第二封电报“父因脑溢血病故”。指导员安慰我：“事已如此，也不要过于悲痛，这就是我们远离家乡，在边疆工作的人不容易之处，你现在没办法立即回去奔丧，就是马上走，路上这么长时间，也赶不上办事。实事求是地讲，与其回去，不如把路费赶紧寄给家里，也许还能派上用场，当然，主意还要由你自己定。”他的话虽然没有减少我多少悲痛，但却给我指出了解决两难问题的办法。于是，我拿了我的薪金存折（那时不发现金，可以内汇），立即到拉萨邮局给家里电汇去200元，并发了一封电报说明不能回去的原因，这才内心稍稍平静了些。等到下部队回来，才收到大哥的长信，说到父亲过世的情况：父亲本来身体蛮好，七十多岁还可以挑水（那时天津我家住地还没有通自来水，须到十字街上一个水铺去买了挑回来吃），只因困难时期吃不饱，没有油水大便干结，腊月初二那天去解手，拉不出屎来，蹲坑过久，站起来一阵头昏，晕倒在厕所，随后便不省人事，那时父亲没有劳保，进不起医院，他们把表哥请来，因为他是从部队转业回津的医生，经他全力诊治，采取了各种治疗手段，也无济于事。第三天早上曾经清醒过来一阵，还唱了几句武安老家的平调戏，并不断地念叨“老七（指我）还没有娶上媳妇”等话语。其实这是回光返照，没过几个时辰，便与世长辞。

经过“两忆三查”教育，为表示自己提高了阶级觉悟，我给党支部写了思想汇报，特别写了父亲虽然已经去世，但对他作为地主阶级一分子，又是商业资本家代理人，作了阶级性的分析，“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自己一定要同家庭划清阶级界限，不断改造思想，加强无产阶级党性锻炼，继续接受党的严格考验，争取早日加入中国共产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