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个书法家

案：《书屋》杂志约从历代书家中选十二人，作小传，以为刊首补白。我不欲以抄名人辞典为活，故笔下多作游戏之辞。先撰五篇，连载两期即易他人主持，想是我的文字有悖正统，因而不宜。故十二书家只成五人，余者也就不了了之也。

王羲之

对于王羲之，史籍上大致记载如下：

字逸少，琅琊临沂（今属山东）人。出身贵族。官至右军将军、会稽内史。因与王述不和辞官，定居山阴（今浙江绍兴）。人称王右军，东晋书家，有“书圣”之称。对于这样的一个大书家，王的生卒年却有不同版本，一作三二一～三七九，一作三〇三～三六一。王氏是个神秘人物。

在中国文化传承中你想成为不朽的名人，文化之外的“媒体”、传说乃至形形色色的小道绯闻尤为重要。比如王羲之，他爱鹅并书扇与一老妪换鹅的故事就流传甚广，而如“东床快婿”的花边更为著名。他曾和一群闲散文人在兰亭曲水边饮酒唱诗，寻欢作乐，这次晋代的雅集一不小心竟成卡拉OK的鼻祖。而那次王的即兴一纸《兰亭序》竟成千古书法之偶像。中国文化传统是一个善于并乐于造神的传统，中国的文人的心目中是不能没有偶像的。这让我想起十多年前，我在绍兴参加一次书界集会，忝列曲水之滨，与众书家一起效法晋人风雅，只是杯中的是雪碧，吟得是打油。次日又去嵊县谒王羲之墓。研讨会上，我的一位朋友竟“大煞风景”直呼“打倒王羲之”。依我看来，打倒也未必。不过王的神圣地位——以一纸“莫须有”的《兰亭序》统摄中国书法两千余年，至今阴魂不散，倒也算奇迹。

王羲之的字再牛最终也成为了帝王的殉葬品——被唐太宗作为陪葬一同深埋坟墓中。其身价与殉葬的奴隶猫狗相比并没有高了多少。

《兰亭序》历代不乏“克隆”，摹本、临本、刻本无计其数。比如，清人吴云的斋号就叫“二百兰亭斋”，可见其“私生子”何其之多。

王羲之再一次成为“新闻人物”要算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一场由领袖毛泽东介入的“兰亭争辩”。一方是江南某大学的书生高二适，一方是文化权贵郭沫若。看似实力悬殊，却打得不分上下。连毛泽东也说：笔墨官司有比无好。这倒颇契领袖的“双百”方针。这场官司最终也只能不了了之。据说郭沫若想要挖太宗墓穴看看到底《兰亭序》是咋玩意儿的念头最终也未能如愿。

能承王书衣钵者是他的后人王献之，世称“二王”。如此“龙生龙、凤生凤”的奇迹在以后书史上已不复见。而历来写字的人口口声声王羲之，但笔下的字与王书并无多大干系。他们只不过想高举一下王的大旗罢了。

怀素

恕我模仿一回电视娱乐节目中常见的“戏法”：和尚、酒狂、种蕉、笔冢——猜一古代书家。怀素！OK！

怀素（七三七～？）字藏真，旧说俗姓钱，永州零陵（今湖南零陵）人。从小出家。作为唐代书法界的名流，怀素以一介少年“狂僧”、“醉僧”之态，杖锡远游，干谒名公，广交时贤，俨然俗世文人。事实上，所谓“和尚”二字之于中国大多文人不过一种生活方式与精神状态而已，与信仰并无多少必然关系。

和尚好剧饮，酒酣兴发，四处涂抹。李白说他“湖南七郡凡几家，家家屏幛书题遍”。终于有一天，怀素“秀”到了王公大人家，照样狂饮百杯，大叫一声，捋起衣袖，把大人家的粉壁素屏弄得一片狼藉，诗人任华深知怀素的这次际遇，“狂僧狂僧，尔虽有绝艺，犹当假良媒（相当于现在的借助于媒体）。不因礼部张公将尔来，如何声名一旦喧九垓”。怀素很擅长这种借酒发疯不拘小节的举动。这醉僧曾趁着酒劲与颜真卿论书，激动之际还来一招“抱鲁公脚唱‘贼’”，又乘兴向鲁公执弟子之礼，一僧一儒，遂为书界之美谈。

怀素堪称“行为书法”的鼻祖。现在那些在人体、内衣上写字的活儿怀素恐怕早已干过。而一个少年僧人，常常当众耍酷，“粉壁长廊数十间”，悬空作业，时而“绝叫三五声”，围观男女鼓掌喊好，和尚愈发得意癫狂，其场面之壮观，让我想起摇滚巨星与歌迷们在“工体”的歇斯底里。

怀素很自恋，将写秃的弃笔收集起来埋掉，称之“笔冢”，是其系列“行为艺术”之二。最出名的“秀”法乃其广种芭蕉。一是因为周围人家的粉壁大都被他涂遍；二是那时他的名声还不够大，到处“破坏”名胜古迹常被人指责，只好种些芭蕉，解解手痒。不过，说归说，这芭蕉叶油光发亮，不知如何写得上字呢？要说和尚酒醉，搞片大蕉叶铺在蕉荫下酣睡一觉倒也凉快。至于书蕉恐怕不过偶尔“行为”一回，逗逗人乐。

说来可惜，那么好的草书写在纸上也能充实博物馆馆藏，却写在芭蕉上了。

怀素传世墨迹有：“苦笋”、“论书”、“食鱼”、“自叙”诸种。传为怀素所书《自叙帖》，是其抄录大历年间张谓、卢象、王邕、朱逵、李舟、许瑶、戴叔伦、钱起诸人写他的诗。据说尚有安禄山的诗，被后人割去。而这一情节可能将在一部关于怀素的多集电视剧中尽情演义。

怀素的狂草空前绝后，诗人裴说称其“杜甫李白与怀素，文星酒星草书星”。怀素的酒量也很了得，可能酒喝得也太多，六十多岁就圆寂了。

以宗教的眼光来看，怀素不是一个“合格”的僧人，但书法史上却多了一位杰出的大书家。

苏轼

一般的文化名人只在其专业圈子中享有地位。颜鲁公于书，吴道子于画，杜子美于诗，韩退之于文，薛涛于美艳……

唯苏东坡不仅于诗、于文、于词负盛名，其书名亦盛、画名亦显，他不仅能像李白那样上至达官显贵，甚至与皇上都有交情，下则僧侣百姓亦有知己。他不仅做过书生们向往的不小的官，还干过像陶渊明那样归隐的事，甚至有过被历代文人所“羡慕”的流放遭际——这些都成为塑造一个完美形象的财富，因此，在中国读书人的心目中，苏轼实在是一位极其完美的“文化偶像”。不仅如此，苏氏一门皆有大名，老子苏洵、弟苏辙乃至小妹，如此一门“大腕”，堪可媲美杨家将，一文一武，宋代奇观。

苏轼之名，不仅在文化领域，就连普通百姓，亦因“东坡肉”之美味而知其名，“东坡酒楼”开遍各地，可谓“两个文明”一起抓。由“东坡肉”而发展到“东坡肘子”、“东坡鸡”，那“东坡鸭”恐怕也快了。

文人重名节，诸如隐士、流放之类都可作为文人“立牌坊”的资本。

封建王朝，做一个好文人真的太难。讲真话，皇帝不爱听，会招来很多麻烦，甚至招杀；不讲，要憋死；唯一解脱只能遁隐，那等于逃亡。

东坡居士“逃亡”于江湖，委实有心中之苦闷，或不为他人所能道出。

整文人的不止皇上，更有同行中的小人，他最知道同行的弱点，就连大名鼎鼎的刘墉也曾干过这等勾当，愣整出“徐氏文字狱案”。小文人靠整人爬上大文人、大官僚的位子上。

苏东坡“幸运”地沦落天涯海角，终未一死。皇上一般不会把这些大人物弄死。反右时，最重的处罚是劳教，原则上不杀人。让你们自己去死。

苏东坡一不小心成为大书家，他说：“我书意造本无法。”他的《黄州寒食帖》却成为继《兰亭序》、《祭侄文稿》后的“天下第三行书”。

当然，“黄州帖”有期而待，对此，东坡是很自信的：“此纸可以搀钱祭鬼。东坡试笔，偶书其上，后五百年，当成百金之直。物固有遇不遇也。”（《东坡题跋·戏书赫蹄纸》）

东坡无疑是个好文人，一如《黄州寒食诗二首》所称，贫困潦倒并没有什么，痛苦的是“君门深九重，坟墓在万里”，思国念家，人之常情，亦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可爱可悲之处。东坡的苦痛仍是文化的寂寞，他的悲哀一如屈子至死仍对统治者抱有希望。流放困顿的日子里，思考的已不是隐与仕的问题，何况还被时时监控，这种毫无自由的隐士，无疑是一种慢性“自杀”。

关于东坡书艺，黄庭坚有《跋黄州寒食诗帖》云：“东坡此诗似李太白，犹恐太白有未到处。此书兼颜鲁公、杨少师、李西台笔意。试使东坡复为之，未必及此！”“未必及此”正是艺术之于性灵的魅力所在。

最后说句题外话。今人动辄“东方毕加索”、“当代之梵高”，大师满天下，却尚未无知到自诩“当代苏东坡”。可见，东坡之学诣、东坡之精神已一去不复返矣！

杨凝式

中国的书家实在太多，我之所以能记住杨凝式，就因为他有件《韭花帖》，我最喜欢吃韭花炒鸡蛋。这虽然与书法无关，却有助我记住了杨凝式，就像很多老百姓因为“点秋香”而记住了唐伯虎。

杨凝式（八七三～九五四），字景度，同州冯翊（今陕西大荔）人。一作华阴人。唐哀帝相杨涉之子。后汉时任职太子少师，故有“杨少师”之名。他还有个很酷的名字“杨风子”。唐五代书家不少是酒的代言人，酒醉佯狂，纵恣挥毫，四处涂抹，是中国草书的顶峰时代。凝式率性天真、狂放不羁，颇有“后怀素”之风。张齐贤《洛阳缙绅旧闻记》记叙他“在洛多游僧寺道观，遇水石松竹清凉幽胜之地，必逍遥畅适，吟咏忘归，故寺观墙壁之上，笔迹多满……”古时没有书法杂志亦无书法展览，书家只能于公共场所显露身手，好在没有警察，否则一个醉鬼在旅游胜地随便涂抹肯定要被罚款的。

五代更易，战乱频仍，凝式吏隐如愚，寄情翰墨。苏东坡论其书“笔迹雄杰，有二王、颜、柳之余烈，此真可谓书之豪杰，不为时世所汩没者”。黄庭坚称其书与吴道子之画为“洛中二绝”。可惜这些字大都写在粉壁上，唯宋时这些大腕们尚能见到。传世的杨氏书迹仅有《韭花帖》、《夏热帖》和《神仙起居法》三通。

《韭花帖》萧散隽逸之致直追晋唐风韵。黄山谷以为“由晋以来难得脱然都无风尘气似二王者，唯颜鲁公、杨少师仿佛大令”。又题诗称道：“谁知洛阳杨风子，下笔便到乌丝栏。”

杨风子未必真疯，所谓佯狂，这是文人们一贯的“伎俩”，不得已疯他一回，以泻胸中之压抑与苦闷罢了。

《神仙起居法》“不衫不履，遂自成家”（刘熙载），于颜氏外而更得欹侧纵恣风度，与“韭花”迥然不同。世论五代行草，多乏风骨而近流俗，杨凝式能近晋唐而超越时风，足可让当下那些扯着“笔墨当随时代”虎皮当大旗，群涌直追“流行之风”之时髦者们深思矣。

颜真卿

唐乾元元年，真卿的侄子季明英年遭害，真卿疾痛惨怛，悲愤交加，泪血和墨，书成《祭侄季明文》。此即传世不朽名书被号称“天下第二行书”的《祭侄文稿》。无论是“第一行书”的《兰亭序》还是这纸祭文，其书奇绝，其意纵逸，乃在无意之间，“无意来乃佳”，益见中国文人一心向往艺术的自由境界。因为他们实在太多的压抑，太多的郁勃之气，一旦迸发，又岂仅是书法而已？而书法的灵魂也正在其中，那些技巧法度，到了这一地步却也不管用了。因此可知，今日那些在间架结构上玩尽花样的书家们，是断乎成不了什么气候的。

颜真卿（七〇九～七八五），字清臣，官至太子太师，因爵封鲁郡开国公，世称“颜鲁公”。京兆万年（今陕西临潼）人，祖籍山东琅琊，与右军同里。

鲁公与诚悬（柳公权），世称“颜柳”，历代习书者往往必以其楷书入手。颜楷端正庄重，尤合官场文书匾牌之用，故习之者不绝。范仲淹有“颜筋柳骨”之说，遂为历代之定论。

鲁公曾出任平原郡太守，抵御安禄山叛乱深得望名，故有“颜平原”之谓。平原晚年受贬，一反往日儒者之态，寄情山水，向往陶令，佞佛依道，交游陆羽、张志和辈，可谓“大隐者”。七十七岁那年，遇难。大儒也好，隐士也罢，中国文人之命运大抵若此。

在我的印象中，颜书最有名者除《祭侄文稿》尚有《争座帖》和《麻姑仙坛记》，一行一楷。少时，先生教我习书，需以颜楷入手，以为正道。可能因我天生瘦小，不耐颜字的肥硕，却偷偷地写上柳体。先生不解。我说：颜字太胖！先生说：杨贵妃就是胖！胖是唐代时尚，“流行书风”就是胖（大意）。先生复又叹息：刘罗锅，翁松禅，哪个不写颜？！写颜才能发达！成不了书家，题题匾牌也好混口饭吃！先生哪里晓得，如今之电脑里已有“颜体”，用不着来写，除非你是书协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