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学期工宣队换人

新学期工宣队换人。新一任工宣队长姓殷，李师傅说他“阴脐烂肚”，得提防。

开始上课，殷队长随堂听课，对教育好像很内行。先听苏老师的语文课。

苏老师是位老姑娘，早年立志，女校毕业时一批同学立誓独身救国，解放后从小学教到中学，自幼得家学渊源，有根底的，听说，文革前书教得很不错。文革中，她比年轻教师还有干劲，一人成立三个战斗队，刻传单，写大字报。每逢有“最新指示”，她出大字报表示热烈庆贺。落款是“霹雳”、 “鼓角相闻”和“俏也不争春”，落款时三支战斗队并写，竖着读，“霹”、“鼓”、“俏”三字打头，同音字是“屁股翘”。恰好符合她的生理特征，她得了个最不雅的诨号。后来她的三支战斗队并入“呐喊”兵团。

复课后，她实践毛主席“十大教学法”，但不得要领，课就变味。如上课“以姿势助说话”，她每每有舞台造型。课文上有“推动了历史车轮的滚滚前进”，她就双手作推车状，脚步前弓后箭，似乎历史就向前。听她讲课，她辛苦，学生也辛苦，大家苦一路。

那天听她讲“一块银圆”。

她朗读课文：“王小龙举起一块银圆，流着泪说‘同志们哪，这块银圆上凝结着我一家的血泪仇……’”读着读着，声泪俱下，呼天抢地，号啕痛哭。我们猝不及防，被她哭得心上发毛。课后殷队长问学生：“受感动？”学生回答：“野狼嚎！”殷队长说：“阶级斗争被戏剧化、庸俗化。”

后来，报纸上批判周立波的小说《山乡巨变》，语文老师立即行动，办个剪报栏，横额是“《山乡巨变》毒在哪里”。殷队长嗅出严重问题，不断找人谈话。找我，我说：“刚来，不了解情况。”找魏兄，魏兄说：“语文组‘庙小妖风大’。”至于刮过什么妖风，支支吾吾说不清。后来找到郑老师。郑老师记起，文革中语文组有人参加“省无联”的外围组织——“呐喊”战斗队。

跟着集中教师开会，殷队长来大动作，喝道：“凡是‘呐喊’兵团的站起来！”又说：“今天要你们成腊鸡腊鸭！”会场好静。只听到挪板凳的嘎嘎声，又见语文老师一个接一个站起来，苦着脸，避开众人的目光，尴尬得很。苏老师曾是兵团成员，不得不微微抬起屁股，殷队长声宏嗓粗：“还有姓苏的，你不是‘屁股翘’吗？呐喊呐喊，呐什么喊？喊给刘少奇听？”苏老师委屈得哭。

这时，有位身材壮实的男老师站起，说：“我想提个意见，批斗可以，但不要搞人身攻击。”殷队长沉不住气，拍桌子骂：“姓董的，你想右派翻天？”

魏兄带头喊口号：“坚决清扫‘省无联’的外围组织！”又喊：“右派翻天，坚决镇压！”

后来知道，姓董的老师是老右派，“老运动员”。不久，董老师被送去筹建学农基地。

从此，老师们对郑老师和魏兄避之惟恐不及。郑老师间或找机会同人搭讪，众人总以单词回答，交往的语言若以单词计，情感的分量只是字母或笔画，丝毫意义也显示不出了。

殷队长对魏兄信任有之，想在语文组“重灾区”搞片“试验田”，任务交给他，让他上公开课，讲“爸爸教我写文章”，林彪的女儿林豆豆写的。这项任务看似艰难且荣耀，魏兄像握着刚出炉的烤红薯。他的底细大家知道，当年是调干生，出身好但腹内草莽，资本家“赚钱发财”都读作“嫌钱发财”，换了其他人早作政治问题备案，他安然无恙，谁叫他是三代贫农之后。

殷队长又提出，到时候大造声势，让全市教师来听课，课在防空洞上。

李师傅说：“他上公开课？明摆着，赶着太监入洞房，搞得出什么名堂？”

魏兄一筹莫展，唉声叹气。幸好，他同海音的关系基本确定，海音主张他听听我的意见。

那天，他找到我，要请我吃长沙饭店的炒饼。奇怪，饼也能炒？更奇怪，平日他一个银角子掰开用，居然请客。不管他，照吃不误。

饭店落座，海音翩翩而至，她直入主题，讨教课如何上。有饼吃，又受到她那双瞳子的信任和抬举，我倾其所知，侃侃而谈。

“写文章，当然学毛主席，目营四海，心雄万夫，如《实践论》和《矛盾论》，共产国际也欣赏。是不？”

“是呀，是呀，太有道理。”海音点头，魏兄跟着点。

有了我的创意，加上海音的编导，魏兄的公开课如讲山东快书一样流畅，何况是在防空洞上课，不少人叫好。我暗自想：我出馊主意，魏兄出风头，我成了他的“第二提琴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