漂洋过海相互交流

徐福

日本徐福公园中所立徐福雕像

1980年4月的一天，日本佐贺金立山上的金立神社，正在举行一场大型祭祀活动，参加者成千上万，热闹非凡。信奉同一氏神的“氏子”们将神像从金立山的上宫抬到下宫，次日，再将神像抬到海边举行祭祀活动。抬着神轿的轿夫头戴黑色礼帽，身穿白色礼服，都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优秀青年。这尊被众人抬着的神像正是我国秦朝时期的一名方士——徐福。金立山周围的居民，每年都要举办一次纪念徐福的活动，每50年举办一次徐福大祭。而这一年正是金立神社创立2200周年，也是徐福东渡2200周年。

远在大海之外的异国为何要举办如此隆重的祭祀活动，来纪念我国两千多年前的一位方士呢？一切还得从那场久远的跨海东渡说起。

2000多年前，秦始皇完成了六国统一大业，成为至高无上的“始皇帝”。为了永享至高无上的权力，他开始寻求长生不老之术。秦始皇二十八年（前219），秦始皇首次东巡，由芝罘（位于今山东烟台）南行至琅琊，于琅琊山上建立琅琊台，并刻石颂秦之功德。这时，齐地有一位名叫徐福的著名方士，与一众方士向始皇上书，说大海之中有三座神山，分别名叫蓬莱、方丈、瀛洲，希望能斋戒沐浴，前往求仙。这一请求正中秦始皇下怀，他当即应允，派遣徐福去海外求仙。

当秦始皇再度东巡，返回途中经过琅琊时，徐福等人入海已经过去了9年时间。求仙之说，本就缥缈无稽，在茫茫海上寻找仙山谈何容易。数年过去，徐福耗费巨资却一无所获。就在徐福寻找仙药期间，大秦土地上发生了骇人听闻的坑杀术士事件。原来，求仙心切的秦始皇多次派遣术士四处求取仙药，术士们求药无果只好花言巧语一再欺骗秦始皇，直到无计可施便畏罪逃亡，不知去向。秦始皇得知后大怒，以“诽谤”罪名坑杀术士460余人。徐福因东渡未归幸免于难。

徐福东渡路线图

面对暴虐无常的秦始皇，徐福已经敏锐地感到了自己的政治处境十分危险，他在心中悄悄酝酿了一个计划。他精心编织了一个谎言，说要求得蓬莱仙药原本不难，只是海上常有鲛鱼出没，希望秦始皇能派善射者一同前往，遇到鲛鱼就用连弩射杀；又称自己见到了海神，海神因不满秦始皇礼品微薄，只带领他们一行人前去观赏神药，若要求得神药还需献上童男童女及掌握各种技艺的百工。求药心切的秦始皇在无法核实徐福这番话真伪的情况下，依然同意遣发三千童男童女，并供给五谷种子和各种工匠。

就这样，徐福率领数十艘大船，踏上了前路难测的航海之旅。从小生活在海边的徐福，又亲身经历多年海上艰苦探索，选择了一条相对安全的路线。只是在那个造船技术极为落后，航海经验十分缺乏的年代，徐福几乎是在与上苍进行一场生死未卜的博弈，而筹码就是自己与三千童男童女以及众多百工的性命。

经过漫长的海上漂流，终于登上了一片土地。这里有平原千里、沟河湖泊，相传即是今日的日本。他带领童男童女以及百工在此处安居，安稳地度过了余生。

徐福庙

而对日本来说，徐福的东渡，直接促成了“弥生文化”的诞生。徐福带去的农耕、纺织和医药技术，为日本文化的发展和技术的进步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徐福也成了日本人民心目中的“农神”和“医神”。近些年来，日本考古学家在福冈县板付遗址中，发现了碳化米粒遗存，说明在那个历史时期，日本人民开始了农业生产，尤其是水稻种植。而出土文物也表明，这一时期的日本人民开始使用青铜器和铁制生产工具以及丝织品等，而这些都是由被称为“渡来人”的大陆移民带来的文化和技能。日本学界也普遍认为：“弥生文化源于中国北方沿海文化。”因为徐福对日本文化发展作出的巨大贡献，使其在该国有着崇高的地位。根据资料统计，日本的徐福遗迹有50多处。今天，日本新宫的徐福墓，还有1071字的墓碑。新宫市内更有制作和销售“徐福天台乌药”“徐福寿司” “徐福酒”等商品的商家。新宫蓬莱山内的徐福神龛，被称为“徐福之宫”。这里每年都会举行“御船祭”“灯祭”等活动祭祀徐福。

在徐福之前，如此大规模的出海航行，即便在世界航海史上也是罕见的。无论徐福东渡的真正原因是什么，他勇于探索、敢于开拓的精神与胆略，为开辟海上丝绸之路作出了贡献。而徐福和以他为代表的大陆移民对日本文明进程的推动，更是中日两国自古交好的印证。

天台乌药

遣唐使

唐朝诗人李白曾写过一首诗名为《哭晁卿衡》：“日本晁卿辞帝都，征帆一片绕蓬壶。明月不归沉碧海，白云愁色满苍梧。”从诗中可以看到，友人晁衡不幸沉海，诗人十分伤心，他将友人的死比作明月沉海，一片愁色笼罩在天地之间。这首诗词句清丽，哀婉动人，至今读来仍能感受诗人彼时化不开的忧伤。那这位让自来落拓不羁的李白也为之萦怀的晁衡是何人呢？他又因何会“沉海”呢？

晁衡仕唐

李白雕像

在1000多年前的日本，有这样一批人，他们沿着东方海上丝路千里迢迢来到当时的中国。受航海技术的限制，船只并不能完全抵御海上的狂风巨浪。他们冒着生命危险，一次又一次跨越大海来到大唐帝国，学习唐朝的先进文化，他们就是中日交流使者——遣唐使。日本自公元7世纪初就开始向唐朝派出使团，此举一直持续了两个半世纪。

阿倍仲麻吕画像

李白的友人晁衡就是跟随遣唐使来唐的留学生。他原名阿倍仲麻吕（698—770），入唐后改汉名晁衡。他天资聪颖，自幼勤奋好学，对汉文学尤为热爱。彼时的大唐正处于鼎盛时期，经济繁荣，文化昌盛，国威远播海外。阿倍仲麻吕对这个一衣带水的文章锦绣之地充满了向往，十分渴望入唐学习先进文化。那年不满20岁的仲麻吕，被举为遣唐留学生，随载有577人的第八次遣唐船，共同前往他们仰慕已久的文化古都——长安。

开元五年（717），仲麻吕一行到达长安后，进入国子监太学，攻读《诗》《礼》《春秋》等经典，准备毕业后参加科举考试。仲麻吕聪敏勤奋，一举考中进士，并得以入朝为官。这是每一个十年寒窗的举子梦寐以求的目标。作为外来留学生，能获此殊荣，可见仲麻吕学识深厚、出类拔萃，亦可看到大唐包容开放的气度。

仲麻吕不仅学识渊博、才气过人，而且性格豪爽、广交多识。他和当时的著名诗人李白、王维、储光羲等均交往密切。储光羲对他欣赏有加，曾写诗《洛中贻朝校书衡，朝即日本人也》相赠，储光羲的诗名也因晁衡而远播于东瀛，并被供奉于日本京都的诗仙祠中。晁衡还曾送给李白一件日本裘，让这位才华横溢的大诗人大为感动。

仲麻吕居唐达54年之久，历仕玄宗、肃宗、代宗三朝，官至客卿，荣达公爵。异国的荣华富贵并没能减轻他对故国的眷恋之情。天宝十二载（753），仲麻吕获准随日本第十一次遣唐使团归国，并被聘为日本使节。消息传出后，素与仲麻吕交好的诗友们依依不舍，纷纷挥毫写诗为之送别。时任尚书右丞的诗人王维为之作诗赠别，“积水不可极，安知沧海东。九州何处远，万里若长空……乡树扶桑外，主人孤岛中。别离方异域，音信若为通”。这首诗表达了两人之间深厚的友谊及惜别之情。

王维雕像

十月，仲麻吕随团从苏州出发回国。是夜皓月当空，仲麻吕凝视海面，既惜别中国，又思念故土，遂口占一绝：“翘首望长天，神驰奈良边。三笠山顶上，想又皎月圆。”然而，命运似乎有意为难归心似箭的仲麻吕，他所乘坐的大船在海上遇到风暴触礁，并与其他船只失去联系。登陆后又惨遭当地人追杀，全船仅10余人幸免于难。当航船海上遇难的消息传回大唐，友人们以为仲麻吕已遭不测，十分难过，李白更是悲痛不已，挥泪写下了名篇《哭晁卿衡》。天宝十四载（755），仲麻吕脱险再入长安时，读到李白的诗，大为感动。之后，他继续在唐朝为官，最后终老于长安。

中日使者

仲麻吕以他非凡的学识和高尚品德赢得了大唐君臣的器重和信任，他为增进中日友好、促进中日文化交流作出了贡献。

日本政府很重视遣唐使和留学生、学问僧的选拔，很多成员都是通晓经史、学问深厚且醉心汉学、熟悉唐朝的文学之士。这些使者和仲麻吕一样，到唐后很注意学习中国文化并与唐朝名士交往。除了遣唐使和留学生、学问僧之外，还有医师、乐师、画师、各行业的工匠，他们都是各行业出类拔萃的人士，受到唐人的大力推崇，同时他们也悉心向唐人学习先进的技术，并将其传回日本。

遣唐使在大唐通常逗留一年左右，他们在长安及内地四处参观访问，以领略大唐风土人情。归国前朝廷会举行饯别仪式，设宴畅饮并赠赐礼物。唐朝朝廷除优待使臣外，还会给日本朝廷赠送大量珍贵的礼物，以表现泱泱大国的风度。遣唐使等人回国都携带着大量经史子集等典籍，使中国文化风靡于日本封建社会。很多人受中国文化熏陶之后，主动成为汉文化的热心传播者，让中国传统文化渗透到了日本的文学、艺术、风俗习惯等各个方面。

历史贡献

遣唐使们为日本的历史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他们引进唐朝典章律令，推动了日本社会制度的革新，使日本成为一个律令制国家。他们效仿唐朝的制度进行改革，还参照唐朝时的教育制度，开设各种学校教授汉学，培养人才。此外，他们还积极吸收盛唐文化以提高日本的文化和艺术水平。日本朝野上下竞相摹写唐诗汉文，白居易、储光羲等唐代诗人的诗集在日本广为流传。来唐的留学生和学问僧甚至借用汉字偏旁或草体创造出日本的假名文字。不仅如此，唐朝的书法、绘画、雕塑、音乐、舞蹈等艺术，以及围棋、相扑、马球等技艺和体育活动也是从唐朝传入的。至今我们还能从日本的和服上看到唐装的影子，保留下来的唐式建筑也留存很多。

日本宽平七年（唐乾宁二年，895），唐朝政局已经动荡不安。同时，经过200多年的唐文化移植，日本已基本完成模仿和吸收，开始在此基础上孕育生成日本特有的国风文化，对中国文化的学习已不那么迫切。遣唐使每次耗费巨大，加上路途艰辛，实属不易。这一时期，唐朝与日本之间的贸易活动不断增加，也弥补了过去靠遣唐使解决对唐货需求的不足。遣唐使的派遣逐渐停止了，但这条丝路上的贸易交往却越来越频繁，成为东方海上丝路的主要组成部分。

唐朝的绘画

马可·波罗

马可·波罗

蒙古铁骑建立了横跨欧亚的大元帝国，打破了各民族政权疆界的限制，使得商旅和人员往来日益频繁。元朝以前，欧洲人对中国这个古老东方国度的认识十分模糊。元朝时，世界各国的商人、使者、旅行家或循陆路、或沿海路慕名而来。在这些来往的旅行家中，最著名的一位就是马可·波罗。

威尼斯商人

马可·波罗(1254—1324)是13世纪意大利著名旅行家、商人。他出生于威尼斯——一个古老的商业城市，他的家族世代经商，父亲和叔叔经常奔走于地中海东部进行商业活动。马可·波罗对欧洲以外的世界充满了好奇。1271年，17岁的他终于等来机会跟随父亲和叔叔，开始了神秘的东方之旅。

3人离开威尼斯后，向南进入地中海，再横渡黑海进入两河流域到达巴格达，然后沿着波斯湾一路前进，登陆后再经古代丝绸之路东行，翻过帕米尔高原到达新疆喀什。这次旅行并不顺利，一路凶险重重，他们不仅要跟沙暴、风雪、缺氧和干旱抗争，还要面对当地武装冲突带来的威胁。有时马可·波罗望着夕阳下的沙漠，商队驼铃声声，一眼望不到尽头的沙漠显得寂静又荒凉，可他坚信只要穿越沙漠，便是繁华的锦绣之都！

东方之旅

元至元十二年（1275）的夏天，马可·波罗一行终于抵达元朝上都（今锡林郭勒盟正蓝旗），觐见了元世祖忽必烈。忽必烈十分钦佩他们的毅力，对马可·波罗这位聪明好学的欧洲青年更是器重，让他留在朝廷为官。一个异域青年能受到这样的重用是何等殊荣。期间，马可·波罗多次奉命出巡各地，以随员的身份到过中国许多地方，包括济南、扬州、杭州、成都、大理等地。每至一处，他都会被当地的风土人情所吸引，他将杭州称为“世界上最美丽华贵之天城”。

彼时的中国正是世界上最强大、最富庶的国度，高度发达的经济和文化让这位异域青年眼花缭乱，为之倾倒。马可·波罗后来回忆说：“一种出乎意料的情形是礼貌、文雅和恭敬中的亲热，这是他们社交上的特征。在欧洲常见的争闹、打斗和流血的事，这里却不会发生，即使在酩酊大醉中也是一样的。忠厚是随处可见的品质……他们的牲畜如果走失了，大家会帮着寻找，很快就能物归原主。粮食虽然常常匮乏，但他们对于救济贫民，却十分慷慨。”在马可·波罗笔下，一个彬彬有礼、安居乐业的礼仪之邦呈现在世人面前。

丝路风光

至元二十六年（1289），伊利汗派三名使者来元朝请婚，忽必烈下令从贵族中选取阔阔真公主下嫁伊利汗，马可·波罗可随使臣护送阔阔真公主并取道波斯归国。马可·波罗一行于至元二十八年从泉州启程，这次他们改走海上丝绸之路，经过4年的航行，终于回到了家乡威尼斯。

载誉归来

归国后，马可·波罗在威尼斯与热那亚的战争中成了俘虏。在狱中，他口述了许多有关中国的故事，由其狱友鲁斯蒂谦记下，这就是著名的《马可·波罗行纪》。

带回许多东方珍宝的马可·波罗成了富翁，人称“百万君”，但这个“百万”的称号也含有嘲讽意味，马可·波罗在游记中言必称“百万”，对于他的“天方夜谭”，威尼斯人大为怀疑。

丝绸

他在游记中说，杭州有10个庞大市集、房屋160万栋、工场14万家。被欧洲人视为奢侈品的胡椒，杭州人却每天消耗近5吨。最令威尼斯人不服气的是，他说城内石桥有12000座之多，桥下皆可通大船，号称“水城”的威尼斯都不曾有如此多的大桥。他还称见到了喷油的泉（油田）、可燃烧的石头（煤）、用纸张来作货币（纸币）。大家惊讶极了，没人会相信：人们拼命工作，得到的报酬会是一张纸，而不是金币、银币。

面对人们的质疑，马可•波罗拿出从东方带回来的宝物，有象牙、玉器、瓷器、丝绸及纸币等。他告诉威尼斯人：“东方遍地是黄金、珠宝、丝绸和香料，只要人们愿意付出代价敢于冒险，就能获得丰厚的利润。”对马可•波罗讲述的“东方博览会”，许多人是相信的，从而对中国这个神秘国度充满了好奇，并做起了海外寻宝的财富梦。

疑云重重

自1298年《马可•波罗行纪》成书之日起，700多年来关于它的争论从未停止。英国图书学者伍德最早系统论证马可·波罗从未来过中国，她说：“故事太精彩了，但……就像很多伟大的历史传奇，记载的都是神话。”她在书中举出证据：“如果马可·波罗真到过中国，为什么最重要的事物如长城、茶、筷子、方块汉字、女人绑小脚……全给漏掉了？”

长城

的确，对于一个外国人来说，中国人拿两根“棍子”吃饭不是太有趣了吗？女人们居然会用布将脚裹起来，这简直不可思议。对于这些，马可·波罗竟然只字未提，整本书中，几乎看不到半点汉文化痕迹，更没有任何与汉人的交往记录。书中关于中国风土人情的记载也过于泛化，让人读来颇有隔靴搔痒之感。更加令人怀疑的是，翻遍元朝史书，甚至是诸事详尽的皇帝实录，也从未有只言片语提到马可·波罗这个人。

有人怀疑，所有关于中国的一切，都是他从波斯商旅的营帐里听来的。马可·波罗临死前，教士让他忏悔承认那本游记是一派胡言，然而奄奄一息的马可·波罗仍然坚称，自己没有欺骗过任何一个人。我国著名史学家杨志玖也在读《永乐大典·站赤》条时，发现了其中有几个人名和《马可·波罗行纪》里面所提的人名相吻合，杨先生继续深究下去，发现了更多马可·波罗到达中国的确凿证据。

筷子

历史贡献

人们称赞《马可·波罗行纪》说，“这不是一部单纯的游记，而是启蒙式作品，对于闭塞的欧洲人来说，无异于振聋发聩，为欧洲人展现了全新的知识领域和视野”。

《马可·波罗行纪》，在欧洲广为流传，激起了欧洲人对东方的强烈向往，对后来新航路的开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马可·波罗行纪》打破了欧洲中世纪的宗教言论和“天圆地方”学说，丰富了欧洲人的地理知识；西方地理学家还根据书中的描述，绘制了早期的“世界地图”。此书还对航海事业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当时的许多航海家包括意大利的哥伦布、葡萄牙的达·伽马等新航路的开辟者都是读了这本书以后纷纷东来，开启了大航海时代。从此，中西交通更为便利，也大大促进了文化的交流。

利玛窦

利玛窦

400多年前，3艘西班牙大帆船从里斯本出发，穿过好望角凶险的海域，经过印度洋，用8年时间将一位意大利年轻人送上了中国澳门口岸。这位年轻人从澳门开始，途经肇庆、南昌最终到达北京。他努力接触中国明朝的士大夫们，并最终得到了士大夫们的认可。这个年轻人叫利玛窦（1552—1610），他除了传播天主教之外，还带来了西方的科学文化知识，成为明末西学东渐的开启者之一。

穿汉服的传教士

早在唐朝时，中国就曾一度流行基督教的聂斯脱里派（景教），至今还有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传世。但是，到明朝建立时，中国已基本没有基督信徒。当时正值基督教大规模东传之际，众多传教士离开欧洲踏上传播教义的世界之旅。作为其中的一员，利玛窦中国之行的最主要目的也是为了传播天主教。中国人的宗教观念并不浓厚，几千年来只有佛教得以在中国扎根，面对这个外来的陌生宗教，中国人并不感兴趣。

明万历十一年（1583），利玛窦获准入住广东肇庆。为了引起中国人的兴趣，获得他们的好感，利玛窦对中国官方声称自己来自“天竺”，甚至故意让中国人把他当作佛教徒。为了传教，他携带了大量西方用品，比如圣母像、星盘、地图和三棱镜等。利玛窦的良苦用心并没有白费，这些第一次出现在中国土地上的新事物，激发了中国人的好奇心，尤其是那张地图，更是令一直将自己生活的土地当作世界中心的中国人大开眼界。

西方的新事物让中国人充满好奇，灿烂辉煌的中国文明也让利玛窦赞赏不已：除了还没有沐浴“我们神圣的天主教信仰”之外，“中国的伟大乃是举世无双的”“中国不仅是一个王国，中国其实就是一个世界”。他甚至认为“柏拉图在《理想国》中作为理论叙述的理想，在中国已被付诸实践”。中国人的博学也令他钦佩，“医学、自然科学、数学、天文学都十分精通”。只是他觉得“在中国人之间，科学不大成为研究对象”。因而，他在传教的过程中注重引进西方科学。

穿汉服的利玛窦

万历十三年（1585）八月，利玛窦在肇庆建立“仙花寺”，正式开始传教工作。起初，传教十分低调，神父们行事小心谨慎，并且认真学习汉语和中国礼节习俗，以博得中国人尤其是官员们的信任。他们身穿僧侣的服饰，却挂上了圣母玛利亚的画像，这样不伦不类的装扮竟吸引了许多士人、官吏，甚至僧人前来跪拜，传教工作初见成效，这让他们感到非常兴奋。

在中国传教期间，利玛窦十分注重和明朝的士大夫们结交，在与上流社会交往的过程中，他发现宗教人士的地位在中国远不如西方，先前的僧侣装扮在当时的中国并不受到尊重，于是他开始留发蓄须，并改换儒士的服装。除了服装的改换，利玛窦更是潜心汉学。李贽这样描述利玛窦：“凡我国书籍无不读，请先辈与订音释，请明于《四书》性理者解其大义，又请明于《六经》疏义者通其解说，今尽能言我此间之言，作此间之文字，行此间之礼仪。”在儒学外衣的包装下，大家甚至揣摩利玛窦此行目的是“欲学吾周孔之学”。李贽以“内极玲珑，外极朴实”评价他可谓精准。利玛窦深刻把握住了中国人的心态，将自身形象、传教方式、天主教义尽力儒化，以国人能接受的面目呈现。

经过10余年的努力，利玛窦“驱佛近儒”的策略终于收到了成效。万历二十四年（1596），利玛窦被任命为耶稣会中国教区的负责人，并全权负责在中国的传教活动。然而，利玛窦认为这些还远远不够，他的下一个目标就是北上进京，朝觐皇帝，以最高统治者的权威让他的传教工作得到保障。

进京朝觐之行

万历二十八年（1600），利玛窦开始策划北京之行。次年，在时任礼部尚书王忠铭的带领下终于抵达北京。一到北京，他就将一份礼单呈献给万历皇帝，包括自鸣钟、《圣经》、《万国图志》、大西洋琴等16件贡品。万历皇帝对这些贡品十分喜爱，他将自鸣钟留在身边把玩报时，由于自鸣钟构造复杂，需要教士们定期维护，每当自鸣钟钟摆停止时，皇帝身边的太监就会尖着嗓子喊：“还不快叫利玛窦来修！”这为传教士们频繁进入宫廷提供了机会。对利玛窦进奉的大西洋琴，万历皇帝也倍感有趣。他命利玛窦教太监演奏。利玛窦一边教授太监，一边以中文填词谱曲，起名《西琴八曲》。悠扬的琴声时时回荡在古老的皇宫，每当这时，万历皇帝就会想起这位来自西洋的神父。利玛窦的“方物外交”再次获得了成功，传教士们进入宫廷，同时得到了万历皇帝的赞赏与信任，得以留在北京长住。

然而，利玛窦始终没有忘记自己传教的目的。在朝廷的许可下，他选中了宣武门内的一块土地修建教堂，这就是著名的南堂——北京地区现存最古老的天主教堂。就这样，利玛窦稳扎稳打，以“润物细无声”的渗透方式，在京城打开了局面。有了教堂后，他常常在教堂里举办西方图书和科学仪器的展览，吸引了大批官员和儒士前来参观，从而扩大了天主教在士大夫中的影响。至此，利玛窦的传教工作可谓硕果累累。

万历皇帝画像

西学东渐的典范

带着西学而来的利玛窦促成了晚明以来士大夫学习西学的风气。自明万历（1513—1620）至清顺治（1644—1661）年间，一共有150多种西方书籍翻译成中文。利玛窦撰写的《天主实录》以及和徐光启等人翻译的《几何原本》等书，给中国带来了许多先进的科学知识和哲学思想，许多中文词汇，如点、线、面、锐角、三角形、四边形、几何、星期等都是由他们创造并沿用至今的。除此之外，利玛窦的贡献还在于他绘制了《坤舆万国全图》，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第一张世界地图。明神宗得到这张地图后，于万历三十六年，下诏摹绘12份。这张地图极大地震撼了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使他们突破了中国人原有的狭隘观念，对世界有了全新的认识。原来我们所生活的地球是圆的，原来除了中国之外还有更为广阔的世界。《坤舆万国全图》问世后不久，在江户时代（1603—1867）前期也被介绍到了日本。这使得日本人传统的崇拜中华的“慕夏”观念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对日本地理学的发展，有着很重要的影响。北极、南极、地中海、日本海等词汇皆出于此地图。至今，日本仍称17世纪至18世纪的地图为“利玛窦系地图”，足见其影响之大。

李贽雕像

李贽《赠利西泰》诗云：“逍遥下北溟，迤逦向南征。刹利标名姓，仙山纪水程。回头十万里，举目九重城。观国之光未，中天日正明。”在李贽眼中，不远万里来到中国的利玛窦只是一位旅行家，而这位“旅行家”却不显山不露水，以自己小心翼翼、谦卑诚恳的态度成功打开了中国的大门，对中国人民有着“开化”之功。

阿拉伯有句名言，“知识虽远在中国，亦当求之”。古代中国是充满魅力的，不单是丝绸、茶叶、瓷器，不单是文化、理念、制度，甚至是古代中国人民昂扬的精气神，就足够吸引各洲各族的人们不远万里前来。通过海上丝路，不同文明在这里碰撞、交流，最后和平地融合。他们踏浪而来，我们渡海而去，海上丝路像一条迎风招展的蓝色飘带，将不同的文明带向遥远的异域，浸润着远方的风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