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凤尤
从小到大，从没见父亲流过一滴眼泪。可在我手术前，他哭了。
那是春节后的第四天，我肚子疼得厉害，几天也不见好，父亲带我上医院检查了几次，可查来查去，都查不出个所以然。后来疼痛越来越厉害，我一连好几晚都没合眼。父亲急了，直接找到住院部，哀求值班主任，医院才破例将我收了进来，继续做检查。
胃镜、透视、拍片……几乎所有的检查手段都用上了，还是没有结果。在那度日如年的半个月里，父亲每天坐在床边，眼巴巴地望着我。看见我日渐消瘦，他的眸子里失去了往日的光泽。
不久后，我又做了一项检查。检查结束，医生紧皱眉头，自言自语：“怪事，小肠中怎么有个瘤？”他认为，这种瘤极为少见，十有八九是恶性的……很快，父亲风尘仆仆地赶到医院。就在快进病房的时候，他站住了，揩了一把湿漉漉的眼窝，步伐轻快地走了进来，冲我笑了笑。
父亲不死心！他跟医生商量，要给我做CT检查。但他把检查单递进那扇小窗后，就默默地走开了。检查室里，进来一位医生，是父亲托人找的一位熟人，父亲想让他来代自己看个明白。
半个小时后，那位医生出去了。我悄悄地扒着门缝往外看，父亲一看到他的脸，仿佛心里的一盏灯灭掉了，脸色由焦急变成了黯淡，他站在原地不动，仿佛腿有千斤重。果然，那位医生叹了口气：“唉，太年轻了，真可惜……”父亲扶着墙慢慢地蹲下了，把十指叉进了头发，使劲地绞动着。过了一会儿，他吃力地站起身。我赶紧装作什么都不知道的样子，跟他回到病房。他一直沉默地往回走，但扭头看我的时候，脸上却溢满了微笑：“没什么事，只要做了手术，就会好的。”他不知道，他的眼里有闪闪的泪花；他也不会察觉，自己一直在躲避着儿子的视线。
没过几天，我听见他在走廊里打电话，说儿子得了不治之症，他必须待在医院里，陪儿子走完最后这段路；还说他以前只顾工作，和儿子在一起的机会太少，只能这样来弥补……
父亲回到病房，发现一粒蜗牛似的泪珠从我的眼角艰难地落下来，便用手把泪珠轻轻地揩去，小声地问我：“你怎么啦？”我咬着嘴唇，摇摇头。他把脸贴近我的胸口，用只有我能听见的声音说：“没什么，手术后就会好的……”他紧紧攥着我的手，我感到他宽大的掌心里湿漉漉的，不知是汗水还是眼泪，但那手掌，依然温暖。
过了一会儿，父亲去了医生办公室，回来后对我说，明天就可以手术。就在我准备进手术室前，父亲忽然把大姐叫了出去。过了好一会儿，才见大姐一个人回到我的身边。我有些慌了，拉住大姐的手，连声问：“爸呢？”大姐说他有点儿事，马上就来。突然间，一种说不出的恐惧把我伪装的镇定剥得精光，我变得惶恐不安。
手推车把我推出了病房，行进在长长的走廊上。家人都跟在后面，谁也不说话，只听见“嚓嚓”的脚步声。这时，传来“祝你生日快乐”的铃声，这是我给父亲调的手机铃声！循着铃声，我使劲将脑袋往后仰，终于发现父亲站在走廊的尽头。远远望去，他是那样苍老。在走廊的尽头，父亲肩头耸动，压抑着哭声，我第一次看见了父亲的眼泪。刹那间，我明白了，父亲是害怕把儿子推进手术室后，再也看不到儿子出来。
我躺在手术台上，麻醉师给我打了一针，我的身体慢慢失去知觉。不知过了多久，一张圆圆的脸靠近了，轻轻地对我说：“别怕，是良性的。”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却没有多惊喜。我流着泪，最先想到的就是赶快把这个消息告诉父亲。那一刻，我才知道，连日的病痛已让我对死亡不那么畏惧，我真正害怕的，是和父亲的分离。
从手术室里出来，我又被送回病房。父亲却不在，大姐说父亲怕我失血过多，去买血浆了。顿了一下，大姐又说，父亲走之前叮嘱说，手术完了一定打个电话告诉他。我不知哪来的力气，挣扎着说：“给我电话！”
大姐掏出手机，拨通了父亲的号码，放到我耳边。“嘟……嘟……”没有回音。肯定是父亲不敢接，因为这部手机一直也没给他带来过关于儿子的好消息。又过了一会儿，听筒里终于传来父亲的声音，沙哑又克制：“手术完了吗？怎么样？”
我感到一阵心酸，憋了半天，才哽咽着说出手术的结果。我觉得这几句话说得如此自豪，像是刚刚经过一场激烈的比赛，而我正是这场比赛的胜利者。
父亲却没有吭声，听筒里没有一点儿声音，静得让我感到害怕。过了许久，突然传来父亲的哭声，那苍老、喑哑的抽泣声，像委屈，更像一种释放，穿透我的耳膜，慢慢地浸透我的皮肤、血液和每一条神经。
我张张嘴，想大喊一声“爸爸”，嗓子却忽然嘶哑，耳边湿漉漉一片。那一刻，我只想伸手去抱一抱我的老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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