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王风》产生的地域——王畿的范围，历代学者有不同意见。一说以为即东周都城洛邑及其周边地区，《毛诗》主此说；另一说以为王畿当包括成周及西都镐京地区，三家诗主此说[7]。弄清这一问题是涉及《王风》各篇产生地点及创作时代，故而不能回避。
考察旧说，其明显的失误在于忽略了王畿范围的历史变迁。从这一思路出发，我们认为，王畿地区当指东都洛邑为中心方圆六百里范围的地区，其具体范围随时代而有所变化。据《尚书·周书》、《逸周书·度邑》、《史记·周本纪》等所载，周武王克商后，为防止东方殷人势力的进攻和朝会诸侯、举行宗庙祭祀的需要而营建成周[8]。洛邑又称“成周”。周末戎人毁西都镐京，平王东迁洛邑，成周地区遂成为周人政治文化的中心。故洛邑又称“王城”。这一历史的变迁，正是《王风》诸诗产生的背景。郑玄《诗谱·王风谱》云：
王城者，周东都王城畿内方六百里之地。其封域在《禹贡》豫州太华、外方之间。北得河阳，渐冀州之南。
始，武王作邑于镐京，谓之宗周，是为西都。周公摄政，五年，成王在丰，欲宅洛邑，使召公先相宅。既成，谓之王城，是为东都，今河南是也。召公既相宅，周公往营成周，今洛阳是也。成王居洛邑，迁殷顽民于成周，复还归处西都。
至于夷、厉，政教尤衰。十一世幽王嬖褒姒，生伯服，废申后，太子宜咎奔申。申侯与犬戎攻宗周，杀幽王于戏。晋文侯、郑武公迎宜咎于申而立之，是为平王。以乱，故徙居东都王城。于是王室之尊与诸侯无异，其诗不能复雅，故贬之，谓之王国之变风。
前代学者据郑《谱》验之《左传》、《尚书》及其他史料，指出东周王畿地区的大体范围及其在春秋初叶的变迁：“盖东迁之后，周室疆域，尚有旧河南、怀庆二府之地，兼得汝州。跨河南北，有虢国桃林之隘，以呼吸西京；有申、吕、南阳之地，以控扼南服。又虎牢、崤函俱在王略，襟山带河，晋郑夹辅，势尚不弱。及平、桓、庄、惠相继，号令不行，王纲大坠，酒泉赐虢，虎牢赐郑，至允姓之戎入居伊川。晋灭虢，镐京之消息断；楚灭申，南国之声势张。至温、原苏忿生之田与郑，复以赐晋，则举大河以北委而弃之。由是旧怀庆所属七县，原武属郑，济源、修武、孟县、温县属晋，王所有者河内、武陟二县及旧河南府之洛阳、偃师、巩县、崇、登封、新安、宜阳、孟津及汝州之伊阳、鲁山，许州之临颍而已。”[9]由此可见，所谓王畿地区，从西周初年到东周初年，再到春秋中后期，其地理范围时有变化：
西周时期：王畿包括成周及西都镐京周边地区；
东周初年：包括成周周边地区及西面北虢与镐京接壤的地区[10]；
春秋中后期：仅包括成周附近河内、武陟两县及旧河南府之洛阳、偃师、巩县、崇、登封、新安、宜阳、孟津及汝州之伊阳、鲁山，许州之临颍。
春秋时期王畿地区的民族分布也是研究这一地区文学应当注意的问题。史念海先生指出：
春秋时期，周王仍以雒邑为都。雒邑位于伊洛流域。伊洛流域和雒邑附近就有戎人。最早见于《春秋左氏传》的乃是扬拒、泉皋、伊洛之戎（《左传·僖公十一年》），接着又有陆浑之戎（《左传·僖公二十二年》）和蛮氏（《左传·成公六年》）。陆浑之戎亦称阴戎和九州之戎（分别见《左传》昭公九年、二十二年）。蛮氏本为茅戎。……陆浑之戎本居于瓜州，瓜州在陇山之东，秦岭之北，距秦国所都之雍（今陕西凤翔县南）不远（顾颉刚《九州之戎与戎禹》）。蛮氏之先的茅戎，其居地在今山西平陆县（《左传·僖公元年》）。木本水源，其来有自，似其时尚均为部落，说不上都城所在。[11]
春秋之世，华夏诸族习用周礼，夷狄蛮戎各安其俗，夷夏之别在乎礼仪。王畿地区虽杂有戎人与蛮族，然至春秋初叶，大多已为周礼所化。《左传·襄公十四年》载戎子驹支曾于外交场合赋诗言志，说明其族已经渐浸周人文化，如其自己所说，已经为“不侵不叛之臣”。
考察王畿地区的异族，还应该有殷商民族。郑玄《王风谱》云：“成王居洛邑，迁殷顽民于成周。”孔颖达《正义》引《书序》云：“成周既成，迁殷顽民。”注云：“此皆士也，周谓之顽民，民，无知之称。”是王畿地区在西周初年杂居有殷人中文化程度较高之“士”，周人称之为“殷顽”，说明其为殷商民族之中坚，难以教化以周礼。至东周初年乃至春秋时期，未见此一地区有关于殷人或其活动的记载，足见经西周数百年，“殷顽”已被该地区的周人同化。
综上所述，周室东迁后周文化东渐，对于杂居其间的异族文化的同化，是王畿地区文化的主要特征。《焦氏易林·井之升》云：“营城洛邑，周公所作。世运三十，年历七百。福佑丰实，坚固不落。”从周文化在东迁后对戎族的同化作用看，焦氏所云，洵非虚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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