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仓库令》复原2、唐1分别规定：
诸受租，皆令干净，以次第收牓。同时者，先远后近。对仓官、租纲，吏人执筹数函。米、粟、大小麦、杂豆等，一斛加一升为耗直，随讫给钞总申。若不入仓窖，即随便出给者，勿取耗直。其诸处仓则有耗例者，不用此例。
诸仓窖贮积者，粟支九年；米及杂种支五年。下湿处，粟支五年；米及杂种支三年。贮经三年以上，一斛听耗一升；五年以上，二升。其下湿处，稻谷及粳米各听加耗一倍。此外不得计年除耗。若下湿处，稻谷不可久贮者，折纳大米及糙米。其折糙米者，计稻谷三石（斛），折纳糙米一石（斛）四斗。[108]
唐代仓窖贮藏粮食，在满足相应年限后，一定程度内的自然损耗是被允许，如“贮经三年以上，一斛听耗一升”，且在收租的时候，已经从交租人处收缴了相关的耗直，即“一斛加一升为耗直”。只不过，假如发生羽25v号文书提及的“风雨卒暴”所致“损湿”，这便不属于自然损耗，也无法适用除耗的规定。
唐《仓库令》复原25规定：
诸仓库给用，皆承尚书省符。其供奉所须及在外军事要须速须给，[109]并诸州依式合给用，先用后申。其器物之属，以新易故者，若新物到，故物并送还所司。年终，两司各以新故物计会，非理欠损者，征所由人。[110]
乍看之下，此条令文规定的“非理欠损，征所由人”可以适用于本件文书所涉情事。只不过，它限于以新易故的器物，并非指向仓储的粮食。
这些为风雨损湿的粮食既不属于合理除耗，也不能适用填补损失的处罚，其最终该如何处理呢？《唐律疏议》卷一五《厩库》“损败仓库积聚物”条载：
诸仓库及积聚财物，安置不如法，若暴凉不以时，致有损败者，计所损败坐赃论。州、县以长官为首，监、署等亦准此。
【疏】议曰：仓，谓贮粟、麦之属。库，谓贮器仗、绵绢之类。积聚，谓贮柴草、杂物之所。皆须高燥之处安置；其应暴凉之物，又须暴凉以时。若安置不如法，暴凉不以时，而致损败者，计所损败多少，坐赃论。州、县以长官为首，以下节级为从。监、署等，有所损坏，亦长官为首，以次为从，故云“亦准此”。[111]
根据此条律文可知，敦煌郡仓若发生“风雨卒暴，不免损湿”的情况，就属于“安置不如法”而“致有损败”的行为，其处罚方式是“计所损败坐赃论”。所谓“坐赃论”，即指向《杂律》“坐赃致罪”条：“诸坐赃致罪者，一尺笞二十，一疋加一等；十疋徒一年，十疋加一等，罪止徒三年。”[112]
相较于《唐律疏议》以“皆须高燥之处安置”来要求“仓库及积聚财物”的储藏管理，唐《仓库令》复原1仅规定“诸仓窖，皆于高燥处置之”，[113]即仅针对仓窖的建设而言。只不过，在唐代，“律以正刑定罪，令以设范立制”，[114]在“违令有罪则入律”[115]的法律原理之下，无论是仓库储藏管理还是仓窖建设，若有违法行为，则在立法层面上可谓“无逃于天地之间”了。
当然，这仅仅是理想化的立法规定而已。在实际操作中，如果发生仓储损失，主管官吏会想方设法地去违法科敛，以填补这一缺口。如《朝野佥载》卷二载：
姜师度……又为陕州刺史，以永丰仓米运将别征三钱，计以为费。一夕忽云得计，立注楼，从仓建槽，直至于河，长数千丈，而令放米。其不快处，具大杷推之，米皆损耗，多为粉末。兼风激扬，凡一函失米百石，而动即千万数。遣典庾者偿之，家产皆竭；复遣输户自量，至有偿数十斛者。甚害人，方停之。[116]
因为主管官员决策失误所导致的粮食损耗，最后通过“遣典庾者偿之”、“复遣输户自量”的方式予以填补。由此可见，即便法律进行了事无巨细的规定，若未建立起相应的监督机制，“良法美意”也不会有任何执行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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