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说《孙子兵法》一共有多少篇

因为种种原因毛泽东就这样背着读《孙子》和《三国》的“错误”，走上了漫漫征途。长征途中有敌人的围追堵截，有跋涉的山高水深，身体害病的毛泽东此时又不得不躺在担架上。虽然自己身处逆境，但他却无时无刻不在忧虑着、思考着红军的前途和命运。

时间进入1934年11月，征途中的毛泽东同王稼祥、张闻天常常在一起行军或宿营，谈论党和红军的大事。进入湘南以后，开始对他们说明和分析第五次反“围剿”中李德、博古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王稼祥最先支持毛泽东的意见，认为要扭转党和红军的危急局面，必须开中央政治局会议改变中央领导。张闻天也很快接受了毛泽东的主张，并且在中央政治局内开始反对李德、博古的军事指挥方针。尔后，毛泽东又同周恩来、朱德等谈话做工作，得到了他们的支持。过了湘江后，毛泽东向中央提出讨论军事失败的问题。

12月18日出席在黎平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继续讨论红军行动方针问题。博古、李德仍坚持由黎平北上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创造新的根据地。毛泽东主张继续向贵州西北进军，在川黔边建立根据地。经过激烈争论，王稼祥、张闻天等多数人赞成毛泽东的意见，主持会议的周恩来决定采纳毛泽东的意见，西进渡乌江北上。会议通过《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决定指出：“过去在湘西创立新的苏维埃根据地的决定，在目前已经是不可能的，并且是不适宜的”；“新的根据地区应该是川黔边地区，在最初应以遵义为中心之地区”。会议决定，红军继续向贵州西北前进，“应坚决消灭阻拦我之黔敌部队，对蒋、湘、桂诸敌应力争避免大的战斗”。会议根据中央领导人内部存在争论的情况，决定到遵义地区后开会总结第五次反“围剿”以来军事指挥上的经验教训。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毛泽东出席在遵义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的主要议题是讨论党的军事路线，具体内容是总结第五次反“围剿”军事指挥上的经验教训。中央负责人博古的报告在谈到军事上的失败时只强调客观原因，毛泽东的长篇发言有理有据地批评了“左”倾盲动主义军事路线，直击错误要害。批评博古在向大会报告中谈到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是敌强我弱等观点，认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军事指挥上和战略战术上的错误；指出博古和李德以单纯防御路线代替决战防御，以阵地战、堡垒战代替运动战，以所谓“短促突击”的战术原则支持单纯防御的战略路线，从而被敌人以持久战和堡垒主义的战略战术使红军招致损失；强调这一路线同红军取得胜利的战略战术的基本原则是完全相反的。

毛泽东的意见，开始赢得了大多数与会者的认同和支持。关键时刻，博古和李德的支持者、年轻的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凯丰站起来，翻起中央苏区毛泽东“《孙子》罪案”的老账，声色俱厉地谴责毛泽东：

“你懂得什么马列主义？你顶多是看了些《孙子兵法》！”“你那些东西，并不见得高明，无非是《三国演义》加《孙子兵法》。”

此时非彼时，遵义非宁都，毛泽东震怒了：

“你说《孙子兵法》一共有多少篇？第一篇的题目叫什么？请你讲讲。”

“……”

没有看过《孙子兵法》的凯丰张口结舌，说不出话来。

“你也没有看过，你怎么晓得我就熟悉《孙子兵法》呢？”（《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下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118页；《聂荣臻回忆录》上册，战士出版社1983年版，第248页）

被批判、被压抑、被冷落，沉默了两三年的毛泽东，面对打了败仗，把根据地几乎全部丢掉，仍拒不认错，反而以是为非的“左”倾冒险主义者们，把满腔积怨岩浆喷射般爆发出来，化成义正词严的反击“炮弹”，使涉世不深缺乏历练的凯丰败下阵来。

遵义会议主要根据毛泽东发言的内容，委托张闻天起草《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于二月八日经政治局会议通过后印发。决议着重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经验教训，重新肯定了毛泽东根据战争实践经验总结出来的一系列正确的战略战术的基本原则。会议提出改变黎平会议关于在川黔边建立根据地的决定，确定红军北渡长江，在成都之西南或西北建立根据地。会议增选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取消“三人团”，取消博古、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决定仍由中央军委主要负责人朱德、周恩来指挥军事，周恩来为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

会后中央常委分工，毛泽东为周恩来在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共中央的统治，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的领导，在最危急的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并为胜利完成长征奠定了基础。

遵义会议上毛泽东与凯丰围绕《孙子兵法》的一场舌战，是中央苏区《孙子》“麻烦”的延续，也是尾声！毛泽东的奋起反击，慷慨陈词，以至扬眉吐气，宣布了“左”倾路线的终结，也宣布了他人生这段逆境的终结。与此同时，被视为“不合时代”的《孙子兵法》也以正面形象昂首阔步地亮相于中国革命战争的历史舞台。

历史的必然趋势往往以偶然事件的形式来表现。在遵义会议上跃马挥刀直取毛泽东，并且宣称对会议结果持“保留意见”的凯丰，仅仅半年后就以勇敢的抗争与张国焘的分裂主义展开搏杀，第一个撰文揭露其野心，成了毛泽东正确主张的坚强支持者和捍卫者。

毛泽东与凯丰之辩，仍然是《孙子》是否可读可用之辩；毛泽东与凯丰之争，是中国革命正确主张与错误主张之争。他们是主张之辩，是主义之争，并无私愤私怨掺杂。这也是毛泽东于遵义会议后，在反抗张国焘分裂行为、在东征阎锡山、在延安整风、在解放战争东北战场组织工作、宣传工作以及政权建设中倚重凯丰的原因。凯丰在毛泽东的旗帜下积极工作，多有建树，直至新中国成立初期英年早逝，都是一个胸怀坦荡、激情奔放的革命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