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的眼光

我很欣赏“世界的眼光”这个提法。在全球化语境下，它有着与时俱进的重要意义。过去我们谈得比较多的，是对于本民族的传统文化精神的继承与扬弃问题，这无疑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任何发展与创造都离不开对传统的继承与借鉴。问题在于，关于世界范围内的，也包括本国各民族之间的文化的交融互汇，广泛地借鉴、吸收，似乎注意得不够，强调得不够突出。在信息及其交流手段不断更新，国际交往日趋频繁、日渐深入的今天，这不能不说是一个缺陷。

我们要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我想，先进文化就应既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又是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面向现代化的。“三个面向”有一个出发点和立足点，就是重视对于优秀的传统文化精神的继承与发展。我们应该通过学习研究，在一个较高的层次上，重新认同文化传统。这是一种智慧的沉潜，像鲁迅先生那样，既保持现代知识者的批判意识，又力求对独特的民族文化精华产生深邃的感悟，进行有效的吸纳。同时，还应自觉地把中国文化的发展同世界文化的发展紧密联系起来，从世界格局的高度和人类历史发展的深度，亦即用“世界的眼光”来考虑问题。着眼世界文化发展的最前沿，瞄准它的最新思想、观念、知识成果，吸其精华，创造新“我”。既要积极吸收一切优秀的文化、科学成果，又要坚决反对西方文化霸权主义和本国的文化虚无主义。只有既立足中国大地又面向世界，既正视国情现实又放眼未来发展，才能达到建设先进文化的要求。

上个世纪60年代之初，吴玉章同志总结辛亥革命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时指出，一方面革命派对“汉族祖先的光荣传统的宣传过于简单”；另一方面，他们在理论方面，缺乏创造性的活动，对西方17、18世纪的启蒙学者的著作和19世纪中叶的主要思想家的著作没有作系统介绍。当时对于西方文化限于“声光化电之学，船坚炮利之术”的传统眼光，只是吸收一些实用技术和应用知识。这是他们未能攻破封建主义思想堡垒的一个重要原因。

美国学者马克斯·拉纳认为，美国拥有复数人种及各自带来的文化，是一种“合金文化”。日本虽是单一的民族，但从外国积极引进文化和各种制度，也形成了一个具有“合金文化”的国家。一般认为，日本经济迅速起飞的原因，一个重要方面是日本人对于与本国不同的文化，不是视为异端，抱有偏见而加以排斥，而是善于吸收、借鉴外国先进文化与思想，认真进行移植和引进。以儒学为例，在我国，儒家学说后来变成了呆板的礼义教条、人伦法典，变成处理人际关系的润滑剂，形成使权势、等级制度合理化的秩序观。而在日本，则从儒学中总结出重视教育（从而造就一个“文凭社会”）、崇尚理性（使科学思想牢固扎根）、提倡节俭（居民踊跃储蓄，加速资本积累）的精华；提炼出“劳动道德”和“诚信为本”的经济思想，在提高国民素质方面发挥着整合与激励的作用。

在这里，我们有必要比较一下中西方思维方式的异同。中国思维方式的特征，是具有综合性、整体性、模糊性、感悟性；而西方的思维方式，表现为分割性、孤立性和清晰性、思辨性。二者各有所长，也都还需要吸收新的滋养。英国的东方艺术研究专家劳伦斯·比尼恩说，（在西方）人们把生活划分为各自孤立的领域，每一领域都用一门科学来管辖，致使生活的整体被人们视而不见，我们所失去的似乎就是生活的艺术。他呼吁，要用心地研究另一半球上那些创造力的成就。应该说，我们的思维方式，固然有利于认识事物、处理矛盾的整体考虑、综合把握，有利于从事艺术创造和审美生成，但只重整体而轻部分与层次，必然缺少科学性、清晰性。模糊性造就了中国人运用概念的灵活性，它使许多旧的观念可以不断地填充新的内容，但也出现了不确定性。儒家的“仁”在《论语》中出现了一百零九次，可是，始终也没有说清楚它的确切定义。我们民族传统文化既闪烁着忧患意识、爱国主义、重德爱智的光芒，但也潜存着力求平稳、安时处顺的影响；西方文化既有求索存疑、勇于进取的长处，又有颓废迷惘、不顾整体的缺陷，特别是西方后现代文化，这方面表现尤为明显。

中国人的智慧是超群的，我们没有理由盲目自卑。伏尔泰说过，中国人在所有的人中是最有理性的。莱布尼茨也说，如果让哲学担任裁判的话，一定会把金苹果奖给中国人。但是，我们也应该清醒地看到，我们在思维方式、行为方式、生活方式方面，有些也是需要改进的。比如学术研究，我们往往着力于占有资料、占据事实，面向广度推衍，直到它的极限，而在有限的区域向纵深，向高度，向虚空开掘却很不够，也就是不善于依靠逻辑思辨的力量，由具体进入抽象，进入哲学思辨的境域。儒学传统，思辨性不足。梁漱溟有一句很深刻的话：“孔子的学说不是一种思想，而是一种生活。”对于事物的分析判断，我们往往喜欢绝对化，两极判断，习惯于划线，左右、正误、唯物唯心、进步反动，把各种人和事都清清楚楚地分开，这样，往往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了，也容易排拒一些有益的东西。不是不要讲政治立场，而是应该辩证地加以区分。我们不习惯于提出疑问，缺乏怀疑精神。对于一个知识者来说，缺乏问题意识，不善于对社会、人生、自然现象、心理反映经常提出问题，容易导致思维的僵化与弱化。

我们的思维往往是求同的，而在域外，人们的思维则往往是求异的。这在日常生活中随处可见。那年，我到韩国的釜山大学去访问，听在那里任教的李晓虹博士讲，她在课后邀几位女学生一块上街去买衣服。几个女学生感到有些诧异，问道：“李老师，你给自己买衣服，为什么要叫我们去帮忙？”李老师说：“我对这里情况不熟悉，也不了解都时兴什么款式，自己拿不定主意，想让你们帮助参谋参谋。”学生们说：“挑东西要拣自己喜欢的，又不是给别人穿，没必要征得他人的认同。我们的心态是体现自我。如果这天出门，发现自己穿戴的与别人雷同，便立刻回去更换一下。”听到这些，我们都深受触动，深受启发。

鲁迅先生在一封信件里曾经谈到：“要技艺进步，看本国人的作品是不行的。因为他们自己还很有缺点，必须看外国名家之作。”这是就研究木刻而言，而且时间已经过去了近七十年；但我想，道理还是共通的，今天对于我们仍有借鉴意义。不妨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来说明不同国家、民族之间相互借鉴、取长补短的必要性。

文学名著《镜花缘》和《鲁滨孙飘流记》里的主人公，都曾远游海外，历经颠折，两部书以他们各自的海外奇遇为线索展开了故事情节。唐敖走的是一条旧时中国文人在仕途无望之后离尘出世的老路：科场失意之后，他为了纵览大洋海岛山水之胜，消解愁烦，遍游三十余国，最后到了蓬莱仙境，吃了仙草，遂撒手尘凡，成仙入道。而鲁滨孙的率然远行，则是因为不安于家庭生活的舒适、平庸，为了探索新的世界，攫取更多的财富。他航海到了巴西，成为种植园主，又往非洲贩运黑奴，因遇风失事流落荒岛，居留二十八载，历经种种困难，最后成了所在殖民岛国的主人。诚如马克思所指出的，鲁滨孙的故事，一方面是封建社会形式解体的产物，另一方面是16世纪以来新兴生产力的产物。在他身上集中体现了资产阶级上升时期那种冒险进取的创业精神。《镜花缘》定稿于1817年，《鲁滨孙飘流记》初版于1719年，前后差了近一个世纪。18世纪初的中国，没有也不可能出现鲁滨孙式的人物，当时所缺少的也正是这种勇于进取、大胆冒险的精神。

我们把这两部书比较着看，对照着读，就会从中领会到两种不同文化传统、不同民族性格的鲜明特点，加深对于社会人生、人的生存条件、生命价值的理解。

（200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