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深的海洋—为一位伟人而作

好想写写这位世纪老人。

却又久久难于下笔。

你面对的是浩瀚深邃的海洋，是这个星球上生命起源的地方，平静时碧波万顷在晴空下无际无涯地荡漾铺展，其博大足以汇纳千流万水，一旦深不可测的海底火山喷发，那烈焰熔岩会使每一朵浪花都燃烧，使整个大海都沸腾，其气势无与伦比……当一位伟人魂归大海，当这位伟人波澜壮阔的一生如大海般在你眼前涌现出千般气象、万种风神时，你惊叹，你震撼，你崇仰，你甚至敬畏，你唯独难以平静从容地为之礼赞……

一

1974年4月，邓小平率中国代表团出席联合国第六届特别会议，他的使命是代表中国阐述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的理论和中国的对外政策——我之选择这一事件、这一时刻开始本文，是因为这不仅仅是“文革”以来自我封闭近十年的中国重新与世界对话的时刻，而且是作为世界性杰出领袖人物邓小平政治生涯中最具传奇性、最具戏剧性的时刻。

法新社4月7日电：“昨天，当中国副总理邓小平这位一向只对政府最重大的工作负责的第一流的老资格领导人，在中国航空公司的伊柳辛式62飞机上系紧安全带准备从北京长途跋涉到纽约的时候，全世界的人在预料中国将有某种真正的惊人之举的心情下简直好像听到了他系紧安全带的声音。”法新社记者并非夸大其词。邓小平在联大特别会议上的发言产生了强大的冲击波，成了“台风眼”。《纽约日报》4月12日现场采访专讯这样介绍：“邓小平着黑色中山装……面容严肃地缓步进入会场。当他演说时，会场特别宁静，气氛极为肃穆。”讲毕，掌声雷动。日本《产经新闻》电讯描绘说，“中国代表团的行动简直像主角一样。邓代表遭到了相机的集中进攻，他的座位周围人山人海”。

这种热烈场面的出现，固然因为邓小平“是迄今为止访问美国的中国最高首脑”，代表中国所作的猛烈抨击美苏两个超级大国霸权的讲话在二、三世界代表的心中产生了共鸣，但也毋庸否认，邓小平的领袖群伦的大国领导人的凝重风度，他的不可阻挡的个人魅力，肯定也是形成这股劲风的强大因素。

4月14日晚，作为被邓小平猛烈抨击的超级大国之一的美国的国务卿基辛格博士举行宴会同邓小平会晤，私下会谈了3个小时。“说实话，我那时不知道他是谁。因为他在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中受到迫害。”基辛格后来回忆说。这个精明的美国佬当时甚至不知道邓小平是中国代表团的团长。但是，当邓小平在晚宴上和基辛格折冲尊俎时，基辛格肯定意识到眼前这位比他矮一个头的英华内敛的“东方小个子”那百折不回的钢铁意志和再造乾坤的巨大能量，邓小平处理事情的果断能力以及对事物的洞察力给基辛格留下了深刻印象。在潜意识中，他是否已将邓小平列为自己今后要长期与之打交道的令人生畏的强硬对手呢？

—但是基辛格绝不会料到，中国国内的政治阴影又将降临到邓小平身上。“文革”中的中国，革命的戏剧效果一个胜过一个，人和事物好像是被“盛大节日”的五彩缤纷的火光所照耀，在“四人帮”、“造反派”那里几乎每天都充满极乐狂欢；而社会在还未清醒地领略疾风暴雨的“文革”灾难性后果之前，一直是沉溺于长期的酒醉状态，以致被几个波拿巴式的政治骗子的如簧之舌所蛊惑，甚至不惜将人民最优秀的儿子、民族最可贵的精华送上“革命”的祭坛。不到两年，已被打倒过两次的邓小平在实行了大刀阔斧的整顿后第三次被打倒。

—基辛格更不可能想到，中国人民、中华民族、中国共产党的自我批判能力、自我否定能力和自我再生能力远远超出了世界上一切预言家的预料。他们在自己无限宏伟的目标面前虽然由于一时的失误被迫再三往后退却，给世界上一切爱它、恨它、观望它的人们留下了一连串的不解之谜，但它一旦退到无路可退之际，就会置之死地而后生，将三千烦恼丝一刀了断：“四人帮”一夜覆亡，“文革”戛然而止，众望所归的邓小平第三次崛起。邓小平的这次崛起带来了社会主义中国翻天覆地的巨变，从而大大加速了中国跻身现代化强国的进程，强有力地影响了国际社会的政治经济格局。

苍天有眼，斯民有幸！

二

在中国人和外国人心目中，邓小平是一位充满传奇色彩的大英雄。

试想，在中外古今的政治风云人物中，有谁经历过三落三起的波折？有谁经受得住三落的浩劫？又有谁能创造出三起的奇迹？

如果说，邓小平政治生涯中的第一次跌落，即20世纪30年代初遭受王明的“左”倾宗派主义打击而受到党内“最后严重警告”处分，被撤去职务，这在当时错综复杂的国内外政治背景和党内路线斗争的历史条件下，对于老一代的革命者似乎还难以避免，带有某种规律性的话，那么，他的第二次跌落，即在狂热的“文革”极左灾难中成为首当其冲的目标，就几乎是必然的了。

倘若只有前面两次跌落，那么事情就止乎此了，他本人或许会背着恶名被历史灰积尘封，中国则将继续在“左”的泥泞道上蹒跚许多年。所幸的是，两千多年前孟子说的“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注定要在20世纪中叶通过邓小平作一次辉煌的验证——邓小平在第二次跌落后第二次崛起，第二次崛起又导致了最为神奇的第三次跌落和复出。

被作为“文革”主要对象而被打倒在地的“第二号最大的走资派”在“文革”中重新上台来整顿文革，这在当时已远远超出了人们的政治想象力。但历史的辩证法就是如此无情、如此神妙：在林彪折戟沉沙、“文革”已将整个国家引入死胡同、毛泽东为此而沉思而焦虑之际，时代呼唤着一个能“重整朝纲”的强有力人物出来，“如果没有这样的人物，它就要创造出这样的人物来”（马克思语）。被发落到江西新国县劳动，在后来被称之为“邓小平小道”上走了三年、思考了三年的邓小平，就是这样一位为时代所需要又被时代所“创造”的杰出人物。

邓小平第二次复出的几年中，统筹全局，力排干扰，大刀阔斧的整顿使被“文革”搞得满目疮痍的国家重现生机，证明了他有治国安邦的好手段，而不仅仅是一个充当配角的人。当整顿的刀斧即将触及“文革”的根本时，内心十分矛盾的毛泽东要求邓小平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作一个评价“文化大革命”“七分成绩，三分缺点”的决议。

按照世俗的看法，无论是从人情上、策略上，都不妨作这个妥协。因为毛泽东对邓小平一直是有好感的，不然不会在邓小平第二次跌落时保留他的党籍，这是邓小平第二次复出并很快进入权力核心的一个极重要因素，更何况邓小平第二次出山后，毛泽东对他的工作给予了很大支持，赞同他搞整顿、抓生产，只是难以容忍否定由毛泽东本人亲自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所以毛泽东的建议中有着对小平的情分，也有着自己的矛盾、苦衷，更有着对小平的期盼。邓小平如果作一妥协，不仅人情上过得去，而且政治上可以“留得青山在”，不愁以后无一展抱负的机会。但是开“钢铁公司”的邓小平以“由我主持写这个决议不合适，我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无论魏晋”为由拒绝了毛泽东的建议。这决不是偶然的，实乃邓小平耿直、刚毅、实事求是的性格使然，而这种性格又是同他的目标、信念、原则相一致的。

这样，一方面是要通过整顿的实际行动来扭转“文革”造成的灾难，实质上就必然导致否定“文革”，另一方面是要通过决议来维护“文革”，实质上必然要最终否定整顿。一方面，否定“文革”虽然反映了历史的必然要求，但力量相对弱小，另一方面，维护“文革”虽然是一种时代谬误，但政治力量更其强大，“这就构成了历史的必然要求和这个要求的实际上不可能实现之间的悲剧性的冲突”（恩格斯语），由此我们看到了作为杰出人物的邓小平的刚直性格一旦同时代谬误发生冲突是如何导致历史悲剧的，在这个悲剧中凸显出了邓小平人格的崇高。

然而，中国70年代中期这一社会悲剧尽管代价沉重，但是播撒了否定“文革”的火种，启迪了人们的思想，激励了人们的斗志，为“四人帮”的一朝灭亡奠定了群众基础，为邓小平的第三次复出准备了思想条件，也为此后的改革开放开了先河。在更浓重的阴霾降临中国大地的当时，体现着中华民族傲骨的邓小平成了一种象征，一种力量，一种希望。

三

邓小平曾几次对来访的外国客人说过：我是一个军人，我真正的专业是打仗。

的确，从邓小平1920年16岁离开家乡远走高飞到法国开始他的职业革命家生涯的70多年中，领兵打仗就有20年左右时间。百色起义，创建晋冀鲁豫解放区，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指挥淮海战役，挥师解放大西南，和平进军西藏——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战争史上，留下了邓小平戎马生涯的不朽手笔，挥洒了他的军事奇才。

然而，元戎运筹制胜，又岂止于战旅疆场！

长鲸掣碧海，大略驾群才。1977年邓小平第三次复出后的作为表明，他在解决比军事行动更错综复杂、更需要高度的智慧和胆略的决定“中国向何处去”的重大政治经济问题上，在需要为国家、民族、人民的未来发展确定历史方位的重大转折时刻，显示出了卓绝的领导艺术和高超的战略决策能力，展现了高瞻远瞩、雄才大略、领袖群伦的伟人风范。

当时摆在全国人民面前的重大时代课题是：粉碎“四人帮”，是否意味着“文革”祸害的终结？在各国争先恐后走向现代化的国际潮流中，已远远落后的中国还存不存在向何处去的问题？怎样确定中国今后的走向？……这些课题同每一个中国人都有关，但人们，或者说绝大多数普通人虽然迫切渴求新的变化，新的生活，但对此问题不但不可能有清醒的理性认识，而且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还受着多年来极左思潮的束缚。而当时的中央负责人在此情势下做出的“两个凡是”的决断，则意味着在各个方面仍将沿袭过去的“既定方针”，其中就包含着对邓小平的“潜龙勿用”……

尽管当时百业待兴、百废待举，处在困境中的邓小平却暂时撇开千头万绪，犀利的目光盯住了被扑朔迷离情势所笼罩的整个链条中最关键的一环，那就是必须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由此展开的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如大河奔涌，冲决了“两个凡是”的桎梏，还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本来面目，恢复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当时那种对思想的震撼和解放，我们这一代人至今记忆犹新。

此关键一役，促成了邓小平的正式复出，并理所当然地成为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的坚强核心，从而能够一环扣一环地采取一系列重大行动：首先是在各个领域拨乱反正，纠正极左，胜利召开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紧接着，针对党内外出现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提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在力排“左”和右的干扰中，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在党的指导思想上拨乱反正胜利完成的基础上，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着手研究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大课题，提出了中国百年图强的三步走经济发展战略；为了保证这个目标的实现，邓小平果敢地发起了一场关于改革开放的新的革命，于是改革由农村发端迅速发展到城市，于是特区的建设，深圳、珠海、海南的崛起，东南沿海地区的开放，浪起潮涌，涛声震撼了整个中国大地……

现在我们已清楚地看到，由于邓小平英明的战略决策，中国的整个链条都动了，整盘棋都活了，造成了改革开放、经济建设如日月经天、江河行地的无法遏止的连动效应，一直波及到今天。

当然，这场战略决战没有烽火硝烟，没有厮杀呐喊，但是，交织其间的矛盾、冲突、斗争的尖锐、复杂、激烈程度却远甚于战场，投入、付出的心血、激情、苦恼、毅力、意志、企盼和取得的成就则更是空前，这毕竟是一场有12亿人参与、在960万平方公里广袤大地上全方位展开的伟大战略决战啊！你若是从时代的高峰去俯瞰神州大地，你肯定会领略到一场新的造山运动的隆隆雷霆和恢弘壮景，它体现在冻雷惊笋般节节拔高的楼群上、联袂而起的一座座现代化城市中，体现在大街小巷“黄蚂蚁”般的人流愈来愈加速地成为五彩缤纷的彩蝶的变化里，体现在老百姓日益丰盛的餐桌上、不断齐备的生活电器中，体现在愈来愈开放、自由、活跃的心态中，体现在成为畅销书的《中国可以说不》里，体现在通过传媒不断传来的中国在世界上同各大强国平起平坐的消息里，体现在洗雪百年耻辱的香港回归的欢腾中……

江泽民同志指出：“邓小平同志这样说过：如果没有毛泽东同志，我们中国人民至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我们今天同样应当说，如果没有邓小平同志，中国人民就不可能有今天的新生活，中国就不可能有今天改革开放的新局面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光明前景。”

微斯人，吾谁与归！

四

作为一个领导着12亿人民进行改革开放、经济建设的战略决战，推动着中国自汉唐以来又一次跃上世界潮头的大国领导人，肩上的担子决不会是轻松的。

但是日理万机、挥斥风云的邓小平一点儿也不给人以负重之感。这位宽肩、结实的老人，不论是在人民群众中还是在党和国家的重要会议上，也不论是在休闲的桥牌战、水上游还是在国际会议上、同各国首脑晤谈中，始终是精力充沛、头脑清晰、步履稳健、反应机敏、气度从容。他用两根苍劲有力的手指夹着烟卷，谈笑风生、语动四座的潇洒姿态是人们熟悉的、亲切的，但每每也给人以历史的沧桑感和敬畏感—就是在这青烟袅袅之际，一些重大的决策和举措在孕育、在形成、在实施：淮海战役中几十万国民党军在覆灭，针对“文革”的整顿在雷厉风行地实行，改变中国面貌的百年图强的经济发展战略在启动……

邓小平是位“干的比说得多”的求真务实的政治家。他过人的精力与勤奋是同他肩负的巨大的工作量所需要的排山倒海般的行动能力相称的。而不断推动他和全党全国人民走向行动的则是他的思想，是现在被称之为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科学思想。

“理论在一个国家的实现程度，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可以说，当今世界上，还没有一种学说像邓小平理论那样，与如此之多的普通人的思想感情、行为方式、日常生活发生千丝万缕的联系，使一个国家贫困了几千年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在极短的时间里提高到为全世界注目的程度，使这个国家真正开始挥别一穷二白，实现向现代化迈进的跨世纪超越。这个理论给国家和民族所带来的福祉与光荣，每个中国人从自己做人的尊严、做中国人的骄傲，从展现在自己面前的个人与国家发展的无限可能，从衣食住行等一切宏伟与琐细中都切身感受到了。因此，邓小平理论在社会主义中国享有最大的权威。

这个理论的基本原理同马克思主义一脉相承，同时又极具开拓性和创新精神，有着鲜明的时代感并被赋予强烈的邓小平风格。在“两个凡是”冰封一切春消息之时，如惊雷炸响地提出，当前特别重要的是恢复毛泽东同志倡导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种种“左”的、僵化的所谓“社会主义”的观念左右人们头脑时，提出要重新认识社会主义，指出我们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当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之后，及时提出了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有所作为的方针；当举国上下面临着如何缩小同世界经济发展的差距，如何搞中国式的现代化的大课题时，系统地提出并阐明了改革开放的理论；在中国统一大业的关键时刻提出了“一国两制”的伟大新构想，顺利地实现了香港的回归……这一切充满了开拓意识、创新精神和时代色彩，具有非凡的想象力和穿透力。

理论上的开拓创新来自于伟大马克思主义者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精神，来自于忠诚共产党人对党对人民事业的高度使命感和强烈责任心。“解放思想，就是使思想和实际相符合，使主观和客观相符合，就是实事求是。”严格的务实精神使邓小平一切从中国实际出发地来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找到该走的道路。“坦率地讲，出来工作，可以有两种态度，一个是做官，一个是做点工作。我想，谁叫你当共产党人呢，既然当了，就不能有私心杂念。”共产党人的使命感、责任心，对国家命运和人民利益的深切关注，赋予他以冲破禁区、超越前贤的理论勇气和远见卓识。

在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的理论库中，邓小平的一系列崭新论述当属开山之作，谈的都是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却绝对简洁明快、通俗晓畅。风格即人。这种文风是邓小平坦荡、朴质、果断的性格的反映，也是他严格的甚至是苛刻的求实精神和逼视事物真相、直透事物本质的洞察力的体现。“白猫、黑猫，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猫”，这句在“文革”中被反复批判但却不胫而走的名言，是那样生动形象地体现了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发展才是硬道理”等等名言将许多重大的理论问题高度概括了、形象化了，即使是最普通的老百姓也耳熟能详，朗朗上口。

最通俗的马克思主义=最高的马克思主义。列宁这句名言简直就像是为邓小平理论而说的。

五

“小平你好！”1984年国庆节北京游行队伍中的大学生经过天安门时突然打出的这个横幅，由衷地表达了当代中国人对这位世纪老人的爱戴感激之情。

的确，中国改革开放十几年来取得的巨大成功无可争辩地奠定了邓小平作为我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总设计师的崇高地位，使他赢得了作为世界性杰出领导人的声誉。美国《成功》杂志选他为1985年的成功者，《世界报》在1988年把他评为10年来最代表时代精神的名人，《时代》周刊曾两度把邓小平评为新闻人物。世界各国的领导人、资深政治家、著名科学文化人士、现代化大企业的管理者、各种新闻传媒的工作人员纷纷来到北京邓小平的寓所，拜访他，请教他，倾听他的意见……

邓小平以他卓绝的建树而臻于权威和声望的巅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拥戴他担任党的总书记、国家主席已是实至名归、众望所归的事。

但是邓小平却坚决不当一把手，从权威的顶峰引身而退，又一次出乎人们的预料。

历览千年青史，还没有发现一位威望、能力达于巅峰状态的伟大人物在人们引颈而待之时能够自觉自愿采取如此果断的行动。这是邓小平对历史传统的超越，对政制架构的超越，尤其是对以个人为本位的“自我”的超越，他的崇高人格魅力在这一超越中闪现着夺目的光彩。尤其是当我们看到现实生活中有的人将手中那一点点权力发挥到最大限度而获取最大好处时，邓小平将最大权力交给别人这一举动就更令人感慨系之了。

在这举动后面，是一位哲人对国家长治久安的深谋远虑，是一位公仆对人民命运的深情关爱。邓小平说：“文化大革命”结束，我出来后就注意这个问题。我们发现，靠我们这老一代解决不了长治久安的问题，于是我们推荐别的人，真正要找第三代。他还多次说过，不要形成天下安危系于某人一身的局面，那是危险的。

为此，邓小平不仅率先垂范，而且为确立我党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做了大量的工作。他说，第三代领导集体的核心就是江泽民同志，大家都要维护这个核心，团结在这个核心周围，这是我的政治交代。现在，人们有一千种理由一万个根据认定，邓小平第三次复出后的十几年里，不仅以宏伟的规模非常有效地行使权力从而极大地改变了本国和世界的历史进程，而且是有史以来为数不多的真正在高度道德水平上治理国家的伟人。

作出了政治交代的邓小平已入耄耋之年，他实现了“过一个真正的平民生活”的最终愿望，他像所有的老爷爷一样和家人共享天伦之乐，看看电视，打打桥牌，逗逗孙儿孙女，散步，偶尔也像普通人一样到外面走一走，看一看……这位叱咤风云70余年的世纪老人的生命由绚烂之极而趋于平淡，有一种返璞归真的意味。“他有一个可能是我永生难忘的表情，”围棋国手聂卫平说，“就是他一笑啊，虽然咱们说是像慈祥的老人，但我觉得更像是一个很天真幼稚的孩子似的，笑得非常的天真和纯。”的确，只有无私无愧无怨无悔的人才会有这样纯真的笑。

但即使是这样，对人民命运的高度责任感仍不时如火焰般在这位老共产党人胸中燃烧。1992年他以88岁高龄千里南巡，所作的一系列讲话仍然挟雷霆万钧之力，且充满青春朝气。

邓小平的逝世在人们心中引起巨大的悲痛，但是社会没有波动，体制没有波动，国人没有以往痛失领袖时的惶惑、忧虑、茫然，因为正如新加坡资深政要李光耀所说：“邓小平走得非常从容，他在去世之前已把一切都安排好了。”人们在克制、冷静中化悲痛为力量，决心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将邓小平开创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继续推向前进。这表明了党的成熟，人民的成熟，社会的进步，充分体现了邓小平的大智慧和战略眼光。古往今来，不知有多少仁人志士、英雄豪杰在追求生前身后事的完美，但真正做到者几稀！邓小平无疑是个成功者。

六

在历史的深邃天幕上，无数杰出人物如群星闪烁，各放异彩：有的以武功卓绝炳耀千载；有的以文治华彩光照后人；有的长于思维，建构起煌煌理论体系；有的胆略超群，运用行政手段改造现实雷厉风行；有的极富组织才干，筹划、组织、实施重大计划得心应手；有的具备高超的宣传鼓动天赋，传播先进的思想，点燃理想之光，对于他们而言简直是与生俱来的使命……

在众多的杰出人物中，能集文治武功于一身，融理论与实践为一体，既继承又开拓，虽屡踣而屡起，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使国家面貌民族命运改变之巨大形同乾坤再造的人，无疑是不世出的巨人、伟人。这样的巨人、伟人，毛泽东、邓小平是当之无愧的。“在伟大领袖人物的脚步声中，我们听到历史隆隆的惊雷。”——这里无意对尼克松作何评价，但这位美国前总统在他的《领袖们》一书中劈头而来的这句话，倒恰如其分地描摹出了伟人行动的历史效应。

探索邓小平一生三次大落大起的传奇经历，特别是第三次复出后不到20年时间里，他的生命流程为何会释放出那样巨大惊人的能量，他的政治生涯为何会铸就那样烛照天地的壮美辉煌，他的国家为何会在他的导引下如神龙腾霄般令环球瞩目，这无论在当今还是未来，肯定都是一个激励人心的、令无数政治家、社会学家、心理学家和史学家们产生巨大兴趣的课题。邓小平是永远说不尽的。

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民群众和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的理论给了我们正确解答这些课题的钥匙和线索，但是它坚决排斥一切机械的、形而上学的、教条主义的方法，也不可能提供现成的答案。邓小平已融入了我们民族、我们国家、我们党的历史，他的一生太曲折，他的经历太独特，他所处的历史环境太复杂。“这位非凡人物及其精神可以比作一个多棱形的金刚石，每转一个方向就现出一种不同的色彩。”（爱克曼：《歌德谈话录》）除非对每一个有关因素都加以分析研究，否则就永远无法理解，为什么恰恰在这片国土上、这个时代里会造就出这样一位伟人。

例如，1976年4月邓小平第三次被撤销职务时已经72岁，“四人帮”对此弹冠相庆，以为从此可以高枕无忧，因为在“四人帮”看来，随着时间的流逝，邓小平的政治生命也就自然终结了。“四人帮”抓住的是所谓“常理”，他们做梦也没想到历史的辩证发展往往会出现超越“常理”的奇迹：时隔半年之久他们自己就成了阶下囚，而这也是同邓小平第二次复出后几年雷厉风行的整顿所造成的政治经济形势分不开的，正如法国《晨报》所说，“他（邓小平）甚至无须亲自出面，就清除了他的劲敌‘四人帮’及其朋党。”“四人帮”不但错误地估计了形势，更是低估了邓小平，他们不但没料到自己一伙这么快就会全军覆灭，更不会料到他们一旦覆亡，历史必然会再次选择邓小平，因为邓小平超凡的卓越才能、国人皆知的显赫政绩，特别是对党对人民的忠诚，使他成为当代中国不可或缺、不可替代的最佳人选。美国《新闻周刊》报道说，中共十届三中全会公告发表后，北京天安门广场人山人海尽情欢呼，一直延续数天，并且蔓延到上海和其他城市，“这对一位恢复名誉的领导人来说是前所未有的。”邓小平在人民心目中的地位和印象由此可见一斑。“四人帮”尤其打错算盘的是，对于凡夫俗子而言，的确“人生七十古来稀”，但是对于邓小平来讲，70岁出头正是经验最丰富，智慧、才干、领导艺术臻于化境的时候，就连当时西德的《世界报》都认为，“73岁已经是相当高龄了，但这并不被认为是种妨碍。通常要用经验和智慧来衡量中国最高领导人。”谁能想到，邓小平以古稀之龄还能再奋斗20年呢！而正是这20年使邓小平成就了一番空前伟业。由此可见，个人在历史上究竟能起多大作用，除了这个人物本身是否具备巨人的素质、他所在的国家能否为他提供大展骥足的广阔空间，以及这个国家政治、经济发展的必然规律能否强有力地造势等条件外，连人生修短这样的偶然因素也具有至为重要的意义。而古老辽阔的中国、史诗般悲歌慷慨的中国、高天厚土氤浩气的中国，正是孕育人杰并为他们提供用武之地从而改变自己面貌的国度。李光耀最近在答日本记者问时指出：任何别的人、别的国家都不可能改变中国。“但是，中国的一位领导人就可以改变中国的面貌。毛泽东可以改变中国，邓小平也可以改变中国。说不定哪一天新一代的领导人将改变中国。”可以预期，在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中国在21世纪将会有更加惊人的改变。

伟人的一生，的确是部启迪人、教育人、陶冶人、鼓舞人的大百科全书。江泽民同志深情地说：“邓小平同志和我们永别了。他的英名、业绩、思想、风范将永载史册，世世代代铭刻在人民的心中。”

一个伟大的灵魂融入了大海。

深深的海洋在律动，海洋深深地在呼吸……

哲人岂萎哉！

（199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