尺牍虽短寸心长

余光中

梁实秋先生在《雅舍小品》里说过，他不但喜欢接读来信，且有收藏信件的癖好，但因略有抉择，所以收藏不富。那是因为：“多年老友误入仕途，使用书记代笔者，不收；讨论人生观一类大题目者，不收；正文自第二页开始者，不收；用钢笔写在宣纸上，有如在吸墨纸上写字者，不收；横写或在左边写起者，不收；有加新式标点之必要者，不收；没有加新式标点之可能者，亦不收；恭楷者，不收；潦草者，亦不收；作者未归道山，即可公开发表者，不收；如果作者已归道山，而仍不可公开发表者，亦不收！”

如此收藏信件，恐怕已经不是略加而是颇加抉择了。梁先生的朋友或门人，有多少是经得起这么挑剔的呢？好在他人的信梁先生收藏与否，并不要紧；倒是梁先生自己写给朋友的信，朋友莫不珍而藏之，非但如此，且在他撒手七年之后，有意广为搜罗，公之于世，好让追念他的众多读者，无论识与不识，能在《雅舍小品》的谐趣之外，更进一步，来亲炙其人。

要亲近一位作家，最正常的方式当然是读其作品。但是作品是写给全世界看的，有所防范，比较矜持。若想觑得真切，镜头便必须拉得更近，才能越过他朋友的肩头，读他亲笔的书简，甚至越过他自己的肩头，去窥他隐私的日记。书简是写给一位读者看的，日记，是写给自己看的。不过日记未必人人都写，即写亦未必持之以恒。信，却是无人不写，再懒的人总不能全不回信。因此要近观一位作家，未必能登堂入室，像私家侦探一般，去翻他的日记，但总可以请他的朋友公开几封可以曝光的信吧。所以西方的名作家身后出版全集或是传记，往往附有书简，就因书简每注日期，也不难推断地点，可为生平与作品之旁证，若是信中还有议论，即令吉光片羽，也更有价值。英国十八世纪的文坛上，书信是广受欢迎的文体：蔡斯特菲尔德侯爵（Lord Chesterfield）和蒙太究夫人（Lady Mary Wortley Montagu）便以书翰家（writer of letters）的美名传后，诗人颇普甚至修饰自己的书信，以彰显自己与当代名流的交往有多风光。他如济慈在信中谈论诗艺，只字片言都成了文学史的资料，甚至批评的名句；梵谷写给弟弟、妹妹与画友的七百五十多封信，也成了艺评的信史。

不过编印名家书简，也有不少限制。名人交游既广，因缘自多，私信原是写给一双眼睛看的，当然有些私隐不便公于众目，所以这类信函只好割爱。另一个烦恼，便是多年的藏信只知其有，却久已下落不明，若要认真寻找，则翻箱倒箧，就算大索三日，秦始皇也未必能逮到张良。所以这本《雅舍尺牍——梁实秋书札真迹》原该收入的不少信件，虽然都是同手所生，一时也只好任其隐逸在天涯海角，不能回来团圆了。歌德曾说，失去旧信，等于失去生命中最美丽最亲切的元气，那损失对收信人与写信人都无可弥补。这情形也有少数例外，林海音即为其一。据说她的繁多资料，包括藏信，都曾动员人手细加整理，所以一索即得。足见书信应该写给这种有心而又可靠的朋友。至于我这样的朋友，则不堪“信托”。在鱼雁往还这件事上，我向来采取低姿态，往既不多，还亦甚少，就连梁先生的亲笔华翰，一生所接也不过十封上下。尽管如此，轮到要编这本尺牍，我存为我大索三日，竟然只找到两封，其一还不能全用，只好截取上半。

梁先生成名既早，交游又阔，一枝笔在翻译莎氏全集的古雅、主编英汉辞典的繁琐之外，还要回复纷飞如雪的信函，负担之重可想而知。但据我的经验，他是有信必回，而且回得很快。这美德我实在望尘莫及。看得出，这本《雅舍尺牍》所收的信函多半是回复，笔调虽然时见《雅舍小品》的余韵，毕竟只是私函，原来不为传后，当然不能期待它像《雅舍小品》一般精警耐读，所以像“所谓‘君子协定’，只有协定，不见君子，亦怪事也”一类的妙句，出现率当然不如正式文章之多。匆匆成书，偶见的舛讹当亦难免。例如杜牧名句“霜叶红于二月花”，便误成了“枫叶红于二月花”。

以文体而言，这些信函却有一个特色，就是文白不拘，中英并行。梁先生笔下的中文，一向是文白交融，却力戒西化，简直看不出作者原是一位“吃英文饭、卖翻译稿”的外文系教授。他教了一辈子英文，但是写起散文来，几乎毫无英文语法的痕迹：这美德固然杜绝了不必要的恶性西化，但同时也坐失了某些善性西化的良机，未免可惜。梁先生的笔下一面力排西化，另一面也坚拒“大白话”的俚腔，行文庶几中庸之道。我从未见过他一面倒向纯白话，更不用说京片子、儿化语了，也从未见过他像鲁迅、钱钟书那样纯用文言刊过文章。

这本《雅舍尺牍》里既然多为回信，梁先生的文体似乎也有呼有应，因人而施，想必来信如果雅醇，则应之以雅醇，来信如果清浅，则应之以清浅，以求其嘤嘤共鸣。例如复张佛千书：“辱书及大作均已奉悉。文中齿及下走，荣幸何如。”多用文言，而回林海音的信：“美国市场琳琅满目，看了真想买，一想二十公斤的行李限制，心就冷了。吃的么，可口的不多，还是我们国内的好——不过小红萝卜真好，又嫩又甜又有水儿，比咱们北平的好像还胜一筹。”对照之下，就白得多了。

另一方面，收在此地的几封英文信（编按：本书未收入）都写得平易近人，以英文而言，要算是“白”的了。给张芳杰、陈达遵的六封显然都是回函，可以推断，来信必为英文，所以用英文回复。张、陈两位先生，和陈祖文、吴奚真、陈秀英几位一样，都是梁先生任师大英语系主任时的晚辈同仁，当然也是我早年的先后同事。远在异国，又同为英文教授，互通英文书信，原很自然。信中所及，多为师大旧事，给张芳杰的最早一封更在四十二年之前，令我这“师大遗老”不胜乡愁，且因师大教授杨景迈、林瑜铿、傅一勤、张在贤、陆孝栋、胡百华等同仁未能提出旧信，感到惘惘。给聂华苓的七封信里有一封是用英文，那是因为便于安格尔教授共览。信末说到悼亡之痛：I’m now fairly well,though the blow has been terrific.Terrific一字虽有“重大”之义，但也可作“美妙”解。我猜梁先生此信写于师母安葬之日，哀恸正剧，心中所想的字或许原为terrible吧？同样，给张芳杰的英文信中，也有几处“键误”。

私信不比作品，更非公函、文告，本来无意示众久传，除了面对老友之外，可以说是晏然无防。就在这样的心理状态下，一个真实的梁实秋，在评论家、散文家、翻译家、辞典家的身份之外，点点滴滴，在我们的面前轮廓成形，尽管那形象只止于侧影或背影。里尔克说过：“归根结蒂，唯一的防卫是全不设防。”（In the end,the only defence is defencelessness.）日记，应该是全不设防了。作品，该是局部的开放。书信则介乎两者之间，该比日记提防得多些，而较作品守卫得少些，所以让人亲近得多些。然则我们看到了怎样的一个梁实秋呢？或许我们的镜头可以从远距离推移到近身的特写，一步步看来。

梁先生早岁留学美国，一生执教于外文系，并且追随莎翁的灵魂，但对于西方，尤其是对美国的态度，大半是批判的，甚至是否定的。给吴奚真的信里他说：“美国近来对中国（尤其大陆）发生狂热，实则仍甚肤浅，关于文化语言等项则各机关大抵不肯多用钱多请人。美国人急功近利，所见不远。弟在此将近一年，对美国之估价日益降低。”（1973）十年后他又对罗青说：“你的诗有独创性，又豪爽，又细腻，我甚倾服。生日歌尤获我心。我参加任何生日派对，从不开口和唱那不伦不类的英文歌，我认为那是堕落。中国人为什么要唱英文歌？为什么要吃蛋糕？为什么糕上插蜡烛？”（1983）

梁先生对美国文化不表佩服，也及于美国文学。他对于惠特曼的自由诗素无好感，更不赞成我多读。有一次他听我说有意翻译《白鲸记》，也泼我一瓢冷水，甚至还说美国文学有什么好译的。以莎翁全集译者的身份，梁翁当然有资格说这句大话。奇怪的是，反过来说，他对于莎翁的厚底靴或是薄底鞋踩过的那座宝岛，也似乎不怎么神往。1970年他在西雅图写信给陈祖文：“达遵也不主张我去斯特拉福，他的理由是：莎氏在十八岁就离开家乡，老时没住几年就死了，斯特拉福不是他一生活动的背景，有何可看？”这理由实在令人啼笑皆非。去那爱芳河镇，不正好饱饫道地的莎剧吗？而伦敦呢，“他一生活动的背景”，不正好去追踪凭吊吗？过了四年，梁先生又对罗青说：“壮游世界，真可羡慕。弟亦有此想，但力不从心矣。我所以未至英国一游亦以此故。不过Arthur Waley终身研究中国文学，未曾一履中土，思之亦复何憾？”

梁先生不肯去英国“实践”一下欧土，其实也不必远引魏里之例来东西对仗，只要上溯半个世纪，就可以近举闽侯的林纾，另一位不践欧土的译家，来解嘲了。不过林纾不懂西文，是出不了国，梁先生略无语障，却始终不远游朝莎，足见是游兴不浓。其实早在1968年，近如香港，他也无兴一游。那一年他在信上告诉陈秀英：“我是一个family man，离不得家。所以我总是懒得到外边去跑。最近香港中文大学又要我去讲演三天，我还是拒绝了。俗语说：‘金窝银窝不如家里的狗窝’，我就是一个舍不得离开狗窝的人。”

梁先生65岁就从师大退休，直到梁师母去世前后，常居美国。从西雅图寄张佛千的信说：“弟居此环境优美，而生活颇为枯寂，因友朋过往太少之故。”稍后他又告诉张佛千：“弟在此不开汽车，活动范围不出周围一里，朋友不多，各有事累，难得存问，故终日非读书写稿不可。杜诗：‘贫病他乡老’，弟于此外尚有孤独之感。”两信都写于1974年初，那时还有梁师母作伴，心境已经如此。师母殁后，鳏居异国的情怀当更难堪。

这时正是我由台去港执教中文大学的前夕，“文革”已到末期而左焰犹炽。我一到那大陆的后门口，立刻感到八方风雨逆面掴来。梁先生是台湾文坛的重镇，20年代末更是新月派文学评论的核心人物，且因卷入论战而成左翼的公敌，落为“抗战无关论”的箭垛，在“文革”末期独客海外，那一份孤寂当也与此有关。果然，1980年夏天，中国抗战文艺研讨会在巴黎举行，“抗战无关论”的莫须有罪名仍然妄加在梁先生身上，幸有梁锡华当场予以辩正。

左派的压力梁先生当然挥之不去，晚年得遇梁锡华，不但精研新月文章，而且史笔谔谔，实为一大安慰。所以大梁对小梁说：“批评有如明镜，可鉴得失，惟普罗一派之哓哓不休，则有如或凹或凸之‘哈哈镜’，视之可发一笑而已。”给陈祖文的信中他又说：“近读郭沫若《李白与杜甫》一书，虽多宣传意味，但亦颇多新解。斥杜甫为地主阶级，为统治阶级服务，列举许多诗句为证，可发一笑。”

梁先生虽然译过《织工马南传》、《咆哮山庄》、《百兽图》等好几本小说，他对小说的兴趣显然不及诗文。收到聂华苓的英文评传《沈从文》后，他去信说：“沈从文的作品，是不是像你所说的那样有价值，我不敢说，因为有很大一部分我没有读过，我只看过他早年的写作。”另一方面，他很排斥电影，甚至在英文信中劝张芳杰道：“看戏剧在台上演出，大有助于了解剧本。电影则殊少价值，除非你是去戏院消磨时间。”

尽管他这么鼓励张芳杰，自己却懒得去伦敦或斯特拉福亲赏莎剧。就这么电影也不看，汽车也不开，牛排、炸鸡也不爱吃，朋友也少往来，欧洲也不想去，却偏偏呆定在美国，怎能不感到孤寂呢？因此在信中梁先生一再倾诉对台湾的乡愁。他告诉林海音：“我们身在海外，心在台湾，想念我们那个污脏杂乱的家园！”几乎是用同样的语气，他对陈秀英诉道：“生活环境再好，终归不是自己的国家，异乡作客的滋味不好受……我想念台风威胁、湿热难当、嘈杂纷乱的台北！”梁先生在文章里绝少用惊叹号的，却在信里用于台湾，显然是动了真情。

想念台湾，当然也就是想念岛内的朋友。梁先生对晚辈的爱护，在这些信里每溢乎言表，令人感动。他对于师大同仁的关怀，昔日我也曾身受，此刻在他身后展读这些信件，字里行间，仍感到有长者的仁蔼之风拂面吹来，于是安东街、云和街，甚至德惠街的一幕幕往事，倒带又停格，闪不尽前情提要。陈秀英订购了房子，正在缺钱，梁先生对她说：“到年底付款，如不足，可以告诉我，我可以帮你一点。我的版税也许以后可以多收一些。”有时他的关怀甚至及于细节，竟然嘱咐陈秀英：“冷气机声音大，可能不是机器毛病，而是装在窗上不够稳牢，震动太大。请试从这方面想法，把窗口钉紧使机箱不动。”

1974年4月30日，梁师母因意外猝殒于西雅图，享年74，长于先生1岁。此事当为他暮年之巨伤大恸，难怪八十多封信里有十一封痛述悼亡心情，其中尤以致陈秀英的中文信及致聂华苓的英文信叙写最详。先是大难的前一年年初，师母在雪地散步，跌了一跤，伤及胯骨，卧养两月始愈。梁先生“做了两个月的护士”，直到3月初才得恢复写作。是年7月，他写信告诉陈秀英说师母胃疾，“愁眉苦脸的吃不下东西，现在好多了”。天胡不仁，翌年她遇难之日，那架致命的油漆铁梯自天而降，击中的已是垂老的病躯。当晚她即去世，四天后举行丧礼。陈秀英的藏信中说：“典礼非常简单庄严，来吊者约三十余人，我们家人多从院里采了她生前所最喜爱的花卉扎成花束放在她的灵前。除了奏哀乐之外，客人向遗体行礼，我答礼，然后车队送葬至此间最大墓园，看着入土之后而去。我同时买了四块土地，预备我自己和文蔷夫妇将来也埋在一起，不教她在异乡孤寂。”

那天正是5月4日，中国新文化响当当一声锣，象征的也是梁实秋一生志业的开端，而丧礼的哀乐一歇，也意味了他和程季淑女士近半个世纪婚姻的终结。对于他，“五四”该有双重的意义。

但是十四年后，文星陨落，梁先生自己躺了下来，却不是在她身边，不是在西雅图，而是在台湾北端，淡水的北海墓园，依山面海，遥望大陆，独对天地之悠悠。两人之间不折不扣，阻隔了一整片太平洋。又过了六年，连他的未亡人也亡了，却也不是葬在他身边，而是葬在新店。

执子之手，与子偕老：虽云可羡，未必可期。生则同衾，死则同穴：更加理想，却也更加渺茫。人生固然无常，人死，又何尝能够自主？唯一的印证，不过是这八十多封信罢了，印证曾经有这么一颗热心，这么一只温暖的手。

一九九五年三月于西子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