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 《陈寅恪诗笺释》六题
胡文辉君的《陈寅恪诗笺释》（以下简称《笺释》）1，从打印稿算起，在前后近六年的时间里，我先后研读了三遍。六年前，承文辉不弃，约我为《笺释》作序。既已佛头着粪在先，索性狗尾续貂于后，三次校读的所见所感似不得不书。
一、后出转精，得总其成
《笺释》不是畅销书，但堪称成功之著。张旭东先生评价说：“这是2008年所读书中最喜欢的一本。”2心同此想的读者，应该不在少数。
像许多明眼人一样，张旭东先生也看出了笺释陈诗的先行者余英时先生对于文辉的影响，他说：“胡文辉对潜山余英时氏相当佩服，这在整本书里都看得出。”3文辉本人在获得“《南方周末》2008年度好书（非虚构类）提名奖”的感言里是这样说的：“我不避自夸，借红学史打一个比方：余先生的《陈寅恪晚年诗文释证》就有如胡适的《红楼梦考证》，而我的书或可比周汝昌先生的《红楼梦新证》；余著的开创意义，也像《红楼梦考证》在红学史上一样，是无法超越的。”4
文辉此言，再次表达了对于“首先树立了范式，使寒柳堂诗成为真正的学术课题”5的余先生的敬重。罗韬先生在为《笺释》作序时，则将余、胡二人对这一学术课题的贡献进行了概括和比较：“自潜山余英时氏以义宁解钱柳之法，还治其诗，拈出今典，铁函乍发，石破天惊。余氏之胜，在内证法，善以义宁之书证义宁之诗，辨其寄托，启后来无尽门径。此后解人继起，聚讼纷纭，而文辉后出，加其邃密，得总其成。遍征当年载籍，补孤文单证之偏，纠穿穴悬揣之失，言必有征，证必多例，可谓以乾嘉之法诂今典。”6罗先生是颇具岭南特色的当世通人，文章自是作手，见解亦不乏通识，仅就此序而言，“加其邃密，得总其成”洵为公允之论。
这就引发了一个不少人极为关注的话题：余英时先生是怎么看待《笺释》的？
2008年10月，我辗转收到一封电子邮件，引述的恰是余先生在一份传真里对《笺释》的极高评价。虽然我十分愿意披露这些评语，但出于对余先生等人的尊重，暂时只能放弃这个念头。不过我相信，这份传真终有面世的一天。7
笺释陈诗犹如攻坚破密，余先生“筚路蓝缕于前”，文辉君“得总其成于后”，8虽各有微疵，但瑕不掩瑜，足可藏之名山。胡著幸而刊布，余著迄未摘帽，假以时日，这两部不一般的著作当能聚首于神州。之所以殷殷寄望于未来者，因为其价值绝不仅仅局限于陈诗笺释这一课题，更大的意义在于二书均可谓从旧体诗中挖掘现代知识分子心灵史的成功范本。
二、旧方法的新成果
《笺释》成功的首要原因，是忠诚地实践了以诗史互证、古今交融、显隐并重、内外兼顾为主要表征的“旧方法”。所谓“旧方法”，既可以远溯到罗序所称“乾嘉之法”，也可以追踪到余先生首倡的“以陈释陈”。余先生在为《陈寅恪晚年诗文释证》（增订新版）而写的《书成自述》中，曾对“以陈释陈”有过这样的解释：
历史研究并不是从史料中搜寻字面的证据以证成一己的假说，而是运用一切可能的方式，在已凝固的文字中，窥测当时曾贯注于其间的生命跃动，包括个体的和集体的。这和陈寅恪所说藉史料的“残余片断以窥测其全部结构”（《金明馆丛稿二编》，页二四七），虽不尽同而实相通。如果我当初从他的劫余诗文中所窥见的暗码系统和晚年心境，居然与历史真相大体吻合，那么上面所提示的方法论至少已显示了它的有效性。在中国现代史学家中，陈寅恪是运用这一方法论最为圆熟的一位先行者。我曾一再说过，我尽量试着师法他的取径，他怎样解读古人的作品，我便怎样解读他的作品。从这一点说，这本书不能算是我的著作，不过是陈寅恪假我之手解读他自己的晚年诗文而已。9
再看文辉在《笺释·后记》中的自述：
这部笺释，主要做了三个层面的工作：一、说明陈诗的传抄和著录情况，网罗相关人物的交游资料，以确定诗作的基本语境；二、在通释古典的基础上，特别用力于今典（本事）的理解，力求揭示其微言大义及时事背景；三、尽量引证同时代人（尤其是同时代的学人）的原始文献，作为旁证或对照，形成专题化的考释，以期深化对现代中国相关政治、文化事件的认识。由于诗是一种私人性的历史文本，因而我特别重视引用诗词、日记及回忆录这类同等性质的史料，与陈诗相互印证，以阐发陈诗的思想意蕴和历史背景。可以说，我的野心不仅是阐释陈氏一人的内心世界，也期望藉此以进入他们那一代人共通的内心世界。10
两相比照，一脉相承的痕迹十分清晰。
当然，方法论的正确并不足以保证结论的准确无误，能否有效使用先行先试者累积的文献和成果，既是对后来者在眼光和手段上的考验，也是最终收获大小不一、识见高低不齐的区别所在。按照常理，学如积薪，后来居上。不过，文献积累倘然沦为知识负担，前人成果假若变成技术瓶颈，那还不如白手起家、另起炉灶。因为，“后出转精，愈加邃密，令人叹服”11固然可喜，“因袭旧说，重蹈覆辙，令人叹息”也并非不可能。
三、两大优势：天赋与勤奋
《笺释》成功的第二个原因，可以归结为作者的两大优势：一是天赋，二是勤奋。
“天赋”之说，原本有玄虚的成分，倒不如说成敏锐的理解力和直觉。我知道羊城有个胡文辉，还是2001年的事。文辉买了一册我的小书《陈寅恪的家族史》12，可能觉得有些意思，就主动给我写了封信，自此订交。从此至今，我们一直围绕着陈诗笺释以及义宁陈氏家族研究在资料上互通有无。文辉治学的范围远较我宽广、深入，即便是“陈学”研究，往往也是他给予我的帮助更多更经常。我后来归纳的差距之一便是他读书既快又多，常常在我尚未起步时就已经产生了灵感、得出了悟解。看来，鄢烈山先生将袁伟时先生、林贤治先生和文辉并称为广州老中青三代“好学深思的读书人”之代表13，的确有道理。
就《笺释》中那些难度很大的诗篇而言，因为有了对于新旧材料不间断的追踪和吸纳，加上好学深思所形成的不一般的领悟和分析能力，所以无论是剥蕉抽茧、钩隐发微，还是辨伪纠误、去芜存菁，文辉每有左右逢源、豁然贯通之乐也就不足为奇了。
据文辉自述，早在笺释陈诗之前，因为受同事罗韬的“刺激”，已经开始学作旧诗。有那么一段时间，每天乘坐楼巴上下班便是他研习诗艺的时段。经常唱和、请益的，除了罗韬，好像还有刘斯翰先生等。有一回一起吃饭时，我请太太抄得一首他的打油诗：
血压高时意气平，偶然啤酒几杯倾。搔头渐变地中海，执手敢生婚外情？费力费钱为书累，无官无党故身轻。楼盘处处家何在，笑向旁人夸洛城（注：珠江南岸洛溪新城小区）。
认识文辉的人，一眼便能看出这是他的“自画像”。倘有读者对文辉的旧体诗感兴趣，不妨找全《南方都市报》2007年至2009年连载的《现代学林点将录》14，将每一则篇末的七绝品评一番。不谙诗词之道如我辈者，或许可以从文辉自修的历程中找到研治旧学的门径。
说到勤奋，除了一般意义的焚膏继晷之外，文辉的过人之处还在于对书的痴迷。论及搜书之广、购书之狂、藏书之富，同辈中甚为罕见，我曾笑言他是以一己之力与图书馆相抗衡。“自我撰写本书以来，上网抢购旧书、复印资料已成为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是他自己的说法15，其中的苦与乐，恐怕也只有他冷暖自知。
四、重史料，更重悟解
长年的阅读和思考使得文辉的学养逐渐广博、深厚，确保他在笺释陈诗时既不违背古典今情，又能彰显重史料尤重悟解的学术风格。姑且举一个例子：
寅恪先生作于1927年的《王观堂先生挽词（并序）》，无疑是笺释的难点兼重点之一。“依稀廿载忆光宣，犹是开元全盛年。海宇承平娱旦暮，京华冠盖萃英贤”这四句，在字面上将清末的光、宣两朝比作盛唐的开元时代，颇令论者置疑。黄宣民、高阳、王季思、李锦全、傅璇琮诸先生在不同时期都作过不同解释，文辉的释证是这样的：
陈诗此处的历史比拟之所以难解，既有观念原因，也有修辞原因。一方面，陈氏出于遗老遗少的立场，确认为清朝的末世犹胜民国的新局；陈氏1945年《读吴其昌撰梁启超传书后》云：“自戊戌政变后十余年，而中国始开国会，其纷乱妄谬，为天下笑……盖验以人心之厚薄，民生之荣悴，则知五十年来，如车轮之逆转，似有合于所谓退化论之说者。”1964年《赠蒋秉南序》又云：“清光绪之季年……朝野尚称苟安，寅恪独怀辛有索靖之忧，果未及十稔，神州沸腾，寰宇纷扰。”可见陈氏以为光宣之际，“朝野尚称苟安”，也即诗中所称的“海宇承平娱旦暮”；而入民国以后，反而乱象相续，每况愈下。
另一方面，陈氏以史学为业，当然不可能真以光宣末季可比开元盛世，此处不过是修辞的夸张。因为杜甫是在安史之乱后回忆战乱前的开元，而陈氏用杜诗，也不过是特别强调，在辛亥之乱后回忆动乱前的光宣，亦有如太平盛世耳。
况且，此诗所哀挽的对象是忠于清室的遗民，辞气自然力求贴近、吻合死者本人的心理，故下笔不免有旧式颂扬的套语。如下文又有句云：“生逢尧舜成何世，去作夷齐各自天。”以伯夷、叔齐称王国维自然合适，但光绪、宣统又何足以当尧舜之圣？这不过是未能免俗的成语熟典耳。16
上引第一段，另有一条长达900余字的注释与之配套，以孙中山、梁漱溟、章太炎、李宗仁等同时代人的言论作为旁证，说明“当时持这类观点者不在少数”。17
第二段则辅以近500字的另一条注释，撷取陈氏《魏书司马叡传江东民族条释证及推论》初刊本之题记、《柳如是别传》第三章之片段，以陈文释陈诗：
陈氏将抗战前夕称为“太平盛世”，将明代末季的崇祯一朝称为“犹是开元全盛之日”，其修辞方式皆与《挽词》一贯；尤其“犹是开元全盛之日”，更与“犹是开元全盛年”的用辞无异。陈氏在此只是强调，比之抗战时期，战前已可算盛世；比之李闯之乱及满清入关后的南明时代，崇祯朝已可算盛世。18
我再三研读此节，叹赏之余，忍不住于书眉、书脚留下感言：
“旦暮”已极言承平苟安之短暂，然较之“纷乱妄谬”，不正如开元盛世一般令人向往？短则短矣，尚有娱人之处，较之乱象迭出之长而不休，孰优孰劣，不言而喻矣。高、王、李、傅诸公，强不知以为知，未免小觑了陈氏。
陈氏亦有难以免俗之处，行文行事皆有。难免一俗方为真。
以陈释陈，有说服力。用意、用辞，两相重合，无独有偶。陈氏“可谓”二字紧要！胡氏“可算”二字亦好！
所引人物之身份、故实，均与今事贴切。上下文辞义贯通。
还是罗韬对文辉的释证概括得好：
考史注诗，当通会之际，乃臻尚友斯人之境界。义宁所谓：“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而对于其持论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表一种之同情，而无隔阂肤廓之论。”庶几近之矣！19
五、理正词直，诚实无欺
《笺释》成功的最后一个原因，是学术品德的超群脱俗。无论衡之以传统史学的“史德”，还是量之以现代学术研究的“职业操守”，此书都毫无愧色。
对于笺释陈诗，文辉是如此的郑重其事甚至是高尚其事，所以才会时时表现出一种理正词直的批评姿态：
其一，直指讹舛，不留情面。
比如说，《笺释》指出高阳先生对“越甲未应公独耻”一句（《挽王静安先生》）的解释置陈诗及其自注于不顾，“纯属无中生有，可以不论”。20
针对胡晓明先生将“江东旧义”和“树新义”理解为学术取向，认为“旧义”是指坚持传统文化立场，而“新义”是指疑古及西化的学术新潮的观点，文辉认为“未免推衍过当”。21
即使是对余英时先生的某些提法，《笺释》也一样直陈得失，丝毫不假颜色。比如认为余先生对“今生事业馀田舍，天下英雄独使君”二句（《寄傅斯年》）的解读“求之太深，不合情理”。22又如：“陈氏在《柳如是别传》中引录钱氏文，并特别说明‘侮食相矜，左言若性’典出王融《三月三日曲水诗序》；余英时已特别指出此点，但未发掘‘侮食’原典，并误以为‘侮食’即乞求生计之意。”23同样如实道来，毫不含糊。
其二，集思广益，诚实无欺。
聊举数例，以见一斑：
友人冯永军谓此用《梁书·曹景宗传》“闭置车中，有如三日新妇”语。24
此说朱新华首先指出。25
胡晓明已有此说。26
余英时首先据陈文解释此处用典。27
我看到余先生对《笺释》的评语之后，有感于学界中人的种种表现，曾在《笺释》某页写下这样一段话：
胡著可传之处，不尽在处处“首发”，而在于处处如实道来、字字讲究依据。
敬人者，人恒敬之。不偷不抢，虽为底线，于今观之，已如道德制高点，常人难以企及。
文辉的本职是报社编辑，从来不是什么学界人士，做学问只是业余爱好。圈外人的身份，注定了他只能做“学痴”“学迷”，而做不成“学霸”“学阀”；只能自信自负，而没有机会狂妄自大。恰恰也是这种圈外人的身份，让他有自定的持守而无小圈子的禁忌，学术个性反而得以保全和凸显——这也算是一种幸运吧。
六、匡补工作不容忽视
一是对相关史料的收集也会有百密一疏的情形。
《笺释》最受人称道之处，便是史料的广收博采。陈引驰先生对此“特别赞赏”28；刘铮先生称许《笺释》的成果“丰硕得超乎想象”，充分肯定作者“竭泽而渔式的历史证据搜集热情”；29徐贲先生则引述了他人的评论——“旁征之博，考订之精，发覆之多，令人叹为观止”30，对此也表达了激赏之情。
然而，史料的收集从来难以穷尽，只能最大限度地接近：一方面，有没有新材料，新材料什么时候出现，往往无法预测；另一方面，即便是比较熟悉或经常使用的材料，也会因为各种原因失之眉睫。陈引驰先生就根据文辉常用的《吴宓日记》，对于“导致陈寅恪先生最后失明的视网膜脱落，究竟在何时”这一细节做了补正。31
又比如，文辉在考证寅恪先生1949年去留问题时大展拳脚，几乎囊括了全部有价值的材料，并据此成功破解了这一历史悬案。不仅如此，《笺释》于2008年6月出版后，文辉又根据同年11月出版的《陈君葆书信集》32披露的新材料，撰成《陈寅恪1949年去留问题及其他》一文，十分自信地宣告：“关于陈氏的去留问题，我以为已尘埃落定，不必再作争执了。”33《笺释》此节以及文辉后作之文，我均深以为然、深表钦敬，认为既能当作文辉悬为鹄的的“专题化考释”之代表，又能为笺注其他现代知识分子旧体诗的同道提供一个绝佳的范例。
尽管如此，还是有文章可做。2009年国庆假期，我第一次读到王晴佳先生发表于2005年的一篇论文《陈寅恪、傅斯年之关系及其他——以台湾中研院所见档案为中心》34，发现与陈寅恪先生去留问题大有关联。随即遍检胡著与胡文，却始终找不到王先生的名字。王文以台湾“中研院”史语所、近史所“傅斯年档案”和“朱家骅档案”之有关信件为基础展开探讨，内容之一是探究陈寅恪与傅斯年二先生之间的“微妙关系”。王先生认为，自20世纪30年代末期开始，陈、傅之间的关系也曾一度十分紧张，这既与傅的“学霸”作风有关，也与陈追求学术独立的立场有关。“从中，我们亦可看到陈寅恪1949年决定去留大陆的一个因素。”王文特别引用了“朱家骅档案”所藏傅斯年1949年5月28日给朱的一封回信，内云：“关于陈寅恪先生入境手续，因其属于历史语言研究所，自当照办。”王文推测：“从信的口吻来看，似乎有人询问朱家骅，如果陈寅恪想到台湾，是否可办入境手续，而朱向傅斯年咨询。而且，似乎询问的人并不是陈寅恪本人，因为如果是他本人，傅斯年的口气就不会如此‘公事公办’。而且，傅的口吻，似乎还有不甚相信此事是真的迹象。自然，这种怀疑，也是情有可原的，因为傅斯年在这以前，曾多次催促陈一家到台湾而未成。如此看来，这个询问如何办理赴台手续的人，很可能是陈夫人。”朱、傅通信的时间背景在王文虽未点明，但值得引起重视：《台湾戒严令》（正式名称为《台湾省警备总司令部布告戒字第壹号》）自1949年5月20日零时起在台湾全境实施。因此，我猜测文辉应该没有看过王文，否则，他不可能放弃这些重要材料或线索。35
二是某些判断或结论还有进一步商榷的余地。
举例来说，张旭东先生对于文辉将《吴氏园海棠二首》之一（作于1935年）的寓意解读为“以海棠移植后红色转淡比喻共产主义赤潮的低落”并不认同。他的理由有三：第一，“此诗为两首，第二首只字不提‘共产主义运动’；且陈氏因‘共产主义赤潮的低落’而‘此生遗恨塞乾坤’也不可解”。第二，“陈先生诗多有自注”，“‘吴妆’云云看似平常，但若解作‘中国画手法’则真是僻典。按照陈先生的习惯，若真是此意，当出注”。第三，“此诗是早期诗作”，“应当并无那么深的意思”。张先生还说：“《笺释》作者又从此出发，认为凡是带有红色信息的字眼多解作与中共有关，如‘霞’‘绛都’‘赤县’‘朱’等，有的很有道理，有的则未必，这还是犯了要建立‘系统’的错。似是但不确的地方若能全删掉，则严谨性会大大增强，此类地方应当舍得割爱。”36
据我了解，文辉也不以“过度阐释”为然，因此张先生认为文辉也有意建立“系统”，可能有些冤枉他。诗无达诂，难以定论，但这些不同声音至少值得关注。
我自己对于古典今情都不甚了然，只能就关涉义宁陈氏家族的一些史料以及由此而来的某些判断发表一点浅见：
陈先生1957年诗《答王啸苏君（三绝句）》之三专咏湖南旧事：“望断衡云六十秋，潭州官舍记曾游。死生家国休回首，泪与湘江一样流。”首句之“六十秋”，似虚而实——戊戌（1898年）政变，寅恪先生随祖、父离湘返赣，至此正好“六十秋”。文辉所解甚是。随后，文辉将第二句释为“疑指陈氏1917年秋寓居瞿鸿禨旧官宅事”。37依据有二：一为1951年陈诗《寄瞿兑之》首句“独乐园花入梦秋”之自注：“丁巳秋客长沙，寄寓寿星街雅礼学会，即文慎公旧第也。”38一为该诗第四句“家国沅湘总泪流”之措辞、用意，均与1957年诗三四句相同，“恰可互证”。39我认为文辉此解似是而非。
此诗所咏，实为义宁陈氏数代人家国痛史之重要一环——湖湘旧情。第二句之“潭州官舍”，似应指寅恪先生之祖陈宝箴先生巡抚湖南时之官舍。陈隆恪先生1916年有诗《长沙将见六弟于旧抚署，计侍先祖去此二十年矣。抚念今昔，怆然有赋》40，1946年又有诗《题五十年前余九龄时，与六、七两弟，康、九两妹，于长沙抚署后园“又一村”摄影》41。两诗所言“六弟”，均指寅恪先生。陈小從女士（隆恪先生之女）追述庭闻时亦有云：“‘又一村’为巡抚衙门后花园，规模宏敞，颇饶泉石花木之胜。”42均可作为旁证。此外，寄寓瞿宅事在丁巳（1917年），距离作诗的1957年，只有“四十秋”，如此一来，“六十秋”难免落空。其实，1951年诗，因长沙籍世交瞿兑之而生发家国旧情；1957年诗，因长沙籍学生王啸苏而咏叹兴亡遗恨——二者均为缘事而发之作，虽交叉重叠，但同中有异，不宜以前代后。将文辉的两次释证稍加对照，1951年诗之考释并无差误，问题似出在释证1957年诗时因循了考释前一诗的定势，舍远而求近。
三是在出典（出注）问题上偶尔也会犯糊涂。
表现之一是，不必出典（出注）的出了典，应当出典的反而未出典，例如“金钿申申詈未休”一句，解释了相对容易的“詈”43，却没有解释“申申”。不难看出，此处如能引用屈原《离骚》“女媭之婵媛兮，申申其詈予”一句，则最为有效。表现之二是，少数典故似乎忘了交代出处。如《乙巳元夕前二日，始闻南京博物院院长曾昭燏君逝世于灵谷寺，追挽一律》“灵谷烦冤应夜哭，天阴雨湿隔天涯”二句44，应该源自杜甫《兵车行》：“新鬼烦冤旧鬼哭，天阴雨湿声啾啾。”
此处所列，并无冷词僻典。究其缘由，或是一时疏忽所致，或是作者另有考量。典有生熟之分，词有难易之别，笺释者自有处置权。倘能预设一尺度，比如重生难而弃熟易，或者生熟同例、难易并重，始终秉持此尺度，显然更合乎规范。
四是校对不精，留下了一些“硬伤”。
比较扎眼的，至少有以下这些：罗振玉的生卒年，错成了“1966—1940”。45“袁昶”，误为“袁旭”。46“房陵”本在湖北，误给了“湖南”。47杨云史之本名“杨圻”，误为“杨沂”。48《杨幺事迹》的作者误作“宋鼎沣逸民”，49实为“宋鼎澧逸民”。黄节的生卒年，错标为“1973—1935”。50“傅斯年”，错为“傅斯平”。51“公冶长”，错成“公治长”。52“湖北恩施”，误成“湖南恩施”。53“冶城”，误为“治城”。54
五是标题、注释和插图的规范性有待完善。
《笺释》为各条释证所取之标题，最受人诟病。陈引驰先生所称“我觉得笺释者听了一个好朋友的坏建议”，既“不伦不类”，又平添检索时的“手忙脚乱”。55虽属戏谑之语，却颇为中肯。尽管张旭东先生对此极有限度地表示认可，认为“此举亦有一点好处”，如“拒绝拜年”一题56，能于一般读者不留意处揭示主旨，故赞赏为“真能点睛”。57但总体而言，此举可谓问题远远多于好处：一来以偏概全，以一标题统摄全部内涵往往并不贴切；二来笺释者自身把握不准的话，难免有误导读者之嫌。
文辉在征引他人著述时，有些作品的信息（如编著者、出版社、出版年份等）并没有做到每次都是在首次被征引时予以介绍。比如钱文忠选编《陈寅恪印象》以及张杰、杨艳丽选编《追忆陈寅恪》二书，首次在第16页脚注出现时，只有书名、出版社、出版年份，偏偏漏了编者姓名，分别迟至第35页、第27页才第一次现身。另一种情形则是，前已标明编著者、版次等，其后再次征引时又重复标明，如第19页《柳如是别传》的版次“三联书店2001年版”，已首见于第2页，完全可以承前省略。细究起来，此类瑕疵恐为数不少。
软精本《笺释》的绝大多数插图起到了丰富内容、愉悦读者的作用，值得肯定。比如，笺释《阅报戏作二绝》“石头记中刘老老，水浒传里王婆婆”二句时，作者首先配上一幅吴稚晖的肖像58，随后插以“将吴稚晖比作刘姥姥的漫画”59，阅之令人解颐，又不得不信服于所作推论。再如，《甲申春日谒杜工部祠》“一树枯楠吹欲倒，千竿恶竹斩还生”句化用杜诗“恶竹应须斩万竿”，文辉出典之余，又称“然而杜甫草堂内正有翠竹无数”60，前一页已配以“杜甫草堂旧影”61，虽为黑白照片，依然可见竹林丛立，正可提供佐证，其用意不仅在增添视觉趣味。
个别插图的文字说明则小有讹误。如“赫尔利在延安会见毛泽东”62，显然是主宾颠倒。“1904年，陈寅恪、衡恪（师曾）、隆恪三兄弟合影于日本”63极易误解，不如改为“陈氏兄弟1904年合影于日本。自左至右：陈隆恪、寅恪、衡恪。”
据广东人民出版社2008年11月20日所作声明，《笺释》再版时，“将以繁体字版印行”。64我的感觉是喜忧参半或者说忧大于喜——因为单单是简体转繁体，就够让人头疼的了。衷心希望《笺释》的作者和责任编辑能够更加仔细地校订，也热诚盼望读者诸君能像广东潮州退休中学教师李来涛先生那样施以援手（李老师通过出版社转给文辉一封信，对《笺释》提出了不少补充意见），携手将此书打造成真正的精品——因为陈先生的诗不仅是其“一生精神命脉所在”，“也是中国文化之灵魂的寄托”65；笺释陈诗也不仅是某个人或某些人的事，而应成为全体读书识字者的共同使命。
（《陈寅恪诗笺释》上、下卷，胡文辉著，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8年6月第1版，软精本）
注释：
1 胡文辉著《陈寅恪诗笺释》，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版。本文所据，为该书之软精本（有插图）。
2 张旭东《传心岂无后来人》，载《中华读书报》2009年1月14日。
3 张旭东《人间幸有未削书：〈陈寅恪诗笺释〉读后》，载《博览群书》2009年第3期。
4 胡文辉《挖掘陈寅恪的心灵史》，载《南方周末》2009年2月19日。
5 同上。
6 罗韬《〈陈寅恪诗笺释〉序》，见胡著《陈寅恪诗笺释》，卷首，“序一”，第2页。
7 参阅余英时《陈寅恪研究的反思和展望》，载《东方早报·上海书评》2011年1月16日。
8 张旭东《传心岂无后来人》。
9 余英时《书成自述》，见余著《陈寅恪晚年诗文释证》（增订新版），台北：东大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版，《书成自述》，第15页。
10 胡文辉《陈寅恪诗笺释·后记》，见胡著《陈寅恪诗笺释》，下卷，第957页。
11 张旭东《传心岂无后来人》。
12 张求会著《陈寅恪的家族史》，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1版。
13 鄢烈山《我最敬佩的好学者》，载《南方周末》2009年10月1日。
14 此专栏的系列文章，后结集成书，仍名《现代学林点将录》，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1版。
15 胡文辉《陈寅恪诗笺释·后记》，见胡著《陈寅恪诗笺释》，下卷，第960页。
16 胡文辉著《陈寅恪诗笺释》，上卷，第50—52页。
17 同上，上卷，第51页。
18 同上，上卷，第51页。
19 罗韬《〈陈寅恪诗笺释〉序》。
20 胡文辉著《陈寅恪诗笺释》，上卷，第31页。
21 同上，上卷，第168—169页。
22 同上，上卷，第38页。
23 同上，上卷，第418页。
24 同上，上卷，第2页。
25 同上，上卷，第29页。
26 同上，上卷，第37页。
27 同上，上卷，第353页。
28 陈引驰《虽不中亦不远：评胡文辉著〈陈寅恪诗笺释〉》，载《东方早报·上海书评》2008年11月11日。
29 刘铮《陈寅恪未完》，载《南方都市报》2008年12月7日。
30 徐贲《在过去和现在之间写作》，载《随笔》2009年第3期。
31 陈引驰《虽不中亦不远：评胡文辉著〈陈寅恪诗笺释〉》。
32 谢荣滚主编《陈君葆书信集》，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33 胡文辉《陈寅恪1949年去留问题及其他》，载《东方早报·上海书评》2009年5月24日。
34 王晴佳《陈寅恪、傅斯年之关系及其他：以台湾中研院所见档案为中心》，载《学术研究》2005年第11期。
35 据最新披露的材料，陈寅恪先生1949年确曾有意携家赴台，笔者另有文字考证，即将刊发于《南方周末》。此略。2012年2月6日按：拙文即《陈寅恪1949年有意赴台的直接证据》，载《南方周末》2010年4月29日。
36 张旭东《人间幸有未削书》。
37 胡文辉著《陈寅恪诗笺释》，下卷，第691页。
38 同上，上卷，第425页。
39 同上，上卷，第426—427页。
40 陈隆恪著、张求会整理《同照阁诗集》，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1页。
41 同上，第249页。
42 陈小從著《图说义宁陈氏》，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4年版，第9页。
43 胡文辉著《陈寅恪诗笺释》，下卷，第616页。
44 同上，下卷，第888页。
45 同上，上卷，第31页。
46 同上，上卷，第53页。
47 同上，上卷，第65页。
48 同上，上卷，第126页。
49 同上，上卷，第138、139页。
50 同上，上卷，第376页。
51 同上，上卷，第397页。
52 同上，上卷，第447页。
53 同上，下卷，第671页。
54 同上，下卷，第877页。
55 陈引驰《虽不中亦不远：评胡文辉著〈陈寅恪诗笺释〉》。
56 “拒绝拜年”，实为“谢绝拜年”。见《陈寅恪诗笺释》，下卷，第812页。
57 张旭东《人间幸有未削书》。
58 胡文辉著《陈寅恪诗笺释》，上卷，第88页。
59 同上，上卷，第89页。
60 同上，上卷，第189页。
61 同上，上卷，第188页。
62 同上，上卷，第231页。
63 同上，上卷，第280页。
64 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声明》，载《南方都市报》2008年12月7日。
65 蒋天枢先生语，见蒋先生1980年10月24日致陈小從女士函（未刊）。
（原刊于《中国文化》，2010年春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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