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星·月亮·太陽

不知道是不是一種緣分？當我大學即將畢業時，與好友談論去向問題，我就知道，在福建省的中部，有一座新興工業城市———三明。不過，我實在未曾想到，自己將到這座城市工作，在這座城市成家立業，與這座城市結下不解之緣。

那是將近二十年前的事情。那時，除了地球還照常運轉之外，許多事情已經亂了套。我因爲讀了二十年書，被分配到三明鋼鐵廠，到「五六七八九農場」[1]接受勞動改造，就在這座城市扎下了根。我們的農場有兩個排：工業排與農業排。我在農業排，每天挖山不止。大約兩三個月之後，依據勞動表現，我被調往第一煉鋼車間。到車間當工人，作爲領導一切的階級成員之一，那自然是無上光榮的。可是，我的工種是清渣，和我在一個班組的，也都是有「問題」的人。不對勁，這仍然是勞動改造。然而，在爐底清渣却也不無樂趣。有一位青年工人，還是從部隊轉業來的，大伙説他「神經病」，也在爐底清渣。而我看，他很聰明。他曾出過一個謎語讓大伙猜，曰：星星、太陽、月亮，打一個城市名稱。嘿！太漂亮了。這不就是三明！於是，我發現他眼睛裏閃爍著智慧的亮光；我也發現這座群山重重環抱著的山城，雖然只有一條清淺的沙溪河，似没有可供蛟龍騰飛的場所，但她畢竟是三明———星星、太陽、月亮。於是，大概正因爲得到這啓示，當時，我曾經寫下這麽一首詩：

却向疏籬覓小詩，相看冷眼且隨伊。今生落拓我能信，直上扶摇會有時。

在爐底清渣，工友們説：「你不是這種料，很快就可以到『山頭』（三鋼總廠所在地）坐辦公室。」連長、指導員説：「在我這裏就是改造一輩子，不要想入非非。」那時候，將鋼鐵（鋼棒）打入鋼渣，要用十六磅重的大錘，我竟然一口氣可以掄動五十下。一九七一年春節，三明大雪，據説已多年未見，但我在爐底，濕透的工作服可以擰出許多汗水來。乘著車間「老黄牛」（某勞動模範的雅稱）吃夜宵，我和我的工友曾偷偷到雪地上，尋找星星與月亮，深深地吸一口凉氣。

「四人幫」倒了，我調往物構所二部（列東催化電化研究所），在那裏當了一名政工幹部。因爲是從鋼渣裏打出來的，硬碰硬，實對實，却和那裏的「臭老九」很是合得來。一九七七年初，我上臺宣講調資文件，講完條條杠杠之後，提出一個問題：「你們要社會主義，還是要錢？」在座的科研人員，包括黨委領導，頓時睁大了眼睛，没有人敢回答。好，没人回答我回答：「我要社會主義，也要錢。」全場熱烈鼓掌。接著，提出第二個問題：「這次調資，你們要不要？」仍然没有人回答。我説：「你們不敢要，我要。」又是熱烈鼓掌。可惜，我講了真話，結果偏偏没調上。當時有一種説法：政工幹部應該讓給科研骨幹。我有點不服氣，心想：如果换個位置，我不也是科研骨幹！這裏不給（調資），我到北京去要。因此，我發憤再當一次研究生。

一九七八年十月，我終於來到了北京。但是，我仍然離不開三明。因爲我已經在三明工作了八年半（包括勞動改造）。在三明，我有一個家，我的兩個小孩都是「三明牌」的；而且，還有許多朋友。於是，又是一個八年半，就像牛郎織女一樣，我每年都回到三明度假，有時因朋友之請，還辦個詩詞講座甚麽的。可以説，我仍然是三明人。

大概因爲我們永遠離不開星星、太陽、月亮，無論到甚麽地方，我都不忘三明的一切。

我愛讀書，大學畢業後又當了三次研究生。有人説，我創造了最長學歷———讀書二十六年。在爐底清渣時，没有書讀，每天一張《福建日報》，翻過來，倒過去，實在没有看頭。當時，我曾在心裏將《禮記》上的一句話當作座右銘：

儒有席上之珍以待聘。

我不相信「讀書無用論」，而相信：總有那麽一天，「臭老九」將變成「香老九」。來到北京，先碩士，後博士，果真「扶摇直上」。一九八六年底，我的家也由三明遷到北京。三明的朋友很是爲我們高興。

但是，儘管不相信「讀書無用論」，而讀書無用的現實却往往喜歡捉弄人。在北京，十年寒窗，結果收入乃遠遠不及門前的燒餅攤。老詩人臧克家對此頗有感觸，曾撰《博士之家》一文，在《光明日報》上發表。此後，又有《「博士之家」詩話》及《讀〈博士之家〉有感》等詩文披露於報端，輿論界一時頗爲轟動。

最近，三明老友劉廣義兄見《散文》月刊轉載臧克家文章，特來信慰問，謂：見此文時，思念之情油然而生，想目下境遇當有所改善矣。並邀爲「我與三明」徵文活動寫稿。正巧，我於年前晉升高級職稱並分得住房，且已遷入新居。此時此刻，獲得三明信息，不能不再次想起爐底清渣的情景以及那美妙的謎語，因借此機會，撰寫此文獻給我的清渣工友。

一九八九年三月三十日於北京

原載一九八九年五月三十日三明《三明日報》

[1]三鋼某幹部稱當時的農場爲「五六七八九農場」，即五類分子、叛徒、特務、走資派及臭老九的勞改場。爲此，這位幹部被批鬥多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