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韩未必皆贼杀

明末清初学者王夫之传有《船山遗书》，世人称其为“船山先生”。王夫之所著《读通鉴论》，是封建社会后期最为有名、最有影响的史论史评著作之一，也是“通鉴学”中的力作。《读通鉴论》是就司马光《资治通鉴》所载史实而撰写，三十卷。王夫之在评论中阐释历代法制沿革，主张“事随势而法必变”，反对“泥古过高而菲薄方今”，反映出进步的历史观和社会政治思想倾向。

王夫之在《读通鉴论》卷十五《宋明帝》、卷十七《梁武帝》中，通过对史实的评论，阐述了对我国历史上所谓“黄老”“申韩”“孔孟”等诸家治术的看法。

王夫之《读通鉴论》卷十五的论《宋明帝》，依据的史事是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一百三十三宋明帝（刘彧）泰始七年条的记载：北魏献文帝拓跋弘“好黄、老、浮屠（佛教）之学，每引朝士及沙门共谈玄理，雅薄富贵，常有遗世之心”。但因当时皇太子拓跋宏年纪太小，于是献文帝就想把皇位禅让给自己的叔父、“沉雅仁厚”且很有声望的拓跋子推。对此，北魏群臣和宗室皆不同意，有人甚至说，如果陛下舍弃太子而另立亲王，就要当庭自杀；他们纷纷表示今后要以死拥戴太子，而不知有他。最后，献文帝终于表示：“然则立太子，群公辅之，有何不可？”这样，自然就把皇位传给了太子拓跋宏，是为北魏孝文帝。献文帝自己则退为太上皇。

《资治通鉴》卷一百三十三宋明帝泰始七年条还记载：宋明帝刘彧因为自己没有儿子，曾把各亲王的已孕姬妾秘密接到宫中控制起来，若生了男孩，就把其生母杀掉，然后令他自己的宠妃认作儿子。当时已立为太子的刘昱也不是明帝的亲生儿子，而是他的妃子同嬖人李道儿生的，由他收为养子。因为太子刘昱年纪尚幼，明帝担心自己的兄弟们乘机阴谋篡权，就借故把他们诛杀了。《资治通鉴》卷一百三十三宋明帝泰豫元年条又记载：宋明帝在病重之时，“虑晏驾之后，皇后临朝，江安懿侯王景文以元舅之势，必为宰相，门族强盛，或有异图”，便派人把王景文毒死了。

司马光同时记载在《资治通鉴》卷一百三十三宋明帝泰始七年条这两个帝王传位故事，很有思想史意义，引起王夫之对黄老之术（道家）与申韩之术（法家）实际作用及其贤恶的思考。

他对比两段记载评论道：

拓跋弘授位于子，而自称太上皇帝，子幼而恐为人所篡夺也。……弘好黄老，而得老氏之术。其欲逊位于子推也，老氏“欲取固与”之术也。其托于清谧，而匿其建立嗣子之旨也，老氏“守兑之术”也。所欲立者非不正，而诡道行之，巧笼宗室大臣之心，亦狡矣哉！而抑岂君人之道哉？虽然，其以传位笼子推而制之，犹贤于宋明帝之贼杀兄弟，以安其养子远矣！黄老之术，所由贤于申韩也。然而疑虑以钳制天下，则一也。故曰：黄老之流为申韩，机诈兴而末流极于残忍，故君子重恶之也。（王夫之：《读通鉴论》卷十五《明帝》）

北魏献文帝拓跋弘本意想传位给儿子拓跋宏（注：父子名字音同字不同），但怕儿子太小，就假意说要把皇位禅让给威望素著的叔父拓跋子推。但是拓跋子推和大臣们明白他的真意，都不同意。王夫之认为拓跋弘好黄老之学，他这一套不是“君子之术”，而是老子“欲取固与”之术和“守兑之术”，是“诡道”，是狡猾。

王夫之又比较拓跋弘与刘彧的行事手段，认为拓跋弘还是“贤于宋明帝之贼杀兄弟”。他进而得出结论：黄老之术“贤于”申韩之术，但是它们在“疑虑以钳制天下”方面，又是一个样子。王夫之还指出，黄老之末流沟通了申韩之术，就会机诈风起而达于“残忍”。这是君子所深恶痛绝的。

应该说，王夫之的这段评论有合理之处。但是，毛泽东读后不赞同王夫之蔑视申韩法术的观点。

他阅读的《读通鉴论》，是上海中华书局据《船山遗书》本出版的校勘本。他翻阅卷十五见“宋明帝之贼杀兄弟”一段，写下批语：

申韩未必皆贼杀，如曹操、刘备、诸葛亮。（《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343页）

毛泽东“申韩未必皆贼杀”这个判断，意为法家不一定都“极于残忍”，不一定都是一味嗜好杀戮。这一判断从一般意义上说是正确的。但是所举的例子则不能说明这个观点。

曹操、刘备、诸葛亮三人皆三国时期的著名人物。查《三国志》《曹操集》和《诸葛亮集》使我们知道：他们与法家学派关系不大。

曹操的思想只是略像申韩之术，他“在军中持法严也”只是治军之道，他的团结士族，收养流民，屯田垦荒，统一北方，也并非就是“刑名之学”的功劳。

刘备历来被视为“仁爱君主”。他自己说行事每与曹操相反，如“曹以暴，吾以德”，等等，似乎离法家更远而有儒者之风。

诸葛亮虽然有“挥泪斩马谡”的故事，那是战败履行军法。诸葛治蜀是多方并举，观其《论诸子》一文，也是杂采道、法、兵、纵横各家学说：“老子长于养性，不可以临危难。商鞅长于理法，不可以从教化。苏张长于驰辞，不可以结盟誓。白起长于攻取，不可以广众。……此者也。”（《诸葛亮集》）所谓“任长之术”，就是取各家之长，避各家之短。对法家商鞅他指出“不可以从教化”，可见他并不只是推崇申韩“刑名之术”。

读书贵在有疑，毛泽东对王夫之的论点给予补正，是积极读书法。虽然曹、刘、诸葛三人并不在纯法家之列（有的人有些法家思想），但是他们三人不“贼杀”倒也是事实。即使曹操，毛泽东也讲过其“不杀俘”。他在战场上俘虏的“青州兵”，都充实到自己的部队之中，就是明证。至于诸葛亮的“七擒孟获”更是优待俘虏不嗜杀的显证。

黄老之学乃战国汉初盛行之学说，它的主要内容是老子的“清静无为”。从司马迁起就“老庄申韩”并说，两家学术上有密切联系。毛泽东这个批语有替法家辩诬之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