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凉的太阳石

一九六八年的夏天，我们大同一中绝大部分的红卫兵，或兴高采烈或垂头丧气，都戴着大红花被大卡车拉到农村，到那里安家落户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去了。因为我是独生子，又因为我不是黑七类子弟，还因为我有吹拉弹唱这方面的特长。这样，我就很侥幸地被算作招工对象，让到晋云沟煤矿当井下装煤工。我爹和我妈叫来我的两个舅舅，为这事商量了一整天，把种种的利和弊都考虑到了。最后决定说：“该咋？去哇，窑黑子也总算是点工作，总比一辈子扛锄头强。再个是，招人命好，不会有啥事的。”听了他们的，我就去了。

说好是让我到矿文艺宣传队的，可是一去就给我发了一身细帆布工作服一顶胶盔帽，一双大水靴一盏矿灯，还有一条用煤溜子裁成的宽腰带，让去三营二连二排报到。

我们营是采煤营。

那时全国都遵照着伟大统帅“要准备打仗”的最高指示，搞军事化。七亿人民七亿兵，万里江山万里营。矿上的职工不管井下和场上的统统按营连排来编制。整个矿是个民兵团。再往上，全矿务局就是个民兵师。

头一次下井我差点儿累死。其实那天我又没装煤，可光走路就把我给走草鸡了。要知道，从井口到我们排的工作面是三十五里，来回就是七十。路当中上上下下还有一千三百个大台阶在等着，来回就是两千六。我个儿一米七二，体重却只有一百一，身单体弱，哪能吃得消这样的一趟行走。从井下上来，我最大的愿望是喝水和睡觉。如果有人说再走半里地的那儿有一万块钱让我去白拿，我也顾不得了。到了职工大食堂，我一口气喝了五大碗稀米汤。喝完，真想就那么躺倒在地下狠狠睡一觉，那怕就那么睡死也心甘情愿。

第二天就把我打进人数儿里让装煤。按运煤的铁溜槽计算，每人分四节溜子，每节溜子长一米五，四节就是六米。溜槽到煤帮入深是两米，煤层高一米八。一个人平均要装二十多吨煤。这么多的煤都得用两个胳膊一锹一锹把它铲到溜槽上。别的工人用半个班儿的时间就铲完了，我却连煤底板还没挖出来。

成天价说的是工人阶级亲兄弟，可这时候亲兄弟们谁也不过来帮我一把。他们把灯一关，躲在安全地方睡大觉。有的干脆就溜上了井。我又累又急又气，真想把锹扔得远远的，放声痛哭一场。后来带班儿排长怕影响了下一个班儿的出煤而挨批评，骂了我一句“你球也不顶跑到窑门干啥”后，打起两个工人，过来帮我把那些要命的煤铲完。

出了井，我连半点力气也没有了。一步又一步，一步又一步，拖拉着两条沉重的腿到了澡塘。可我一下池就哧溜地给躺跌进水里，想活命的本能使得我划了两下胳膊，但却没有力量能够挣扎起来。脏水咕嘟嘟灌进嘴里，哧溜溜呛进我的鼻孔。

出井后，人们都是急急地到澡塘，到完澡塘到食堂，好早早地回宿舍休息。我进澡塘时已经很迟了。教室那么大的澡塘里除了我，另外只有一个人，假如连那个人也不在的话，那天我的小命就算玩儿完。他看见了我摔倒后又埋进池水里，又判断出我不是在耍水练潜泳而是被淹了，这才揪住头发把我拔出来。

他用那我听不很懂的口音问我你是不是病了抽筋了。我慢慢地摇着头，同时眼泪不由得哗哗哗流淌下来。

这个救了我命的年轻人叫武善。巧得很，后来他也到了矿文艺宣传队，他的专职是吹笛子吹唢呐。我俩成了好朋友。

公休日我回到城里。我妈看见我吓了一跳，问我脸色咋那么难看，死白死白的。我哄她说宣传队加班儿赶排节目，没休息好的过。我不忍心告给她真情，说我在井下经受着天大的苦难，说我正干着牛马不如的营生，说我的这种牛马不如的营生早已超出了我体力所能承受的极限。

正当我实在难以坚持下去的时候，想改行去农村插队的时候，在我下了十七天井后的第十八个早晨，武善跑到我宿舍，告诉我矿文艺宣传队正式成立了，名单儿上有我也有他。

这个被称作晋云沟煤矿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的临时组织，是由矿工会直接领导的。队员们大都是历年来搞过街头文艺活动的工人师傅们。我们这十多个学生娃被叫做是新鲜血液。为了突出工人阶级的领导地位，队长由一个五十多岁的老工人担当。他姓白，脸却是黑的。不是天生黑，是在井下的爆炸事故中造成的，煤粉炸进了脸皮里面，清洗不掉了。让人看了觉得害怕。把他调到宣传队的原因是，说他打得一手好锣鼓。

我分在了乐队。队长说我，你就给咱打扬琴哇。我最拿手的是二胡和三弦，头天报到考核时他们也看出了，但还让我打扬琴。可能为得是把演奏水平都拉平。我是这么猜想的，嘴里没敢说出来。我不敢说说讲讲，我不敢挑挑拣拣，让我干啥我就干啥，让我干啥我就尽量把啥干好。只要不让我下井，让我清扫卫生打扫厕所我也没意见。

宣传队的排练地点就在矿职工俱乐部，当时每个矿都有这么个叫职工俱乐部的地方，实际上就是个大礼堂，又能放电影又能演戏又能开大会。

演员在俱乐部前台，乐队在后台。

一天下午，我正在后台吹着定音哨调弦儿，矿工会主席张振才从俱乐部后门上的小便门跨进来，他大声嚷嚷说又物色住个好演员。可他回头看，却没见有人跟进来。“这孩子这孩子”，张主席探出头招呼说，“进来，快进来。”外边人还不进。他又从小便门跨了出去，硬是给把那个人拉拽进来了。

我一看，是个小女孩。个头顶多一米五，年龄顶大十四五。不过，长得倒是薄薄切切秀秀气气的。

她站在工会主席的身后旁，因为害羞，脸色微微泛着红。她低头盯着地板，一只鞋的底边一下一下蹭着另一只鞋的底边，不知道有些啥东西想蹭掉，可又总也蹭不掉。

有人上前招呼她，她低低地回答着问话。我听不清楚她说什么，可我能听出那声音极柔极软极甜，普通话讲得很标准。

过了一阵，张主席又把她拉拽到前台，那儿有正排练节目的演员们。

我重又弯下腰，专心调我的琴弦。当直起身歇缓时，觉出背后有人。回头看，是她，刚才那个小女孩。

“坐吧。”我看着身边的空地儿说。当时我坐的是木条条做的那种长椅子，能并排坐三个人。

她点了一下头，动作很轻地坐下来，好像怕把椅子弄出声响，实际上也真的没弄出半点响动。即使是只猫儿跳上去，左不过也就是她这样的悄没声儿罢了。

我猜想她可能是见我嘴里含着定音哨吹一声又拨一下弦，觉得很好玩儿才过来的。于是我就主动介绍说我这是在调弦，要把每个小支柱上的四根弦都调成一样的音调。

她点了点头，意思是明白了。

我把定音哨含在嘴里，准备继续调音。她说：“我帮你吹小嘧嘧。”

春天，小孩子们，主要是农村和矿上的小孩子们，把刚发出芽的杨树或者柳树的细枝条擗折下来，拧几拧后，抽掉枝条里的白骨杆儿，将树皮筒儿截成一节儿一节儿的。这每一节儿就能做成一个类似唢呐哨子的小口笛。吹的时候得用劲，要不就吹不响。孩子们把这种小口笛叫做小嘧嘧。

她把这一盒儿定音哨也叫做小嘧嘧，使得我差点儿给笑出声来。

我把定音哨从嘴里拿下，掏出手绢儿擦了擦，递给她。她接过去“嘟——”地吹了一声。她像吹小嘧嘧那样狠劲地吹我的定音哨。因用力过大，吹出的音很响亮，响亮得把她自个儿也给吓了一跳。她慌忙把定音哨从嘴唇拿下，攥紧在手里。她的脸又泛出红晕，眼睛偷偷地瞟两边儿，看是不是有人注意她。

我紧抿嘴，用牙咬住舌头，这才没发出笑声。我还假装顾拨弦，没看见她那种窘迫的样子。

她吹得很认真。我要不说停她一直拉着长音，我要不说吹她一直停着，但定音哨仍含在嘴里不往下拿，时刻准备着听我的命令。

调好弦，她掏出小花手绢把吹过的定音哨一个个擦了一擦，又一个个地摆在盒儿里。当然，她不是按ABCD那些调子排列，只是给整整齐齐而乱七八糟地瞎摆一气。而后，她用小手绢轻轻拭舔拭着额头上鼻尖上的小汗珠，圆鼓着嘴，不出声地呼着气。

她好像是给累坏了。

这个下午，她没到别处，都是和我在一起。不知什么原因，我心里真高兴。而这种的高兴又和以往有过的那所有的高兴不一样。长这么大了，这是头一次体验这种特殊的高兴。究竟是怎样的一种感受，我写不出也说不明。反正是，我口渴得很厉害，却没敢离开去倒水，我怕万一倒水回来，她给不在了。

第二日下午一上班儿，我又摆开架势调弦。其实，根本用不着再调了，我只是想把她招引过来。

我也学着她那样子，“嘟——”“嘟——”拉长音。她果真来了，而且是很欢喜的样子。我看看身旁的椅子空地儿。她点头坐下来。

“每天每天都要调弦吗？”她问。

听她这么一问，我顿时觉出脸上充了血，赶快胡解释说：“咱们宣传队刚成立，新买的扬琴老跑弦。上午排练完下午就得重调调。”

“那我就每天每天都帮你吹小嘧嘧。”她说。她讲得极诚恳，似乎是想让我相信，她很喜欢这个工作，并且对这个工作也是很胜任的。

“太好了！”我嘴里和心里同时都在叫着好。

每天每天。每天每天。真有意思。

这次调完弦她说：“小嘧嘧们睡在盒儿里真像一伙乖娃娃，真好玩。”

我随口说：“那你就是它们的小妈妈。”她紧接住说：“那你就是它们的小爸爸。”

听着这句话，我又觉出脸蠕地发了烧。这句话说得是多么的有意思，多么的容易让人往一边儿想。可我拿眼睛偷看，她却很自然，好像她根本没对答过那么重要的一句话。她只是继续在关心着她的那伙乖娃娃。

她把小手叠迭成长方块儿，苫住定音哨说：“应该给乖娃娃们盖条被子啦。”说完，还轻轻地在手绢上拍了两下。

看着她那像玩过家家似的举动和高兴的劲头，我觉得她太是个小孩子了。是小孩子就该叫小名儿，我就问她小名儿叫个啥。她“嗯——”了一声反问我的小名儿叫啥。我说我叫个招人。她说是不是这两个字，她就说就用食指在扬琴上划着“招人”这两字的笔画。我说就是就是。她又“嗯——”了一声说我知道了我知道了，你妈想让你招个人。我说就是就是。当我觉出这话又能往一边儿想的时候，她却问我招的是弟弟还是妹妹。我说啥也没有。她“嗯——”了一声后，想说啥没说。我又追问她小名儿。她说她的小名儿真难听，不告给我。我说你不告给我那我就叫你小嘧嘧呀。她说叫小嘧嘧也反正比我的小名儿好听。可紧住她又说，你来你来，说着就扒在我耳朵跟前低低地说：“我告给你，你听了不许嚷嚷，更不许告给别人。”我说噢。

她说：“我叫个，叫那个，叫……丑女儿！”

“啊？丑……”我一下子想起了刚才的承诺，赶快把嘴抿住了。

那以后，一到下午她就主动找我，要跟调弦。好像这就是队长分派给她的一项专门的任务似的。以前我觉得调扬琴弦实在是个枯燥无味的营生，往往是拨弄两下不影响排练就行。自有她，调弦对于我来说就是件极愉快极惬意的事。

我们宣传队的习惯做法是：一般情况下，上午集体排练，下午分开各自练习。有时我午休睡过了来得迟些，她就坐在扬琴前等我。她还把扬琴给擦抹得干干净净，连琴弦下面甚至琴柱的桥下面都要探进去擦。我认为我的扬琴无疑是世界上最干净的一架。可是，经她这么一擦抹，弦儿就真的就跑了，就真的需要再仔细地调音了。

有次我又来迟了，一进后台，见她向我急急地招手。我以为发生了什么事，赶快往过跑。

“我知道了，扬琴里面原来是空的。”她很神秘地说。

“废话，不是空的还行！”我说。

她不高兴了。嘴巴噘着：“人家以前就是不知道嘛，你就骂人家废话。”我看她受了委屈的样子，赶快央乞说：“是我的不对是我的不对。”她这才不噘嘴了。

“你怎么就给发现是空的呢？”我讨好地问。

“你听。”说着，她用食指尖“噔”地敲了一下琴箱，然后又用四个指头连续地敲，发出了“噔噔噔噔”“噔噔噔噔”这样的连续而又有节奏的声响。

“你说像不像马蹄声？”问完，她又继续那样地敲，边敲击边侧起耳朵，倾听着自己搞出的音响效果。她一定是认为，那实在是妙不可言。

看着她那个天真的可爱的傻样儿，我真想伸手摸一下她的下巴颏儿。我没摸，只是想想。

她不怎么的会唱会跳，主要的任务是报幕和朗诵。她有的是时间跟我闲坐。

为了利静，好校对音准，我每次调弦都把扬琴搬得离别人远远的。这样，正好我俩说悄悄话。

她很小的时候妈妈就去世了。后来，当井下技术员的爸爸也在一次事故中死了。她成了孤儿，跟着老奶奶一起过日子。初中毕业后矿上给她安置了工作，灯房上班儿，已经上了两年了。

“初中毕业？两年工龄？”我看她。

她看我。

“那你今年多大？”

“多大？我？”

“多大？”

“十七。”

“十几？”

“十七。”

“十七？”

“十七！”

啊！她原来已经不是个我想象的误以为的十四五的小姑娘。不知为什么，当我清楚了她的年龄，竟是那么那么的高兴。我如果会喝酒的话，我定要喝上半斤。我如会吸烟的话，我也定要吸它一盒。这两样儿我还没学会。中午在职工食堂我一下子买了三个肉菜。有人问我有啥喜事，我说我过生日呢。

为了加强政治领导，矿上给宣传队派下个指导员。他叫刘兰，原来是矿党委宣传科的。这个人对文艺知道点儿不知道点儿，但是懂得政治，懂得党的方针、政策、路线，还知道党的革命历史。说起毛主席和林副主席在井冈山会师（实际上，没有这事）时，眉飞色舞，就好像当时他也在跟前似的。起先人们都静静地听，觉得他的话很有意思。可是后来人们发现他说来说去老就那么一套，就不想听了，老有人在他讲说的时候要到厕所，走半天不回来。白队长不住气地看手表，意思是该排练了。刘指导理也不理，假装不懂得那是在提醒他，要不就是他真的不懂得那是在提醒他，继续说。白队长好不容易逮住个插嘴的空儿：“孩子们睡着了，我看咱们闹腾哇。”刘指导接口说：“谁睡着了？”就说就四下瞅瞭我们这些学生娃，看谁给睡着了。白队长说的是句井下常听到的牲口话。带班排长在休息结束后该催工人们继续干活时，总这么说“孩子们睡着了，咱们闹哇”。可刘指导却不懂。就像我头几次听这句话那样，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干活就干吧，为啥要这样说。后来工人阶级亲兄弟们见我真不懂，就硬给讲，硬给讲，我也就明白了。我觉得刘指导的思想真单纯，脑子里不装那些乌七八糟的东西，只装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刘指导带领我们去矿务局阶级教育展览馆参观“万人坑”，他说我们要牢记血泪史，不忘民族恨不忘阶级仇，忘记过去就等于背叛。从“万人坑”回来他又组织我们进行讨论，他说白队长你是贫下中农工人阶级，过过旧社会，给孩子们讲讲。白队长讲的讲的就夸起他们村的老财了，割莜麦那几天给长工吃油炸糕，逢年过节还有肉。那年冬天要不是老财施舍给他们那么多的山药蛋，他们家最少也得往死饿一半。刘指导很严厉地打断了白队长的话，不让他往下说了。我也觉得白队长的话有点儿反革命。可白队长又争辩说老财不一定都是恶霸的。刘指导说我看你是想进群专学习班儿呀。白队长这才不说了。我知道他是让群专学习班儿给吓住了。我们学校就有那么一个班儿，那可不是人进的地方。

刘指导最后宣布说，我们要排个忆苦思甜的小歌剧。他说他正月回老家见他们县文工团正排着一个这样的剧。很苦，演员们都苦得排不下去了，只好停下来哭一气才能继续排练。我们可以派些人去学习学习。

武善说：“就是，我们县就是有个忆苦剧。我姐夫是那儿门房儿的，我知道。”

武善和刘指导是老乡，都是山西苛岚县人。

刘指导和工会张主席一建议，这事就拍板了。大家都积极报名，争着去。最后定下七个人。乐队去两个，因为我识谱，有我。另一个是武善。

我们走了二十多天，武善还趁着这个机会把婚事也办了。贺喜那天把我们六个人全请了。商量好每人出两块礼钱。可我想着武善救过我的命。我给了他二十块。我把钱往那儿一搁，他们家人吓了一跳，死不要，我死给。最后他爹眼泪汪汪地说：“留就留下哇，让新媳妇好好儿敬小曹一杯酒。”我说我没喝过酒，让她给我唱个歌哇。新媳妇没扭捏，张口就唱。他们说话我听得很费劲，可唱歌完全能听机明。她唱的是“地道战，嘿！地道战，嘿”，有人说结婚咋唱地道战。又有人说，人家们今儿黑夜就打地道呀。说得新媳妇的胖圆脸红红的，像桃花。

学习完，武善把他的桃花媳妇也带回了矿。

回矿后，小嘧嘧见到我的第一面就说：“你快打开扬琴看看，快！”我忙问咋了，她说你打开看看嘛看看嘛。我打开琴盒一看，扬琴上苫着一块鲜艳的红绸子。我问哪的，她说：“有哪的？买的。我给。”我说你真好。她说：“来！你再把它架起来看看。”当我们把扬琴架起，她把红绸子又盖好，我才又惊奇地发现，红绸子的四边沿都做成了流苏。每根流苏都像一根小辫儿。隔半寸一根，隔半寸一根，齐齐整整四下垂着，漂亮极了。她因自个儿办了这么件大好事而高兴，也很有点得意。我一下坐在椅上，连红绸子也没往起揭，抽出键子疯了似的弹奏起来，起先她还惊叫着说“你要把绸子给打烂给打烂”，后来就不吱声了，坐在那里闭着眼静静地听。

我弹的是外国民歌。她顶喜欢听我弹奏外国民歌了。

扬琴半音全，很适合弹这种歌。但当时这种歌被认为是资产阶级的情调，是遭禁的。不过我们宣传队的这俩领导听不出是什么歌曲，我哄他们说是扬琴练习曲，他们就信真了，还说扬琴练习曲比别个乐器的练习曲好听多了。

对她，我是不瞒哄的，还偷偷地把歌词唱给她听。有《深深的海洋》、《黑眼睛少女》，有《西班牙小夜曲》、《罗累莱》，等等。她听得很入迷，也偷偷跟我学着唱。

她家住在老井家属区，离俱乐部很远。中午常常不回去，在职工食堂吃点饭就约我到礼堂，让我教她唱。她最爱唱《三套车》这首俄罗斯民歌，尽管有几处捉不准调子，但唱的时候显然是倾注了情感，唱完眼里往往浸满了泪花。有次我唱完《老黑奴》，她竟给扒在扬琴上哭开了。我忙问咋了，她呜呜咽咽地就哭就说，我奶奶死了以后我该怎么办。我也觉得这个问题很严重，很替她发愁。后来我想了想，觉得好办。但我没敢说我，我本想说“有我呢”，可怕她听后要生气，就没往出说。只是静静地坐在那里陪着她。

刘指导非常重视这个学回来的忆苦思甜剧，认为只要把这一个小时的节目搞好，就是把整场晚会搞好了。他要求主要演员都上。这下，白队长精心培植的对口词啦枪杆词啦三句半啦以及晋剧联唱就没了主力，就得停下来。白队长心里很有意见，但又不敢有怨言。总得服从党的领导呀。那次他在会上讲老财的好话让刘指导告了工会张主席。从那以后，白队长对刘指导有点怕了。再说，主要演员们都想在这个苦剧里担个好角儿出出风头，都支持刘指导。刘指导一时大得人心。可是这样一来，就有些队员没事好干，于是就出现了早走晚来的现象。刘指导说这可不行，加强纪律性革命才无不胜，不仅要正点，而且早晨要提前十五分钟点名，排好队绕着大礼堂跑五圈。晚上推迟十五分钟下班，向毛主席他老人家做晚汇报。

向毛主席做晚汇报，谁也不敢说二话。早晨绕大礼堂跑五圈，还得排好三路纵队，领队的喊着“一二一，一二一”，跑跑跑的还要集体来个“一二三——四”。我们新鲜血液们觉得这无所谓，反正在学校常来这一套。可工人队员们都是大人，路上也尽熟人，觉得这很害羞，不给好好儿跑，还叽叽咯咯嘻嘻哈哈地笑。那次刘指导生气了，大声吼道：“立定！”除了围观的路人们，大家都叫这一声给镇住了，不敢笑了。刘指导跑到领队跟前又喊道：“稍息！立正！向前看齐！向右——转！”三路纵队变成了三路横队，面向他立正站好。此时，连围观的路人也让给镇住了，停止了说笑。

“你！出来！”他指着刚才笑得最厉害的那个男演员说。那个演员很听话地走出队伍。

“你！回原单位报到去吧！”就这样，他把那个队员给开除出文艺宣传队。

望着那个队员灰溜溜离去的背影，我很同情他很可怜他，不知他在哪个营上班儿，但愿别是井下装煤的。

杀鸡吓猴，别人再不敢了。以后都“踏踏踏踏”跑得挺认真。“一二三——四”喊得震天响。

从河湾散步回来的矿军管主任韩团长看见了我们，说：“好！好嘛！试看天下谁能敌。”经韩团长这么一夸，刘指导更来劲儿了，第二天就改变了跑步路线，领着我们从礼堂经过矿革委大院儿，又跑过文革大桥，到了马路上的公共汽车站才往回返。来回五里地，跑不动就齐步走。齐步走就要唱歌。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唱到第七项，女队员们好像事先商量好似的放低了嗓音，有的干脆不唱了。男队员们唱到这儿就百倍地提高音量：

“第七不许调戏妇女们，流氓习气坚决要除掉！”

好演员没有了，但别的节目还得排。白队长说，有泪没泪总得嚎着。他把下剩的一些演员组合起来重新投入到他的对口词三句半里。他还要求乐队出两个节目。乐队负责人下来和我商量。在武善的新娘子唱“地道战，嘿”的启示下，我建议排个器乐小合奏《地道战组歌》。乐队负责人说好！让我给编谱子，我进了一天城找资料，花了三天时间编谱子。编好后试了试，效果还不错。我又建议让武善来个唢呐独奏，也被采纳了。

就这样，不算忆苦剧，七凑八凑地也凑了有四十多分钟。

我们建队以来第一套节目要彩排了。

台下坐了些矿领导和各科室的负责人，还有不知是谁的邻居或是家人，竟然也有那么百十多号。

这次彩排对我们来说很重要。领导说过，根据演出水平来决定这个业余宣传队会不会长期办下去。如果长期办下去，就有可能给我们这十几个井下工把工作调到场上来。彩排的效果或好或坏，都会给领导留下第一印象。大家都很重视，也都很紧张，各忙各的。

小嘧嘧不会化妆，本来很好看的一张脸却弄得一塌糊涂。

彩排完毕矿领导做指示时还专门提到了化妆问题说：那些会的教教那些不会的，那些不会的跟那些会的学学，要不，给工人阶级丢了脸是个态度问题。

我是乐队的，彩排时不要求化妆。其实我化妆是最有一下子的，这是在学校文艺宣传队时就学会的。

正式公演那天，我悄悄对小嘧嘧说：“别急，我给你化。”

她看着我，信任地点点头。

为怕别人也叫我给化，更主要的是为了让她来个一鸣惊人。我故意迟迟不动手。直到她看见别人都化完了有些发急，我才把她拉到墙犄角。

化好一露面儿，她简直就把人们给惊呆了。

她悄悄跟我说：“人们都说你把我化成仙女儿了。”我说：“比仙女儿还仙女儿。”她直对我笑，美美地笑。她还一次又一次地故意从化妆镜前路来路过，偷偷地自我欣赏。演出结束了好长时间，她还磨磨蹭蹭不舍得卸妆。

矿领导对我们的公演比较满意，散场后他们上台接见我们，让我们排好队，一一和我们握手。观众走了以后，他们又论资排辈儿地挨个儿给我们作指示，还有就是挑挑毛病提提意见什么的。到宣布散伙时，夜已经很深了。

我提出说送她回家，她很爽快地答应了。

路上迎面过来个背着步枪的年轻人，把我们盘问了一气，听说是宣传队的才把我们放走。小嘧嘧说认得他，是群专的，他爸爸是群专主任。他正跟她前排房的一个女工搞对象。

曲里拐弯曲里拐弯，下沟上沟下沟上沟，走了好长时间我们才到她家。

在院门口，我们面对面站住了。站了老半天，谁也没说话。

远处，隐隐约约传来了又像是轰轰又像是嗡嗡，可又不知道是什么机器的响声，托衬出夜的寂静。

“路还挺远的，你回吧。”她说。

“噢。”我说。

我退呀退，退了几步。最后才依依不舍地返转了身。可是没走多远，她追上来了。

“我送送你，要不你会迷路的。”她说。

“噢。”我说。

自从我知道她仅比我小两岁，无论说话或是干什么，我都把她当成大人地看待。她提出要送我，我没拒绝。不过，我知道一会儿我还会再往回送她的。这样，我们就能理由很充足地迟迟地分手。

她一直把我送得老远老远，在一个路灯下，我们站住了。面对面。

又是站了老半天，谁也没说话。

远处，隐隐约约地仍能听到那种不知是什么机器的响声，更托出夜的幽静。

“这回我迷不了路了。我再送送你，要不你会害怕的。”我说。

“噢。”她说。

一路上，仍是谁也没说话，只听见“噌，嚓”、“噌，嚓”的脚步声。

又返回到她家院门，我们站住了。面对面。

我说你进去吧，她说噢，可她光噢不动。她说你走吧，我说噢，可我也光噢不动。

她说咱们干脆就这样站到天明算了。我说你为啥不请我进家。

“不不不！”她嗵地推开门就进入到院里，把我关在门外。

第二天上午，我没见她来上班儿，快到中午了还没来。该不是病了吧？该不是路上出了什么事？该不该去家看看她？该不该跟刘指导给她请个假？正拿不定主意，她急急地进了后台，脸蛋儿红红的，微微喘着气。

“咋才来？”我说。

“在家做了点活儿。”她说。

“我以为你病了。”

“走吧，跟我走。”

“去哪？”

“去我家。我奶奶说的。”

“走！”我毫不犹豫地答应了。到了她家院门口，她很严肃地对我说：“别笑话我们。”我说：“哪儿的话。”

可我进了屋，却不禁呆痴住了。老天爷，这哪儿像个住人的家。

墙壁和顶棚被烟熏得乌黑。地下顺墙根摆着的全是些肥皂箱香烟箱之类的破破烂烂。最好的一件家具是一个裱了层报纸的木制包装箱，那报纸早变成黑黄的颜色，有的地方卷曲起来，露出没有推刨过的粗糙木茬。然而，我看得出，她家在我没来之前肯定是有过一番精心的整理，但充其量只是把堆放破烂儿的库房又给收拾了一下。只有大土坑上铺着一块绿塑料布是新的，散发着刺鼻的聚乙烯怪味儿。

不知为什么，我的心难受极了。可为了避免她疑心，我竭力装出很自然的样子。和她奶奶打过招呼后，就去端详墙上挂着的镜框。

这个镜框也是新的，我猜想大概和塑料布一样，都是为了欢迎我才从商店买回来的。

镜框里边印着“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一行字。还有四本摞在一起的毛泽东选集。还有一本平展开的笔记本。还有斜插着蘸水笔的墨水瓶。还有步枪。还有齿轮儿。还有麦穗儿。等等这些东西整整占据着大部分的面积。余下很少一部分才是能照见人的镜面。

镜子旁边挂着的是一个自制相框，有十六开纸那么大小。用两块玻璃夹住一些相片，然后用红毛线绕成“井”字样，把玻璃兜住，吊挂在墙上。

我指着她小时候噘着嘴巴坐在小板凳上的那张相片说：“这个小姑娘真逗人。送给我吧。”

她说：“给你？凭啥给你？”见我尴尬，她又用那极柔极软极甜的声调低低地说：“你如果说的是真心话，我就给你。等以后。”

她奶奶大概有七十多岁了，挺精神的，看样子也没老糊涂。她老人家说着一口山东话，和我骂说：“窑黑子不是人当的。四圪垯石头夹着一块肉。出煤出煤，全是拿人命换。”小嘧嘧很严厉地说奶奶：“您哇哇什么？瞎说八道的，小心让外人听着告了群专。”听了这话我很高兴，因为她无疑是把我当成内里人。她奶奶不骂了，又瞅住空儿一会盘问盘问我这，一会儿盘问盘问我那。可每回都叫她没好气地打开岔儿。老太太也不恼，笑笑地看她。

从她家出来，我拿定主意给她们粉刷粉刷房。

在一个休息日，我从宣传队邀了好朋友孙大个，把她们家彻底清扫了一遍。把玻璃窗外裱糊的牛皮纸都撕下来。没玻璃的窗户都重新装了玻璃。没用的东西悄悄瞒着她奶奶给扔了。

又一个休息日正式刷房。我还从工会找了十多张李铁梅剧照，围大土炕裱糊了一圈。铁梅们咬牙切齿圆睁杏眼，双手拽着大辫子齐刷刷立了一炕。挺有点意思。

经我们一收拾，家里亮堂多了也整洁多了。她高兴得站在当地，四周上下打量一番说：“真好！真好！跟结婚的房一样样儿的。”孙大个是宣传队最好开玩笑的人，一听她这么说，乘机问：“多会儿办呀？”我想也没想到她居然也给开了句玩笑，说：“办的时候就办呀。”可她说完又觉得不好意思了，吐了下舌头跑出院。

连住几天，武善来跑早操的时候，脸上脖子上都带有新鲜的血痂。一看就是让指甲抓破的。人们问他是不是让老婆给抠的，他苦笑着摇头。向毛主席晚汇报结束后，他拉住我悄悄地又是很严肃地问：“你是不是我的好朋友？”听这话，我惊奇地看他。他说：“你如果是我的好朋友，那就帮我个忙。”我说有什么忙你只管说，你的救命之恩我还没报答呢。他说：“那你先答应我。”我说：“答应，坚决答应。”他说：“向毛主席保证。”我说：“向毛主席保证。”他说：“够朋友！那好！到！我家！”

他家住在岢岚沟。

我们矿有三分之一的井下工人是从岢岚县招来的。他们都住单身大楼。如有家属来了，就临时住在矿背后的一个山沟沟里。他们从矿上偷些木料，捡些石片儿在那里搭挂间简易的小棚房。你走了转让给我我走了转让给他。人们叫这个沟叫岢岚沟。

他家小极了，顶多有六平方米大小。进了门就得上炕。顶棚很低，在炕上根本就别想站起身。顶棚也没有裱糊什么，直接露着粗的细的木椽和宽的窄的木板。比起他们家，小嘧嘧她们住的就该是宫殿了。屋里有股炖肉的香味儿。

桃花——在那次回矿的路上，我一直叫他妻子叫桃花。她是不是真是这个名字，我不知道，可我叫她桃花时他们也没纠正过说我叫错了。她看见我进了屋，有点慌乱，说了声“来了，上哇”就把身子转过去了。那种低眉敛眼的害羞神情，和我头次见到的那个新娘完全是两个人。我又想起了她唱的“地道战，嘿！地道战，嘿”，我又想起了人们说他俩黑夜就要打地道的那句玩笑话。当时我一下子还没理解这句话的意思，不明白她听了这句话后为什么那样害臊。后来我也琢磨出那是怎么回事。我觉得这样的玩笑话和“孩子们睡着了，咱们干哇”属于一类型的流氓话，实在是既不风趣又无聊。

我们吃的是猪肉炖豆腐，还有炸油饼儿。武善从被垛后抽出瓶绿颜色的酒，看来他这是在中午就准备好了的。我说不会不会，他说青梅酒不是酒。我拿筷头蘸着尝了点，果真甜丝丝的没有酒味，于是就大口大口地喝起来。

我看他俩有说有笑的，不像个闹别扭的样子。我猜想肯定不是让我来劝架的，就问有什么忙让我帮。他说不急不急，吃完再说。

屋里很温暖，炕烙乎乎的，我觉得好像是坐在我们家的热炕头上。我很高兴，把那半透明的绿色糖浆喝了一盅儿又一盅儿，喝了一盅儿又一盅儿。见桃花恢复了自然和活泼，我又想起了“地道战，嘿！地道战，嘿”，提出让她再给唱唱，我说挺逗人的。她脸一红说，不唱这不唱这，我给你唱个我们家乡的歌。我问是老歌新歌，武善说这儿又没有刘指导也没有群专的，这儿是自由的天地，唱。在丈夫的鼓励下，桃花唱了：

胡麻那个开花一片片蓝
来动那个容易走动难

胡麻那个开花一片片黄
为了那个寻你碰见狼

她唱得真好。我喜欢的也就是这种朴素的情调。我赶快掏出笔想连谱带词都录写下来，可是满家没找出半张纸。武善说不行再唱上一遍你就记住了。桃花说与其重唱还不如再来个别的。我说好好好。她又唱了：

蓝蛾蛾膀膀金点点
小妹妹长着毛眼眼

你瞭我来我瞭你
咱们不知道谁瞭谁

“嗨呀呀嗨呀呀，绝了绝了。”我连连地拍着手叫好。桃花叫我给夸得又有点不好意思起来。我觉出她害羞的时候有另一种的好看。她提出也让我给来个老的。我当然不能推辞。这样的民歌我有的是，小时候在姥姥村，二白姐姐就常教我，可我一时想不起该唱哪首。这时，我正好觉出有尿憋得慌。我说等等，我给出去一下。武善把我领到房背后。

凉风一吹，酒劲儿上了头，身一摇晃，觉出天上的星星山上的电杆影子都在旋转，我差点摔倒。武善把我搀回屋，扶上炕，又给我把鞋扳下来，还拉下枕头让我躺下。这些我都记得，我还记得我说稍躺会儿就给唱。可是一合眼就给睡着了，就什么也不知道了。

我梦见我对住柔软的奶嘴儿在吸，有一股股的甜汁被我吸进嘴咽进肚。可我仍不解渴，继续使劲地吸呀吸。

我梦见我是躺睡在姥姥隔壁院二白姐姐的热炕上。我们都还是小时候，她还像常常做的那样，只要大人不在跟前，就用嘴吮吸我的小麦鸡，说是吃奶奶。她吮出唾沫再返过来嘴对嘴喂给我。说是喂奶奶。我一下将她的脖子搂住，紧紧地搂住，可就在这个时候我给醒了。迷迷糊糊的当中，我还觉出我真是在搂着个谁。而那个真的被我搂着的谁，也在紧紧地搂着我。

我急忙从紧紧搂着我的双臂里挣脱出来，退缩在一旁。

我睁开眼，四周黑乎乎的，但能辨出眼面前确实躺着个人影。

我想判断我这是在做梦呢还是真的。我小声问：“谁？二白姐？”

人影没吱声。我又问了句你是谁后，我就完全清醒了。

我想起了我这是在武善家。

那，眼前的影子是，桃花？

就是桃花。

我赶快坐起身。

“拉灯。”我说。

她没回答，也没动。

我自己跪起顺着墙摸灯绳，没摸住，却碰住了她。我赶快又坐下。

“拉灯！”我急了，放大声严厉地说。

灯这才“叭儿”的一声亮了。

桃花全身一丝没挂，两手捂着脸靠墙坐着。我虽然仍穿着背心和衬衣，但裤子裤衩却不在身上了。大红花被子在我们的身底下，当褥子铺着。

我顾不得再命令她，自己一欠身又把灯拉灭了。

“这是干啥？”我问。

“他说，他说跟你说好了。”她说。

“说什么好了？”我说。

“说好说，说你一个星期能来这儿一回。他说他救过你的命，你也会帮他的。他说你答应了。”她说。

“答应啥？”

“答应说，跟我，睡。”

“混——”我大声骂。骂了半句。

“我也想让你，跟我，睡。只想让你。”她说。

“胡说！”我骂。

我想找裤子，可不知道在哪儿放着，只好又欠身摸灯绳儿，统共只有被子那么大的炕，无论我怎样的躲对，我的腿还是要和她的光身子靠碰。我顾不得许多了，找见灯绳儿又把灯拉着。

她眼里含着泪，可怜巴巴地望着我。见我四下瞅瞭，她一下激起，扑在我身上，两只胳膊紧紧箍住我的腰：“别。别走。求求你，求求你别走。”我狠劲地把她推倒，她的一条腿弯曲着，面朝天跌躺在我的面前。

我从她的身上爬了过去。

当我拨开门插关，听见她哇地嚎哭起来，后来，像是把手捂在嘴上，哭声低了。

我走下她家的坡底，还能听见那哀伤悲痛的呜咽。

西山顶有弯残月。

给小嘧嘧刷房那天，她奶奶一直把我称作小曹哥。那以后，她也这么公开地叫我，而且把我真的当成亲哥哥，让我保护她。要是有人欺负她，即使是开玩笑，她也要沉不住气地乱嚷嚷。“小曹哥你看他平白无故骂我。”“小曹哥你看他拿我东西不给我。”没办法，我只好出面调解。

她有个癖病是最怕毛东西。你要是手里攥团棉花，猛地在她脸前展开，“毛毛，毛毛。”她吓得就跑。那次我正在后台练琴，她惊惊咋咋地跑过来：“快！快！”紧接住一下扑进我怀里，尽量往里钻。我一看是孙大个拿着鸡毛掸子追着吓唬她。我把孙大个喊住，可她还钻在我怀里半天不出来。我说起吧起吧，他早走了。她这才直起腰喘气，整理那在我怀里揉乱了的头发。

人们开始说我们的闲话了。

为这，有些日子我俩都觉得不自然，见面尽量躲开。那次她悄悄把我拉到大幕后说：“人们都说咱俩好。”

“你说好不好？”我问她。

“好。”她点点头。

“好就不怕他们说。”

“好！”

她又点点头。而且，神情是那样的庄重，似乎是在决定着一桩极大极大的大事情。

那以后别人爱说什么我们都满不在乎。不像另外那几对儿，人一说就翻脸，越翻脸人越说。我们从来都是笑嘻嘻地任他们随便说。后来他们倒是不怎么说了。

她老好穿一身洗得寡白寡白的劳动布工作服，素素净净的，很显得大气。别的女队员大都是城里分配来的，工作服是新发的，颜色很重。她们都发现她那样的颜色好，也想有她那样颜色的工作服。于是就一天到晚地洗，有的还拿碱水泡，拿刷子刷。可是不管怎么的洗刷，一下子是白不了的。有次一个女演员又在后台洗那老下不了色的工作服，我就把我的脏上衣也脱下来，说了声“劳驾”就扔在那个演员的盆里。小嘧嘧看见了，很不高兴地跟我说，你瞧不起我，我洗的时候你从来也没给我扔过。我听了又气又好笑，一时泛不上话，后来才想起说：“我怕你累着，还不是心疼你？”我说这话并不是狡辩，我真的是舍不得劳累她。可她却生气地说：“谁稀罕你心疼？”

从那开始，小嘧嘧只要看到我的衣服稍不干净就主动和我要，还要到我宿舍去搜寻。床单被套袜子裤衩，逮住什么洗什么，有的还要抱回家，洗完再用烤热的烙铁熨平才给我。

回城我妈见我的衣服老是平平展展齐齐整整的，说我到底是长大了懂得干净了。我很想跟我妈说说是谁给我洗的，但话到嘴边咽下没说。我觉得有点害臊。我更想把她领给我妈看看，可也没这样做。一是怕我妈怀疑我在搞对象，不好好儿工作。二是怕小嘧嘧她碰了我，说那么远我去你家干什么呀？其实，我这两点担心根本就是没必要的。可我当时就是这么想的。

我练琴时常好把上衣挂在一个固定的地方。我经常发现衣兜里会多出些果干儿啦葵花子啦这类的小吃食，不用问我就知道是小嘧嘧给放的。可她却不承认。难道是另一个女孩？因为男的才不会用这种方法和我逗趣儿。我就存心注意这件事。有回她正往里放小的圆饼干，被我看见了。我大声喊说：“小偷！这次可被我抓住了。”她先是让我的喊声给吓得激了个高高，后来才想起跟我争辩，说：“有这样的小偷吗？把自己的东西放在别人兜里？”

我说：“那你也是小偷。”

她说：“那你说说我偷你什么了？”

我一下想不出该说她偷了我什么，后来猛地想起小时候舅舅领我看过的《流浪者》电影里的一句话。我说：“你偷走了我的心。”她的嘴一撇说：“耶——心还能偷？”

我说：“就能。”

她说：“那你偷偷我的看。”

我说：“等你不注意就下手。”

我们的眼睛互相凝视着，不再说什么。我们也经常是这样互相凝视，默默地对望。好像对方的脸上有看不完的字句，有看不够的图画，可供自己阅读和欣赏。

刘指导请着市文工团的编剧，把从苛岚学回的忆苦剧改写扩编成一个新戏，叫配乐话剧《万人坑》。这是全场戏，要排的话，现有的人手不够。工会张主席用旧电动机从农村换来十多个北京插队知青。他们或是在原来学校，或是在插队的地方都参加过宣传队，有一定的底子。他们最大的优点是普通话说得好。其中有那么四个女的无论从长相到学识，从风度到气质，都明显地比矿宣传队原来的那些女演员高出一个档次。

矿上的这些女队员感觉到了一种威胁。有的怕主角位置让抢走，有的怕男朋友让抢走。

小嘧嘧也有了这种担心。其实，这种担心是没必要的。北京插队知青们根本瞧不起我们这些土包；我们也看不惯她们那种自以为是的傲慢样子。

那些女知青来报到的第二天，小嘧嘧就偷偷指点着她们问我：“你说这个长得是不是吸人？”我说不吸人。“那个呢？”我说不吸人。

吸人，是我们大同地区的方言，意思是长得好看，招人爱，吸引人。

她说：“她们明明都吸人。你说的不是心里话。你为什么不说心里话？不说真话？”

自我们接触以来，她这是头次用质问的口气和我说话。而我又正好让她给问住了。

她接着说：“吸人有什么了不起，吸人不见得心眼儿好，吸人不见得省上钱买着好吃的自己不舍得吃一口，全给你。吸人不见得给你洗衣裳，什么都洗。”她很激动。

我说：“你难道能给我洗一辈子？”

她说：“就能！肯定！”

她的口气很坚决，神情也是那么的严肃，要让你对她的话不得有丝毫怀疑。

自从来了那几个女知青，她三天两头和我闹别扭。不是说我让这个吹了小嘧嘧啦，就是说我和那个笑不一样啦。搞得我处处小心谨慎，却又防不胜防。

后来我实在有点恼火儿，干脆什么也不顾忌，而且当她的面故意找那几个女的说笑。我想我又没和你订过什么合同和契约，为什么非要受你的管制。这么一来，她整天不说一句话，远远地躲着我。没十天工夫明显地消瘦下来，像害过大病。看着她那样子，我真心疼。

有好心人劝我说，再别气人家孩儿啦，你不看人家孩儿每天早晨来上班眼睛都是红肿红肿的，总是哭了一黑夜。还有的劝我说，你干脆跟她把问题挑明，叫她放心，那样就不至于疑神疑鬼了。

该怎么向她挑明呢？往明挑该说些什么呢？怎么才能让她不要疑神疑鬼呢？我不知道。十九岁年龄的我，刚跟学校走向社会的我，真的是不知道这些呀。但不管怎样，我决定主动去找她搭话。可是，处处遭白眼儿。

我见她端了一盆水要扫地。我拦住她的路说：“我给洒水，你扫地。”她头也不抬说：“起一边儿去。”

“我是诚心跟你说。”

“去一边儿！”

“不！”

“我洒呀。”

“洒我也不起开。”

“往你头上浇呀。”

“浇我也不起开。”

“哗——”一盆水冲我扬来。

周围人拍着手叫好。

我蒙了。愣在原地。

“还不快去换衣服。”不知谁说了这么一句，我才清醒过来。

跑回宿舍，我把里里外外都湿透了的衣裳剥下来，用毛巾擦身。

觉出背后有股凉风吹过。调转头，是她推门进来了。

我没估计这会儿工夫会有人来，精光着身子也没插门。

她一下扑在床上，呜呜就哭。

我慌忙就近扯起一块床单，披在身上。

“你先出去，我穿穿衣服。”我说。

她不理睬，只是呜呜哭。

看她没有出去的意思，我就用床单遮掩着，对对付付把干衣服穿在身上。

她还在埋头哭，肩膀一抽一抽的。起初我本来是真生气了。可让她这一哭，气消了。

我说：“别哭了。都是我不好。”

她哭着说：“不，你打我吧。”

我说：“哪会呢，是我让你浇的。”

她抬起泪眼看了我一下，又扒在那儿哭开了。肩头抽动得更厉害了，哭声更大了。哭得我的鼻子也有点酸，直要掉泪。

这事后，我俩和好了。尽管也没往明挑什么。她好像是把一切的误会都随着那盆水倒了出去。她又主动给我吹小嘧嘧了，又认真地给我擦摸扬琴了，又给我兜里悄悄地偷放连她自己都不舍得吃的小零食了，又甜甜地叫我小曹哥了。紧急的情况下，又惊惊咋咋地钻在我怀里寻求保护了。

宣传队增加了新人，刘指导把一度时期有所松懈的早跑步晚汇报制度又加强起来。尤其是把晚汇报搞得更加庄严肃穆，非常认真。哨音“嘟”一响，全体人马无论手中在干啥，都得停下来。好像去救火似的急急冲向前台。按习惯性的队列面对红光满面和蔼慈祥的毛主席巨幅画像排排站定。先由刘指导起头，集体背诵一遍“老三篇”。下剩的时间，他就向前跨几步走到中央，向后一转就面对大家了，开始总结一天的情况。首先表扬听话的队员。有时白队长也在好人好事的人数里出现。表扬完了接住是批评和警告，强烈要求下不为例。最后再由他领着大家一块高唱：大海航行靠舵手，万物生长靠太阳，雨靠滋润禾苗壮，干革命靠的是毛泽东思想……唱完，正好十五分钟到了，宣布解散。这十五分钟，刘指导从不往长延续。他要赶回家给二婚妻子做饭。二婚妻子是党办机要员，吃完饭不保要和党委书记有机要事情加班儿。具体哪天要加，这得看革命的需要，谁也说不准。所以刘指导就得天天按点回去。

这十五分钟，都是刘指导的一言堂。他从不问问白队长有什么话要交代。有时白队长真有业务方面的事要说说，还得拍着巴掌把已经快拥挤到后台的人再叫回来。人们都急着回家奶孩子或是喂脑袋，对白队长的这种做法很不满意。

整个晚汇报当中，舞台上无论顶光底光背光侧光，乃至所有的聚光灯追光灯全部打开，开足。人们让强烈的灯光照得好像是站在了赤日炎炎的光天化日之下。大家都是立正姿势，不许摇头摆尾左顾右盼，苍蝇在脸上爬窜也不许用手扇，否则就是对红太阳的不忠。谁敢不忠？谁也不敢不忠。都把眼睛看着嗡嗡乱飞的苍蝇，心里祷告佛祖上帝老天爷，别让那讨厌的苍蝇落在自己的头上。还有就是，别有汗珠从鬓角滚下来。人们都知道，有时那也是很痒人的。

那次武善可能也是这么祷告着，但是佛祖上帝老天爷，谁也没帮帮他的忙。豆大的汗珠不住地往下流。最后，寸发上生满了白毛毛儿汗。可怜的武善咬紧牙关坚持着，坚持着。突然，眼睛一黑，整个身子像一根井下的矮坑木，“咚”的一声，直竖竖地冲着刘指导倒下去。刘指导往后一躲，才没被砸住。灵魂的一闪念使得刘指导没跨前一步去扶救他的老乡和部下，可是再一闪念，他就急忙蹲下去，第一个把武善扶起，靠在他的腿上。他见武善吐白沫，就认定说：“药物中毒，抬医院抢救！”

大夫经过诊断认为，病人是因营养不良缺乏维生素，再加上站立长久大脑供血不足而引起的休克。护士给他拿粗针管从大胳膊上注射了两管葡萄糖，他这才苏醒过来，看看周围的人问这是咋了。

白队长吩咐几个体壮的队员把武善背回家。

我拉着小嘧嘧回宿舍取了些钱，买了两罐麦乳精、五个水果罐头，又买了个线网兜兜着，向岢岚沟赶去。

武善家没有了那次的炖肉味道，也没有了猪肉炖豆腐。屋里一股药味儿，灶上的铝锅正煎着草药。桃花红着脸狠狠瞥了我一眼，转身和小嘧嘧说话，再没看我。我也觉出自个儿的脸在发烧，赶快把身子转向武善。武善的脸仍是死白。他躺在大花被子上，向我伸出软弱无力的手。我将两手迎上去。

那次的青梅酒事件后，我只要一闭眼，就想起了当时的场面和情景。我觉得又害羞又害怕，好像是自己犯下了什么罪过，做下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我不敢拿眼睛看别人，就连小嘧嘧我也尽量躲着。过了好些天，心里才渐渐平静下来。后来我找了个机会，在没人处和武善狠狠吵了一架。他骂我忘恩负义。我骂他陷害好人。自吵完后我俩表面虽看不出什么，但也很少正面接触。

现在，算是握手言和了。

返回的路上，我真想跟小嘧嘧说说那晚的事，忍了忍，没说。

武善在家休养了两天就来上班儿了。他悄悄告诉我，把自己的那种隐私病跟指导员老乡说了。他说刘指导很关心他，在休息日偷偷领他进大同去看中医，中医说吃半年药保好。武善还告诉我，指导员老乡真是个好人，常常到家开导桃花，开导得桃花再不跟他吵架闹离婚了。武善还说，指导员老乡和桃花认了老亲。桃花叫刘指导叫姨姑夫。

配乐话剧《万人坑》排成了，我们试演了一场后，就迫不及待地去别的矿慰问演出，去显显我们的能耐和实力。

每次演出都是我给小嘧嘧化妆。原先宣传队的女演员都很识相，不求助我给她们化。新来的那几个不清楚情况，见我化妆化得好，也想让我给化。那次我正给小嘧嘧化着，过来个女知青演员说一会儿也给我化化。我说没空儿，她说时间不是还早着呢。我说我化得慢，她说不急，我等着。我说我给她化完还有别的事儿。那个女知青哼了一声走了。

见我这样对待那个女知青，小嘧嘧很高兴，笑了。可她又说人家孩求成那了，你该给人家孩化化。她这样说，不是在考验我，我相信她说的是真心话。可我也确实是不想给别人化了。

给小嘧嘧化妆，她一点也不动手。只把脸交给我，别的就都不管了。从涂凡士林到打底色到上红油彩，再到描眉画眼扑粉定妆，直到最后的点口红，所有的程序全是我的事儿。化一次妆十多分钟，我的手掌手指不停地在她脸上摸来摸去。她的眼睛忽眨忽眨看着我，直使得我一阵阵的激动。尤其是要给她点口红时，她提前把小嘴嘴微微张开些再噘起来，好像等着人跟她做什么似的。简直使得我，该怎么说呢？就像小说常写的那样，“神荡魂迷”。可是这个“神荡魂迷”四个字又怎么能表达清楚当时那种心境呢？表达不清。

有回我差点儿就要把她给搂在怀里，就像在梦里常常搂姥姥村的二白姐姐那样，亲她、吻她。可是这个念头一出现，我马上骂自己：“真卑鄙！真可耻！真不要脸！真流氓！”以后就再不敢往这个上头想了。我怕挨自个儿的骂。

出外演出时，她像是我的保姆关心着我。每在上车前总要问我拿好这了吗带好那了吧。她还专门找了一根能放进琴盒里的小棒棒，为的是跟我一起抬扬琴。每次抬的时候她坚持要她的那头距离小一些，好让重量往她那一头压。我咋能那样呢，当往起抬的时候我就再往我这儿拉拉。她觉出自己那头轻了，就不行。我们经常为这个，把琴抬起又放下，抬起又放下。

演出完吃夜餐时她总跟我挨着坐，还要不怕费事地从远处夹上我探不着的菜往我碗里放，弄得我很不好意思。当时我们讲究不许往碗里剩饭。有几回她给我弄得多了，我实在是吃不了，她就端过去倒在自己碗里，替我吃。有回不知她是故意的还是真的，看着我也说她的吃不了了。我明白她的意思，就主动要过来把她剩下的那小半碗吃了。她很感激的样子看着我吃。

矿上有一辆大轿车，可是不给我们坐。说是怕把我们娇惯成资产阶级少爷小姐。我们出外演出都坐的是大卡车。三辆解放卡车上先搁好高低不平大小不一的道具箱灯光箱和布景，人再见缝儿插针坐在上边。每次车摇晃的时候，小嘧嘧拉住我的胳膊，让我小心让我抓紧她，别掉下去。就好像我是个小孩，她倒是个大人。

我们演的都是晚场。返回的路上差不多都半夜了。蹦蹦跳跳后人们都疲倦了，间或一段路大家都不做声。随着摇摇晃晃的车，人们前拥一下后闪一下。闭上眼睛，想像不出是朝前走还是向后退。

她那次坐的位置比我低，扒在我腿上打瞌睡。车一颠，脑门碰了我的膝盖。她赶快用手给我搓揉，仰起头反问我疼不疼。看着她那又急又认真的样子，我想起有时候故意地气她，那真是万分的不应该。她靠住我的腿，哼着我教给她的歌。那首歌的词是这样的：昨天晚上刮着风，哥哥紧紧靠着我，我的邻居跑过来，看我究竟爱上了谁。

在这样的情况下她哼这样的歌，我听了心里热乎乎的。当她哼完，我接住哼另一首：

可是那算命占卦的茨冈
叫你用美貌来迷惑人
还是你用酒把我灌醉
使我呀对你这样钟情

我俩从没说过我爱你你爱我这样的话，更谈不上什么山盟海誓了。我们有时就像这样，哼唱歌儿给对方听。我不知道这算不算是互相在挑明。如果算的话，我们所谓的挑明，也仅仅只是限于这种暗示性的程度。我认为这样就很好。如果直接眼对鼻子地说我爱你，那该有多害羞呀，以后再见了面，那该有多么的不好意思，多么的难为情呀。

寒冷的天气到外矿演出，她总是围着大围脖儿，还要再戴顶大皮帽。别的女队员可不这么打扮，只有她是这样。她的这顶皮帽是为我预备着的。

我的习惯从来是戴着单呢帽过冬，冷得厉害了就将大衣领支起来，脖子一缩，也就凑合过去了。可是，坐在敞篷车上，再碰上远路儿，有时候就顶不住。但只要我向她一暗示，她就会把热乎乎的带有她发香的那顶皮帽按在我的头上。有回戴上她的帽子，觉出有根长头发在我的脸上划来划去，弄得我痒痒的。我断定是她的头发后，脑子里没多想什么，凭着潜意识的支配，就把这根头发抓住，抿含在嘴里。可是大脑马上又向我指出：这种行为带有流氓性质。我又赶快从嘴上把头发抓下来。扔掉吧，不舍得。她的东西我怎么能随随便便扔呢。还又不能还，装又没个装的地方。我就那么一直用手抓着。虽说是根头发。可我觉得比抓什么都费劲。我怕把它丢了，一会儿用另只手试试在不在。隔会儿再试试。就这样，一直把那根头发带回宿舍，夹在日记本儿里。

记不得是什么原因，那天我们又闹了别扭。那天正巧要到一百多里外的马矿去慰问。车上，她坐得距离我很远。当中隔了好几个人。她的头上还给我预备着皮帽，只不过是要等我先开口，可我就不。为了气她，急她，我把大衣领也披下来，专门让寒风吹我的头。我清楚，这样她最心疼。

果然我赢了。她隔着人把帽子扔向我。起先我还假装没注意到这回事。后来有个乐队的工人师傅说：“卖了土地钳制牛呢，卖了老婆钳制球呢。没人戴我戴呀。”我这才从他手里把帽子抢过来。周围的人都哈哈笑。她在老远处探着问：“你们那儿笑什么？让我们这儿的人也听听。”人们笑得更厉害了。

为了多出煤，矿上经常组织一种“出煤大会战”也叫“高产日”的活动。动员场上所有能下井的人统统下去，充实到井下第一线铲煤。机电营、土建营、后勤营、家属营、中学营，一营一营的队伍全部按下井的行头武装起来。打着营旗，唱着力量很足的歌，到会战指挥部报到，听从安排和调度。

到处是彩色的标语，像鲜花似的开放着。到处是红色的旗帜，哗啦啦地迎风飘扬着。到处是鞭炮声麻炮声，噼噼啪啪咚咚嘎嘎地响着。矿上还要给所有参战的人白管一顿好饭。这一天就像过大年那么红火热闹。

碰到这样的日子，我们就不排练了。把印有“晋云沟煤矿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的大旗插在井口，去做鼓动和宣传工作。

我们分两个队。锣鼓队和说唱队。

锣鼓队十五六个人。在白队长得意洋洋地的指挥下，把四面鼓和十多副铜器全部敲打起来。“文化大革命”革了两年命，有关的革命的专家们忘了给锣鼓谱新曲。我们仍然敲的是“将军出征”、“狗咬狗”、“和尚跳墙”、“水倒流”这类的旧点儿。

戴着新胶盔帽和白毛巾的矿领导说我们敲得好，敲出了工人阶级的力量和志气。

白队长的锣鼓队敲打乏了，刘指导的说唱队开始了。“呱得儿呱，呱得儿呱，呱得儿呱呱得儿呱呱得儿呱”，二十多副绾着红绸飘带的竹快板一齐呱得儿起来。听完那震耳震心的锣鼓，再听竹快板儿，另有风味儿。

“二营四连真能行，甩开膀子干革命，加班加点出煤炭，三天三夜没出井。没，出，井！”“四营五连真能干，红心向党流大汗，一班儿出煤二千二，你说好汉不好汉。不，好，汉！”

说唱队说的都是现编词儿，是刘指导根据《会战简报》给出口成章编的。

那次高产日不知是哪位领导的意图，让我们宣传队的人也都下井。刘指导说有严重的风湿性关节炎，不能下。领队的担子就落在白队长肩上。

白队长说我们：“有泪没泪给咱们嚎着。铲不铲煤给咱们摆个样子。但是，必须注意安全。”

没下过井的女演员有七八个，白队长给她们每人安排了一个保护人，他叫做“警卫员”。他要求警卫员说：“你们回来回不来我不管。但你得把你们的首长安安全全完完整整地送回来。”听了这话大家都笑。孙大个说队长不公道，不给他派个首长。队长说他你别急。

队长把其余的女队员也拨拉给其余的那些男的。虽不是一对儿一对儿的，也没明确谁是首长谁是警卫员，但要求他们一组一组的不许分开。白队长说：“这样好。男女混杂，干活儿不乏。这样好。”

其实不用安排我也会保护小嘧嘧的。武善比我多下过半年井，有经验，我还让他别离开我们。

尽管白队长一再强调安全，可在大巷就给出了点小事故。我们这五十多个人的队伍，像耗子似的拉成一溜顺着安全道往里走。铁道上静卧着的一列没装煤的“黑牛”车猛地给动起来。空车厢们我碰你你碰他他又碰他，连锁地碰下去，发出快速又震耳的巨响。一个女队员不知发生了什么事，吓得撒开腿就瞎跑着去逃命。她一下给撞在车厢上又让弹撞回来，朝后倒在地上。这一切仅是在几秒钟之内的事。人们吓坏了，赶快把她扶起。仔细检查，没见有血流出来，她也还能一拐一拐地走，这才都把心放下来。白队长说：“好了，你今儿的工资算挣上了。”他让她的保护人搀着返回到场上。

小嘧嘧悄悄跟我说：“要不我也碰这么一下，你好跟我上井。”我骂她傻瓜一个。她委屈地唔了一声，拿手狠狠捏了捏我的胳膊。

我们一进指定我们的掌子面，事先藏在溜头的那些早知道我们要来的工人们，“哗”地都把矿灯打拨着，怪叫着拍手欢迎我们，拿灯往我们身上乱晃。晃住男的一扫就过去了，认出是女的，灯光就停住不动，还叽叽嚓嚓悄声嘀咕。可能是议论这就是演啥啥啥的那个。有的准定是说了流氓话，要不说完了别的人们为什么会那么开怀大笑。

“操死你大祖宗的们，一见个女的就酥了，紧点点儿不行了。发痒了搂住坑木拦川去。”带班儿的很粗野地把那些人骂了一顿，那些工人才不乱晃了，把大铁锹扔给我们，都圪遛着找安全地方睡觉去了。我早听说过，只要高产的援兵一到，正经的工人就不给受了。

白队长让我们从溜头到溜尾拉开距离。人多，平均一人只有一节半溜子。武善领着我们抢占了一处煤层薄的地方。他说这儿煤少，最少少一半儿。小嘧嘧没锹，用手捡大的煤块往溜上扔。我说不用你，她说我扔一块儿你们就少铲一块儿。武善也说不用首长不用首长。他用灯照晃着，在煤墙那儿检查出一处不会有片帮煤扇下来，也不会有鳞皮从顶板落下来的安全地方，让小嘧嘧就在那儿歇着。

我铲一锹回头看看她，铲一锹回头看看她。我一回头看，胶壳帽上的灯就照一下她。她一直把笑脸朝着我，等我去看她。

有她在跟前我真高兴，有她在眼前我觉得半点儿也不累，还觉得活着真好。

溜子停了。溜头有人拿灯往过晃，喊着让去吃干粮。我和武善出去了。回来见小嘧嘧把煤墙根的炭块给整理出平平的一处地方。她招呼我们说，入家哇上炕哇。

我们领回六个大肉包子，小嘧嘧还从腰里掏出四颗挤扁了的煮鸡蛋，是她奶奶给我俩带的。我和小嘧嘧一人吃了一个包子一颗鸡蛋，剩下的武善全吃了。

吃完干粮，武善在离我俩三米远的煤墙根休息去了。我靠煤墙半躺下，小嘧嘧像只猫儿紧紧挨着我，把头枕在我的肩膀上。我好像能闻见她嘴里呼出的煮鸡蛋味儿和肉包子味儿。

整个掌子面静悄悄的。古塘的顶板有几处在“叮，叮”地滴水。远处传来掘进连放炮的声音。“嗡”一声，“嗡”一声，沉沉闷闷地震着耳膜。

小嘧嘧的头闪了一下，滑在我的胸前。她是困了。我让她顺住煤墙重新躺好。我把腿悄悄弓曲起来，让她的头枕在我的腿根处。她把我的右手要过去，紧紧地攥住，说是怕睡着了我把她给丢下。

我把灯关了，两手支着下巴，肘支着膝头，也闭上了眼。

听着有煤块儿的磕碰声，是武善爬到了我跟前，爬得很急，好像有什么急紧事。果然，他扒在我耳朵悄声地又是激动地说：“嗨！硬了，硬了！”见我没听明白他的意思，又说：“硬了。狗日的老二给硬了。真的，不信你摸。”说着就拉住我的左手往他裆里放。

“干什么！”我感到一阵恶心，狠死把手抽回来。

他又爬着走了，不一会儿又爬过来。

“我走呀，我回家呀。我日我妈我回家呀。”他说。

他噌一下蹦起来，走了两步又返回身，“嚓嚓嚓嚓”朝溜尾方向走去。

“武大郎你干啥去呀？”孙大个问。

“尿尿去呀。”他大声地回答。

望着他兴冲冲的激动样子，我不知道是该替他高兴还是该替他悲哀。

然而，谁能料到。武善他根本没有再活着回到家，再活着见到他的桃花。他还没走出小巷，就被一块三十公分厚四米见方的鳞皮，从巷顶落下来，不偏不正地盖在身上。他被砸成肉泥。

矿务局要成立文工团了，专业的，跟各矿宣传队抽调人。选中了我。我又是高兴又是不高兴。

“你是不是很想去？”小嘧嘧问。

“不能说是很想去。”我回答说。

“那你就别去了。”

“你也知道，在咱们矿我迟早还得下井。”

“我也想让你去。但你去了那儿会忘了这儿的。我奶奶也这么说。”

“哪能呢？永永远远不会的。”

“你说的是真心话？”

“真的。”

她看我。

“再说，我走了就不会有人气你了。”

“别，说了。”她的声音哽咽，把头扭一边儿。

去局文工团报到那天，我没和她打招呼。我知道，要那样的话，我俩都会受不了的。

矿务局文工团比矿宣传队正规，虽然没有早跑操晚汇报，但纪律抓得更紧。集体住宿。轮流值班打扫卫生。早晨吹哨儿起床。晚十一点拉闸灭灯。一派部队军营的作风。局宣传部长说，要发扬革命加拼命的精神，第一套晚会节目排好之前谁也不准请假。

我还是打扬琴。

我常常坐在扬琴跟前闭住眼睛走思。想象着小嘧嘧在嘟嘟地给我吹定音哨，想象着她侧起耳朵听四个指头奏出的马蹄声，想象着她说完多像结婚的房后吐一下舌头跑出院，想象着她脑门碰了我的膝盖反倒仰起头问我疼不疼……

想象着，想象着……

想象着……

睁开眼，不禁长叹一声。

我真想她。

当中我们打通过两次电话。心嗵嗵地跳，嘴里却没说的。头一次，只听见她在那头嘤嘤地哭，而我这头又是不住地流泪。没说成个话。第二回先是“喂？”“嗯？”“谁？”“我。”当我们都证实了对方确是自己想找的人后，又马上沉默。沉默了一阵，又都怕电话断了线，就一齐抢着说。

“你。”“啥？”“嗯？”“嗯。”

最后都笑了。都知道用不着再说什么，因为想说的太多，不说也就顶全说了。

我想抽星期日返回矿看看她，哪怕就一眼。可算来算去星期一早八点前是返不回文工团的，只好打消此念头。

后来我接住她一封信，说是让我无论如何回矿一次，说是她奶奶有顶重要的事要跟我商量。一则没请下假。二则我一看见“顶重要的事”这几个字，就心跳就觉得害羞。我认为有些话双方都埋在心底，那不是更甜美吗？

没回矿，我给她回了一封信，信的末了我告诉她说：“你放心。”

四个月过去了，第一套节目赶排出来了。我们在矿务局演了几场后便开始巡回演出。又一个月过去了，终于盼到去我们矿。

我们穿着笔挺的团服。两辆大解放卡车专拉道具，一辆长轿车坐着牛逼哄哄的文工团员们。还有一辆小吉普打头，拉着几个局领导。慰问队伍浩浩荡荡派头十足地开进了我日夜思念的晋云沟矿。

下了车不让解散。排好队，报完数，向左转，齐步走，走进了矿办公大院儿的会议室。

矿领导先预祝了一气演出成功，感谢了一气局领导对下级单位的无微不至的关怀，送来如春风似雨露的好思想好作风。局领导又说了一气祝贺矿原煤产量突破了以往的纪录是对世界革命的支持、人类光明事业的贡献要再接再厉继续前进。最后一块儿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祝林副主席身体健康！祝江青同志精神愉快！

心急火燎的我盼着他们快快说完好快快解散。

负责沏茶倒水做招待工作的是矿宣传队那些长得好看的女演员。

我拿眼盯着门。

进一个不是。进一个不是。

终于是。

终于是她进来了。她抱着个暖水瓶，很不自然很紧张的样子。给就近的人倒水，眼光向左右扫。想找人，但角度不大。一壶水倒完了也没扫住想找的我。

我的眼光始终在迎接她，心咚咚咚咚地急速地跳，但就是没敢站起来大大方方向她打声招呼，或是大胆地迎过去。

没出息，这怕啥。真没出息，这怕啥。我自己骂着自己。

当时我就像有首要饭调说的那样：背后思念没个够，当面见了却低下头。

她失望地提着空壶出去了。

又进来时，她的胆子明显很大了。她一定也在路上骂过自己。

她站在门口似乎是观察哪儿需要水，眼光向围坐在桌子前吃苹果吃瓜子儿的人慢慢扫了一圈儿。可她仍没找见我。因为我这时已经站在了她的背后。我原打算在院外边儿等她，但我没能克制住自己等到那时候。

“嗨！”我拿手指头轻轻地捅了她肩胛一下。

“啊！”回头见是我，她差点儿把暖水瓶给掉下地。

她惊喜中含着怨恨，羞涩中含着委屈。

“一会儿我在放映室等你。”这句话她一定是早准备好的。说完，她转身就走。神经质地挨个儿给人倒水。也不管人家的杯子还需不需要再往进添。

座谈散伙儿后，我赶快到了俱乐部前门楼上的放映室，没见到她，却碰见白队长正在那里打电话。我问他怎么不见咱们的刘指导，他说刘指导不在宣传队了。我说是不是提拔了，他说你真不知道？我问咋了，他说刘指导让群专了。我惊奇地瞪大了眼。他说走，我领你看看去。我说我不去，我看他干什么。白队长说叫你走你就走。我不好意思说我在这里有约会，只好跟着他出去了。

河湾围着一伙人，有的在哈哈嘻嘻浪声笑，有的人“好啊好”地尖叫。白队长拉住我挤进人圈。

里面是个披头散发的女人，脸黑得就像刚出井的一线装煤工。她光屁股坐在土塄上，两条脏白腿八字大叉地张开着。她捧着一团胶泥，冲着围看的人喊叫。“谁来哪——谁来哪——没人来我可就往住糊呀！”喊完，“叭”的一声把手里的胶泥团拍在腿裆处，然后两手像抹泥一样抹来抹去，把腿裆处给糊了个严严实实，像让外科医生给打了石膏。紧接住她露出白牙怪笑了一气。笑过，又很认真地往下抠剥刚才拍上去的泥。我返转身往出挤。上了河堤，又听见她在喊叫。

白队长说，刘指导就是因为和她通奸，让老婆领着群专给抓住的。

“什么？和这样的一个女人？”我吃惊地问。

白队长说，不，原先她还不是这样。被抓奸后游完街才疯的。他说刘指导让群专的打发到改造思想学习班受笨苦去了。

“你知道这个女人是谁？”白队长问。

“谁？”

“死鬼武善的老婆。”

“是她！”

我的浑身都好像在哆嗦。我好像看见了那夜她光着身子被我推倒在灯下面朝天躺着的样子。我好像听见了她大哭一声后又放低了音的那种悲伤的哀呜。我还好像看见了西山的那一弯黄色的月亮。

我一直没找见小嘧嘧。直到演出结束卸台装车时，我还是没寻着她。

我独自提着沉重的琴盒，蹭出大礼堂后门，一只冰凉潮湿的手压在我的手背上。

是她，我的小嘧嘧。

我说：“怎么到处都找不见你？”她说：“我难受，回家去了。我没看你们的演出。我给你做了一样儿东西。”

她把一个小纸包往我手里一塞，就急急地扭转身，消失在夜的黑暗中。

怕别人看，再说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可不可以让别人看着。在车上我没往开展那小纸包，回到文工团我的宿舍才打开。

是她的相片。就是我头一次在她家见到的那张，那个噘着嘴巴坐在板凳上的小姑娘。

她把相片做成书签式样。桃圆形，像颗心。边缘剪成尖牙牙，用红丝线缠绕着，心尖尖上还系了根粉色毛线。

捏着粉毛线，相片在打转儿。这时，我才发现背后写着有字，颤颤抖抖歪歪扭扭的两行字：

小曹哥，小的给你，大的你就忘了她吧。

小的给我，大的让我忘了。这是为什么？

为什么？为什么？

为，什么——

第二日上午，我一连给她打了好几次电话，每次接电话的人都说她没来。下午仍是这样。

第三天，白队长在电话里告诉我说，她不干了，又回了灯房。

“为什么？”

“前天我不忍心告诉你，几个月前，有次半夜演出完，在回家的路上她让群专主任的儿子给截住了，他把她给坏了。有了孩子。她要流产人家不让。经矿上调解，她只好跟那小子领了证儿。”

“证儿？什么证儿？”

“什么什么证儿？”

“为什么？”

“什么为什么？你就混你的蛋去哇。有泪没泪你就嚎你的去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