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人代庖是不对的

“代庖”一词，出自《庄子·逍遥游》篇。那是传说中的尧帝要“禅让天下”给许由，两位政治家的一段对话：

尧让天下于许由，曰：“日月出矣，而爝火不息；其于光也，不亦难乎！时雨降矣，而犹浸灌；其于泽也，不亦劳乎！夫子立而天下治，而我犹尸之，吾自视缺然，请致天下。”

许由曰：“子治天下，天下既已治也；而我犹代子，吾将为名乎？名者，实之宾也。吾将为宾乎？鹪鹩巢于深林，不过一枝；偃鼠饮河，不过满腹。归休乎君！予无所用天下为。庖人虽不治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矣。”

《庄子》这段文章的大意是，尧是我国古代一位贤明的君主，他诚心诚意地要把天下让给许由，他打比方说：“日月出来了，光照天地之间，而烛火还不熄灭，烛火要是与日月比起光亮来，不是太难了吗！及时雨普降了，滋润着大地，这时还用人工浇灌田地，这对于润泽禾苗，不是徒劳的嘛！先生如为天子，一定能把天下治理好，而我还空占着这个君位，自己也觉得惭愧，请允许我把治理天下的重任让给先生。”

许由不接受，他很坦率地说：“你治理天下，天下已经治理得很好了。而我再来代替你，岂不是追求名吗？名从属于实，有实即有了名，我不能追求名啊！小鸟鹪鹩在森林里筑巢，所需不过一枝；偃鼠到河边饮水，所需不过满腹。所以，请你还是安心地做君主吧，我要天下有什么用呢！厨师虽然不去管理厨房，主祭的人也不可越位去代他来烹饪。

“代庖”一词就由“庖人虽不治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演化而来。

相传古代有个许由，他很贤能，是无名的圣人。尧帝想把天下让给他，他婉言拒绝了。庄子描述尧“让天下”与许由的故事，体现了庄周先生“无己”的主张。

所谓“无己”，就是不肯定有自己。按照庄周的看法是：有了自己，就会有与自己相对的别人和客观世界，因而也就不能有绝对自由了。为此，他特别借许由的嘴说出：“我要天下有什么用处呢！”这不但充分表现了他的主观唯心主义，而且也把他的“无己”的实质暴露出来了。

许由拒绝尧帝的禅让，他打比喻表明自己不愿“代庖”。意在说人各有专职，尽管他人不尽职，也不必超越自己的职务范围而去代做。这个比喻，一直被后人作为“代庖”或“越俎代庖”来使用着，用它来比喻那种超出自己职责范围，去做别人工作的行为。

毛泽东1927年3月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这篇文献中使用了这个比喻，他说：

湖南的湘乡、湖北的阳新，最近都发生地主利用了农民反对打菩萨的事，就是明证。菩萨是农民立起来的，到了一定时期农民会用他们自己的双手丢开这些菩萨，无须旁人过早地代庖丢菩萨。共产党对于这些东西的宣传政策应当是：“引而不发，跃如也。”菩萨要农民自己去丢，烈女祠、节孝坊要农民自己去摧毁，别人代庖是不对的。（《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3页）

《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这篇文献，是毛泽东为了答复当时党内外对于农民革命斗争的责难而写的。

1926年下半年，随着北伐战争的胜利，湘、鄂、赣三省出现了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觉醒的农民组织起农协，不断攻击土豪劣绅、不法地主、贪官污吏和旧恶势力等各种封建宗法思想和封建统治制度，引发了深刻的农村社会大革命。然而，如疾风骤雨般迅猛兴起的农民运动，却遭到国民党右派和封建地主豪绅的诋毁和破坏，甚至在共产党内也受到了部分怀疑。

对此，1927年年初，毛泽东深入到湖南的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五个县，做了32天的实地考察工作。广泛接触和访问当地群众，召集农民及其运动骨干，取得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毛泽东回到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驻地武昌，写出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这篇重要文献。

报告中，毛泽东根据当时的现实，客观分析了农村中各阶级的革命态度和社会处境，热烈颂扬了大革命中农民群众为推翻乡村封建统治进行的一切革命斗争和功业，批判了党内外责难农民运动的各种观点，重申了中国革命若想取得成功必须依靠农民阶级的立场。

毛泽东在报告中记述的湖南农民在农会领导下做出了14件大事。就其基本的精神说来，就其革命意义说来，都是好事。说这些事不好的，只有土豪劣绅之流。

毛泽东在叙述第七件事“推翻祠堂族长的族权和城隍土地菩萨的神权以至丈夫的男权”时，他谈到了发动群众的重要性。并借用《庄子》本篇中“代庖”这个比喻，阐明了共产党对农民破除迷信的策略。

毛泽东举例说，最近一些地方发生了地主利用了农民反对打菩萨的事，这就说明在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没有取得胜利之前，勉强地从事这种对于家庭主义、迷信观念和不正确的男女关系之破坏，是不适宜的。他特别强调指出：“菩萨是农民立起来的，到了一定时期农民会用他们自己的双手丢开这些菩萨，无须旁人过早地代庖丢菩萨。”“菩萨要农民自己去丢，烈女祠、节孝坊要农民自己去摧毁，别人代庖是不对的。”党对于农民破除迷信和其他不正当的风俗习惯时，不要去指手画脚，要善于引导，而不是包办代替。而应该向农民加强宣传，使农民思想觉悟提高后，自己动手去破除。也就是说：“人民的觉悟不是容易的，要去掉人民脑子中的错误思想，需要我们做很多切切实实的工作。”只有通过广泛地、耐心细致地宣传教育，使群众的政治觉悟提高以后，认识到自己的利益，并团结起来为自己的利益而奋斗时，“群众齐心了，一切事情就好办了。”如果群众还不觉悟，我们硬要领着他们去干，或者用包办代替的方法去干，其结果必然失败。

无疑在中国革命的进程中，党应该立于领导地位。而如何领导，也就是如何根据形势的发展和群众觉悟的程度来引导和推动革命的前进，则是反映党的水平和领导策略的一个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毛泽东实事求是地认为，革命形势的发展和群众觉悟的水平，总是有一个发展过程的。而作为领导者，应当善于把握时机，在适当的时机采取相应的行动，来推动革命的发展。而不应不顾客观实际，不顾群众的觉悟程度，急功近利，越俎代庖，这样只能给革命带来更大的损失。

毛泽东一再指出：“有许多时候，群众在客观上虽然有了某种改革的需要，但在他们的主观上还没有这种觉悟，群众还没有决心，还不愿实行改革，我们就要耐心地等待；直到经过我们的工作，群众的多数有了觉悟，有了决心，自愿实行改革，才去实行这种改革，否则就会脱离群众。”

毛泽东对农民摧毁代表封建势力的祠堂、菩萨的行为给予了肯定，建议党组织可以在这方面予以引导。引导农民提高政治觉悟，让群众自己起来进行革命斗争，而不应该对群众发号施令，或直接干涉类似事件。

毛泽东在这里讲的，是一项马列主义政党的领导艺术，是党的群众路线问题。在一切工作中，都要贯彻党的群众路线。党对人民群众的领导作用在于制定正确的政策，及时给人民群众指明方向，启发和指导群众自己动手，不能包办代替。如果违背群众的意愿，超越群众的觉悟程度，急于求成而包办代替，就会犯“越俎代庖”的错误，其结果必然要脱离群众，劳而无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