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后人怀疑管仲作《管子》

那么为什么越到后代越有人怀疑《管子》是依托管仲所作呢？清末民初有个叫余嘉锡的学者就很有见地。我们知道近代对学术界影响大的，是留洋回国的那批人。他们跑到西方去讲国学，回到中国来讲西学，然后用西方人的思维来解释中国历史、中国哲学、中国思想。一百多年前的中国人是崇古的，越古的东西越好；一百年来中国人的思想大变，喜欢标新立异，越是新的越好，新思想、新思维、新制度。其实，新的东西也不一定好。我们中国人的文化基因中，似乎有喜欢走极端的因子，要么这样，要么那样，所以孔夫子才提倡中庸，因为我们最缺乏中庸。不要以为古书上提倡的东西就是中国文化的特点，是中国文化的优良传统。有时候刚好相反，越是文化中没有的东西，知识分子和思想家才越提倡。不能拿着文本就说这是我们中国文化的传统。如上所说，余嘉锡先生专心研究国学，没有跟风去追逐西方的学问。他是这样说 的：

向、歆、班固条别诸子，分为九流十家。而其间一人之书，又自为一家，合若干家之书，而为某家者流。明乎其所谓家者，不必是一人之著述也。（家者合父子师弟言之，《管子·乘马》篇云：“三夫为一家。”古今训诂之书，无以家字作一人解者。）父传之子，师传之弟，则谓之家法，六艺、诸子皆同。故学有家法，称述师说者，即附之一家之中。如《公》、《谷》传中有后师之说是也。其学虽出于前人，而更张义例别有发明者，即自名为一家之学。如《儒林传》中某以某经授某，某又授某，由是有某某之学也。其间有成家者，有不能成家者。学不足以名家，则言必称师，述而不作。虽笔之于书，仍为先师之说而已，原不必于一家之中分别其孰为手撰，孰为记述也。况周秦西汉之书，其先多口耳相传，至后世始著竹帛。如公羊、谷梁之《春秋传》，伏生之《尚书大传》（张生、欧阳生撰）。故有名为某家之学，而其书并非某人自著 者。

惟其授受不明，学无家法，而妄相附会，称述古人，则谓之依托。如《艺文志》《文子》九篇，注为依托，以其与孔子并时，而称平王问，时代不合，必不出于文子也。《杂黄帝》五十八篇，明知为六国时贤者所作，而不注为依托，以后人可以称述前人之述也。使《管子》而称齐太公问，疑之可也。《管子》而称毛嫱、西施、吴王、齐桓公，此明为管氏学者之言，何足疑乎？若谓《管子》不当记仲之死，则《论语》不当记曾子之死乎？故先秦之书，但当问其是否依托，而不必问其何人所著。然而，依托与否，亦正难 言。

惟汉人多见古书，知其授受源流，或能加以别白，犹不能必其无误。至于后世，去古已远，有必不可得而详者矣。自汉武帝罢黜百家，而诸子之学浸失其传，学者自以其意著书，无所授受。于是书必出于手著，而无追记竹帛之事。况至东汉以后，油素代以幡纸，书写甚易，虽所学不足名家，亦复自成著述，标举名氏，不愿附骥尾以行。傅休奕狃于当时体裁，因以追议《管子》，是不明古人之情事，犹执大辂而讥椎轮也。宋明之人辨诸子，大率类是，其言有得有失，然多辨乎其所不必辨 者。

他说的第一层意思是：师传家法是先秦思想传播的主要方式。师传并不一定严守师道，有继承，也有发展，但一定有思想渊源关系。《管子》成书也是师传家法的结果，所以不必是管仲的手笔。“向、歆、班固条别诸子，分为九流十家。”我们现在所讲的道家、法家、名家等，都是到了汉代刘向父子和班固整理古籍时，才按照他们不同的见解主张、思想渊源或治学方法，归类成九流十家 的。

“而其间一人之书，又自为一家，合若干家之书，而为某家者流。明乎其所谓家者，不必是一人之著述也。”九流十家只是大概之数，这中间某些人的书又自成一家。集合了若干家相近学术的书，成为某一流派。例如，老子是一家，庄子是一家，列子又是一家。他们在学术思想上有共同的地方，于是放在一起统称为道家。这就很明白，称得上“家”的不必一定是某一个人的著述。“父传之子，师传之弟，则谓之家法，六艺、诸子皆同。故学有家法，称述师说者，即附之一家之中。如《公》、《谷》传中有后师之说是也。”老师讲课，一大批弟子听讲，弟子再给再传弟子去讲。只要沿着这个系统讲下来就是一“家”。不仅是父子关系，师徒关系也叫“家”。老师开创的见解、思路，弟子和再传弟子照此传承下去的，就叫做家法。儒家的六经和其他道家、墨家、法家等都是一样道理。做学问有家法，只是传承复述老师学说的言论就附在老师的这一家之中。例如，孔子的《春秋》分别有《公羊传》和《谷梁传》，而《公羊传》和《谷梁传》的内容未必都是公羊高和谷梁赤写的。他们当时只是用嘴讲解《春秋》，听讲的学生也不用记录下来，过去人的记忆力非常好。他们再讲给后来的学生听，就这样一代一代口耳相传下去。后人在讲解时会有所发挥，他的弟子就把自己老师发挥的内容增加进去，再往下传。西汉景帝时，公羊高的学说传至玄孙公羊寿，公羊寿与胡母生一起将《春秋公羊传》录于竹帛。此时，已经是一代又一代人的积累了。所以我们要搞清楚当时的情况，不像现在每本书都有一个明确的作 者。

“其学虽出于前人，而更张义例别有发明者，即自名为一家之学。”虽然学问是出于前人，但自己标新立异，有了新的东西，于是就自创一家了。公羊高和谷梁赤的学术都出于孔子，但他们都各有发挥，别树一帜，因此各自被称为公羊家或谷梁家。“学不足以名家，则言必称师，述而不作。虽笔之于书，仍为先师之说而已，原不必于一家之中分别其孰为手撰，孰为记述也。”如果学生是平平的，跟着老师学，也没有多少自己的创见，不过是把老师的东西再教给自己的学生而已。当然，有时候也会加入一些当时的例子或语言。这样的东西即使记下来了，但他也不会说这是我写的。因为这不足以自成一家，还是附在老师著作的下面。所以在古代没有必要在意哪些是管仲自己写的，哪些是学生记下管仲说的、哪些是学生自己的读书体会和心得。整本书就叫做《管子》，里面包含了这些内 容。

“况周秦西汉之书，其先多口耳相传。至后世始著竹帛。”先秦西汉的著作都是靠口耳相传，到了后来才开始记载在竹简和丝帛上面。有些人就有疑问，这些东西怎么记得住呢？其实，人类的技术越进步，人类的天赋退化就越厉害。没有发明纸张以前，人的记忆力非常好，一部书都可以一字不漏地背下来。比如说佛经，规模如此巨大的一部藏经，都是口耳相传、靠记忆流传下来的。释迦牟尼在世时没有写下来，都是在他去世后的第一次集结、第二次集结，佛弟子们背诵出来的。很多民族的史诗，像西藏的《格萨尔王传》、印度的《摩诃婆罗多》和《罗摩衍那》，都是传唱了上千年。大多是一个家族的专业，一个家族专门唱这个民族的史诗，有的可以唱七天七夜。没有文字，都是靠背诵，爷爷快去世了，就传给儿子，儿子再传给孙子。很多历史就是这样保存下来的。那时候，人的记忆力特别好。到有了文字记载，有书写之后，人的背诵能力和记忆力就退化了。现在年轻人都用电脑了，什么都依赖电脑，不需要背诵，不需要记忆，可以猜测我们孙辈的记忆力可能就更差了。我一直讲这个道理：搜索引擎使笨人变成聪明人，使聪明人变成笨人。笨人没什么学问，用搜索引擎一搜，第二天都可以讲课了，讲得头头是道，看上去什么都懂，笨人变成聪明人。本来是聪明人，可以有创见有建树的，现在却依赖引擎搜索，也不看书了。反正讲课的内容查得到。学问是融会贯通的，你平时读书记在脑子里的东西，看上去没什么用，但是遇到一些问题的时候会突然跳出来，将看似无关的东西串联起来。如果你一直依赖电脑，一直用搜索引擎，上课写作时不需要的东西就不看了，只在电脑上搜索要用的东西。这样，除了生产一大批不伦不类的教书匠之外，怎么出得了大学者呢？“故有名为某家之学，而其书并非某人自著者。”孔子的书并非孔子自己编写的，老子的书并非老子编写的，管子的书也并非管子自己编写的。但思想是他们的，他们只是用嘴巴讲出来而 已。

余嘉锡先生说的第二层意思是，所谓依托是妄相附会的结果，即把子虚乌有的事情托之古人。据此标准，《管子》显然不是依托之作。“惟其授受不明，学无家法，而妄相附会，称述古人，则谓之依托。”什么叫“依托”？依托是本身没有家法，也没有什么名气，写了书没人看，找一个古人，这个古人没有著作留下来，没法考证。于是就说这本书是他写的，是从我家井里挖出来的。这就叫做“依托”。如《艺文志》里的《文子》九篇，说是尹文子写的。因为尹文子没有书留下来，所以某个无名之辈就把自己写的书伪冒是文子写的。但一看里面的内容，根本就不对。尹文子是孔子同时代的人，书上却有和周平王的对答，所以可以断定不是文子的书。但《杂黄帝》五十八篇，明明知道是战国时人所著，但因为是追述前人黄帝的言行，或许其有所本。同样道理，假使《管子》书里写管仲和齐太公对答，那就可以怀疑是伪托之作，因为两者不是同时代的人。但《管子》里提到和管仲同时代或比他晚出的人物，那不过是管子学派的后人加进去的。这就是家法嘛，弟子把老师讲的东西编进去，管子是他们的太老师、太太老师，他们把自己老师讲的东西编入管子的书里，这有什么好奇怪的呢？若说《管子》提到管仲之死便值得怀疑，那《论语》还提到曾参之死 呢。

“故先秦之书，但当问其是否依托，而不必问其何人所著。”根据前面分析的这些道理，对于先秦的书，可以研究是否伪托，而没有必要去追究谁是作者，因为都是一代代学人口耳相传积累下来的。“然而，依托与否，亦正难言。惟汉人多见古书，知其授受源流，或能加以别白，犹不能避其无误。至于后世，去古已远，有必不可得而详者矣。”即使要研究是否伪托，也很难有定论。汉代的人还能见到很多流传下来的古书，知道这些书的源流，是谁传给谁的，或许还能够辨别哪些是“依托”，哪些是原作。但即使如此，汉人的考证仍然不能准确无误，还会发生错误。而后世的学者和先秦时代相隔久远，加上中华民族多灾多难，经历多次战乱，北方朝廷逃到南方来，图书多有散失。还碰上好几个皇帝禁书、烧书。人们根本不可能详尽地了解这些古书的源流了。郭沫若对《管子》成书的了解，凭什么就肯定比司马迁更详尽而高明 呢？

余先生的第三层意思，是说汉代以前无人怀疑《管子》作者，因为时人尚知道先秦著述通例。东汉以后，著述之风改变，后人不明古人著述之理，以自己时代的著述方式推断古人，从而引发对《管子》作者的怀疑。“自汉武帝罢黜百家，而诸子之学尽失其传。学者自以其意著书，无所授受。于是书必出于手著，而无追记竹帛之事。”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讲家法的，大部分是儒家了。诸子百家之学没有人重视了。不再有人会一辈子专门传授《管子》或者《韩非子》，然后一代一代传下去。学术风气大变，所以诸子之学渐渐失去了传承系统。学者再要研究《管子》、《韩非子》、《庄子》的时候，都是根据自己的意思，而没有老师的传授了。所以他一定会标明自己是作者，而不再追溯学术的源流了。“况至东汉以后，油素代以幡纸，书写甚易。虽所学不足名家，亦复自成著述，标举名氏，不愿附骥尾以行。”何况到了东汉以后，蔡伦发明了造纸术，破渔网、稻草都可以用来造纸了，纸张变得很普及，书写变得很容易。即使那些学问平平、毫无建树，根本不足以成名成家的人，也要自己著书，标明书的作者。就像今天这个时代，有了互联网就更方便了，谁都可以在网上发表作品，个个自称网络作家。技术在进步，学术风气也在变。“傅休奕（玄）狃于当时体裁，因以追议《管子》，是不明古人之情事，犹执大辂而讥椎轮也。”晋代的傅玄根据当时的学术状况去议论《管子》，他根本不了解古人的情况。这就像有了“大辂”就去讥笑“椎轮”一样。大辂是古代大车；椎轮是简单的小车。要知道华美的大车是从这种简单的小车进化来的。因此，不能用今天的事物去否定昨天事物的存在。“宋明之人辨诸子，大率类是，其言有得有失，然多辨乎其所不必辨者。”宋明之后研究诸子的人大多类似傅玄。他们说的有对有错，但是讨论的问题其实都不值得讨论，是无效劳 动。

我认为，《管子》的作者是管仲及其门生传人，体现了管仲的主要思想，是一部管子学派的巨著。你要研究哪一篇是管仲写的，哪一篇不是他写的，很难。大致可以说，《经言》大部分是管仲的思想，但可以研究，没有定 论。

我这里插一句。很多学者挑南怀瑾老师的毛病：你这里错，那里不对。南老师从来不解释。这个文本是谁著的，这句话是庄子的，还是庄子学生的，学者要靠写这样的文章去拿学位、评职称。而南老师是想从文本中吸取有用的思想。因此，不管是谁写的，拿来对我们今人有用，对我们修身养性有用就好。你说要做考证，我三十岁读研究生时就以做考证出名，现在已经不屑这些雕虫小技了，这是做学问的气派嘛。你从几千万字中挑几个小毛病说事，好像比南怀瑾高明多了，这很无聊。我们研究文本是为了什么？是为了发掘原义，我注六经，而不是六经注我。离开了这个目的去做文本的考证功夫是没有什么意 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