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恐怖主义与合理的恐怖

马克思身处十九世纪的英国，正值土地资本向工业资本过渡，由此造成种种贫困悲惨的景象。他有很多材料可以对原始资本主义作出精辟的分析。至于社会主义，他从法国革命获取了一些教益，但与他的学说相矛盾。除此而外，他只好谈论未来，而且谈得相当抽象。因而，他在其学说中将最有价值的批判方法与最有争议的空想救世说糅合在一起，这就不足为怪了。不幸的是，根据定义，他的批判方法应当使自己适应现实，却越来越与事实脱节，因为它想忠实于预言。人们认为，会从空想救世说中去掉不符合真理的一切，这已是一个迹象。这一矛盾在马克思生前已可以觉察到。在《共产党宣言》发表后二十年，《资本论》问世，这时《共产党宣言》中的理论已不再完全正确。但《资本论》没有写完，因为马克思晚年将注意力倾注于大量社会的与经济的新事实，需要重新使其理论体系与之适应。这些事实尤其与俄国有关，而他在那时以前并未加以重视。人们知道，莫斯科的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于1933年停止马克思全集的出版，而那时尚有三十多集有待出版，这些卷中的内容无疑是不够“马克思主义”的。

不管怎样，马克思去世后，仍有少数信徒依然忠于他的方法。创造历史的马克思主义者相反却剥夺了这一学说中的预言与启示录式的方面，以便实现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而马克思恰恰预言在那种条件下，这种革命是不可能发生的。对于马克思，人们可以说，就在其预见为日渐增多的人所信仰的时候，他的大部分预言已与事实发生冲突。道理很简单：他的预言仅适合于当时短期的情况，因而会受到批评。他的预见涉及的是相当长久以后的事，于是如同宗教一样是不可能检验的。当预言落空时，预见仍然可以是惟一的希望，因而成为我们历史上占统治地位的惟一东西。在本论著中，仅从预见的角度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及其继承者进行研究。

资产阶级的预言

马克思同时是资产阶级的预言家与革命的预言家。第二方面比第一方面更为世人所知。但第一方面可以解释第二方面的命运的许多事情。起源于基督教与有产者的救世主降临说，既是历史的也是科学的，影响了马克思的救世主降临说。这种学说来自于德国的意识形态与法国的起义。

基督教世界与马克思主义世界均与古代世界相反，它们的一致性令人惊异。这两种学说对世界有共同的看法，把它们与希腊的态度分隔开来。贾斯帕斯对此作了精辟的论断：“把人的历史视为严格一致的，这是基督教的思想。”基督教徒首先把人的一生及一系列事件的发展视为从起点向终点演进的历史，在此过程中，人获得拯救或受到惩罚。历史哲学诞生于基督教的出现，对希腊思想说来是意料不到的。希腊时代关于变化的概念与我们的历史演进的思想毫无共同之处，二者之间的差异犹如圆与直线的不同。希腊人把世界看做是循环的。亚里士多德为了给出一个确切的例证，不认为自己处于特洛亚战争之后的时代。基督教为了向地中海区域扩展，不得不希腊化，其教义同时也变得灵活。但是其独创之处在于，在古代世界中引入了两个到那时为止的从未联结在一起的概念，即历史的概念与惩罚的概念。从调和思想来说，基督教是希腊的，从历史性的概念来说，它是犹太的，以后又反映在德国的意识形态中。

历史的思想与自然相对立，不是把自然看做观照的对象，而是看做改造的对象，强调指出这一点，会更好地看到这种鸿沟。对基督教徒与马克思主义者说来，必须征服自然。而希腊人却认为最好顺从自然。最早的基督教徒不了解古代人对宇宙的爱，他们不耐烦地期待着当前世界的终结。古希腊文化与基督教以后结合在一起，一方面使阿尔比教派蓬勃兴起，另一方面使圣弗朗索瓦教派蓬勃兴起。然而，随着宗教裁判所的设立与对异端纯洁派的消灭，教会重又跟世界和美相分离，在历史上又建立了对自然的至高无上的权力。贾斯帕斯又一次正确地指出：“正是基督教的态度渐渐地使世界耗光了其物质……因为物质建立在一套符号的基础上。”这些符号正是穿越时代而展开的神的戏剧符号。大自然不过是这场神剧的布景。人与自然的和谐平衡与人对世界的赞许激发了全部古代思想，并使之光辉灿烂，却首先由基督教为了历史利益而打破了。与世界没有友谊传统的北方各民族进入这种历史，加速了这种运动。当基督的神性被否定，而德意志意识形态使他只不过成为人中之神的象征时，调和的概念遂不复存在，犹太世界复活了。军队的无情神明重又主宰世界，一切美都作为无所事事的享乐源泉而遭到作践，大自然受到奴役。从这种观点看来，马克思是历史之神的热莱米^[1]与革命的圣·奥古斯丁^[2]。这可以解释其学说中的反动方面，只消与他同时代的反动的才智之士稍加比较则足以让人感到这一点。

[1] 热莱米，公元前六世纪著名预言家。——译者注

[2] 圣·奥古斯丁，五世纪基督教教义最著名的代表人物之一。——译者注

约瑟夫·德·迈斯特^[3]驳斥了雅各宾主义与加尔文教义，认为这些学说以历史上的基督教哲学的名义概括了“三个世纪中被认为是丑恶的一切”。他反对教会分立与异端，想重新缝制最后成为天主教教会“没有缝线的圣袍”。他的目标是建立全球的基督教国家，这从其共济会的种种活动即可看出。迈斯特梦想法布尔·多立维^[4]的原生质的亚当或万能的人，他将成为分化的灵魂的本原。他还梦想着亚当·卡德蒙，这是位对《旧约全书》作犹太人传统解释的神学家。当教会重又覆盖世界时，它会使前一个亚当与后一个亚当具有形体。在《圣彼得堡的夜晚》中可读到关于此内容的不少词语，与黑格尔及马克思关于救世主的词语惊人相似。在迈斯特所想像的既是地上的又是天上的耶路撒冷中，“所有被灌输以相同思想的居民彼此心灵相通，思索着他们的幸福。”迈斯特尚未走到人死后的人格的地步，仅仅梦想着重新获得神秘的大同世界，在那里“恶被消灭，再无情欲与个人利益”，“当人的双重法律被消除，而其两个中心合二为一时，他将归于自身”。

[3] 约瑟夫·德·迈斯特（1753—1821），法国的宗教哲学家，教皇绝对权力主义者。——译者注

[4] 法布尔·多立维，十八世纪法国文人、行秘术者。——译者注

在绝对知识的领域，思维的眼睛与身体上的眼睛混合为一物，黑格尔在此领域也调和了矛盾。马克思宣布“本质与存在，自由与必然之间争吵的结束”，而迈斯特的看法又与马克思吻合。他认为，恶非他物，不过是统一性的破坏而已。人类应该在大地与天上重新获得其统一性。通过何种途径？迈斯特这位古代制度的反叛者对此问题的看法没有马克思清晰。然而他期待一场浩大的革命，1789年只不过是“令人恐惧的序曲”。他引证了圣约翰，后者要求我们追求真理，这正是现代革命思想的纲领。他还举出圣保罗^[5]，后者声称“应该消灭的最后一个敌人是死亡”。人类通过罪恶、暴力和死亡走向这个使一切成为合理的局面得到实现。迈斯特认为，“地球不过是另一个巨大的祭坛，活着的一切皆应在那里无休无息无终止地被屠杀，直到万物终结与恶被消灭。”然而他的宿命论是积极的。“人应该像无所不能的那样行动，同时要隐忍顺从，好似他一无所能。”在马克思的学说中可以发现同样的创造性的宿命论。迈斯特无疑断定了已建立的秩序为合理。马克思肯定了他的时代所建立的秩序。资本主义最大的敌人对资本主义进行了振振有词的赞扬。马克思之所以反对资本主义是由于资本主义已经过时。应该建立另外一种秩序，它将以历史的名义要求一种新的国教。至于用什么手段，对马克思与迈斯特是相同的，即政治现实主义、纪律、权力。迈斯特又摭拾了博须埃的激烈说法：“异端分子就是有个人思想的人”，也就是其思想跟社会的或宗教的传统毫无关联。他这样便提出了最古老而又最新的说法。这位代理检察长，刽子手的悲观的颂扬者，于是表明自己是我们有外交手腕的检查官。

[5] 圣保罗，公元一世纪生活于罗马帝国，天主教教义最早的创立者之一。——译者注

不用说，这些相似之处并未使迈斯特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也未使马克思成为传统的基督教徒。马克思主义的无神论是绝对的。但它使至高无上的存在恢复为人的水平。“对宗教的批判导致了一种学说，人对人说来就是至高无上的存在。”从这个角度来看，社会主义就是要使人神化，具有传统宗教的某些特点^[6]。这一对比可以说明，一切历史的甚至革命的救世主降临说均以基督教作为起源。惟一的差异就在于表达方式。迈斯特如同马克思一样认为，时代的终结会满足维尼的伟大梦想，使狼和羔羊和睦相处，罪犯和受害者都走向一个祭坛，重新开辟人间的天国，马克思认为，历史的种种规律反映了物质的现实，而迈斯特则认为，他们反映了神的现实。马克思认为物质就是实体，而迈斯特认为人世间体现了他的上帝的实体。永恒性使他们在原则上相分离，但历史性终于让他们汇集于一个现实的结论。

[6] 圣西门影响了马克思，而他自己又受到迈斯特与伯纳德的影响。

迈斯特憎恶希腊（希腊使马克思感到为难，他对一切阳光下的美漠然），说它将其分割的思想传给欧洲，从而使之堕落。其实，希腊的思想就是主张统一性，这样说更正确，因为它不能没有中间状态，不知道全体性的历史思想，而这正是基督教所发明的，这种思想今天与其宗教起源切断后，有扼杀欧洲的危险。“难道有一个寓言，一种狂热的爱情，一件败坏道德的事没有希腊的名称、标记、面具吗？”我们且不谈清教徒的狂热。这种强烈的厌恶其实表现了与整个古代世界决裂的现代性思想，相反，它与极权主义的社会主义却紧密联系，使基督教非神圣化，将其纳入一种征服性的教会。

马克思科学的救世主降临说起源于资产阶级。进步，科学的未来，对技术与生产的崇拜，这些是资产阶级的神话，构成十九世纪的教条。人们会注意到，《共产党宣言》与勒南^[7]的《科学的未来》在同一年出版。这种对信仰的最近的声明令当代读者惊愕，却令人对几乎是神秘主义的希望有了最正确的看法，这些希望是十九世纪由工业的高潮与科学的惊人进步所激起的。这种希望正是资产阶级社会自身的希望，而资产阶级是技术进步的受益者。

[7] 勒南（1823—1892），法国著名的思想家。——译者注

进步的概念与启蒙运动时代及资产阶级革命相伴随。在十七世纪即有人对此概念加以启发。关于古代艺术与现代艺术的争论已经在欧洲的意识形态中引入了艺术进步这个完全荒谬的概念。人们也可以更严肃地从笛卡儿主义得出科学在不断增进的想法。但杜尔果^[8]在1750年第一个为新信仰下了清楚的定义。他关于人类思想在进步的演说其实重又摭拾了博须埃的宇宙史，只不过用进步的概念代替了神的意志。“整个人类大众，时而平静，时而动乱，时而善良，时而邪恶，却始终走向更大的完美，虽然步履缓慢。”这种乐观主义为贡多塞^[9]提供了其论述的基本见解，这是一位把进步与国家联系在一起的官方理论家，但又成为这种进步的受害者，因为大革命时期的国家迫使其服毒自杀。索莱尔说得非常对，他说持进步论的哲学恰恰就是适合于享受由技术进步带来的物质繁荣的贪婪社会的哲学。当人们肯定世界的明天比今天更美好时，便会在安逸中寻欢作乐。荒谬的是，进步可用来证明保守主义是合理的。它利用人们对未来的信心，从而使老爷们心安理得。对奴隶们，对那些目前生活悲惨而从天国得不到丝毫安慰的人们，人们保证说至少未来属于他们。未来是老爷们惟一乐于转让给奴隶的财富。

[8] 杜尔果（1727—1781），法国经济学家，路易十四王朝时曾任财政部长。——译者注

[9] 贡多塞（1743—1794），法国著名哲学家与数学家。法国大革命中服毒自杀。——译者注

可以说，这些看法并非不适合现实。但它们之所以适合现实，是因为革命思想又在标榜这个含混而又便利的提法。当然，这涉及的不是同一种进步。马克思对资产阶级的合理的乐观主义没有大加嘲讽。我们将看到，他这样做的原因是不同的。但是朝向一种和解的未来的艰苦行进确定了马克思的思想。黑格尔与马克思主义批判了为雅各宾党人照亮这种幸福历史的笔直道路的那些价值观念。但他们保留了历史在前进的这种见解，只不过他们把它与社会进步混在一起，并断言这是必然的。他们从而承续了十九世纪的资产阶级思想。托克维尔^[10]庄严地宣称：“平等在逐步向前发展，这既是人类历史的过去，又是其未来。”他的观点为伯格尔（他影响了马克思）所继承。为了建立马克思主义，必须用生产力水平代替平等，并认为生产达到最后一级时，变化必将发生，社会便会实现大同。

[10] 托克维尔，十九世纪法国政论家与政治家。——译者注

说到演进的必然性，奥古斯特·孔德^[11]运用他于1822年提出的三个阶段的规律为这种演进下了最系统的定义。奇怪的是，孔德的结论与科学社会主义所接受的结论^[12]相当近似。实证论十分清晰地指出十九世纪意识形态革命的影响，马克思正是这场革命的代表人物之一。这种革命就是要把传统上认为是世界起源的伊甸园与神的启示置于历史的终结。必然接替神学时代与形而上学时代的实证论时代，标志着人道宗教的降临。亨利·古蒂耶正确地指出了孔德理论的特点，说他就是要发现一个没有上帝痕迹的人。孔德的第一个目的就是到处以相对代替绝对，但这个目的很快便由事物的力量转变为相对神化，预言一种普遍而无超验性的宗教。孔德从雅各宾派对理性的崇拜中看到实证论的先兆，自命是1789年革命党人的真正继承者。他继承与扩大了这场革命，消除了原则的超验性，创建了人种的宗教。他的名言“以宗教的名义排除上帝”，其含意不是指其他任何东西。他创立的学说以后风靡一时，他想成为这种新宗教的圣保罗，用巴黎的天主教代替罗马的天主教。人们知道，他希望在教堂中看到“神化的人的雕像立在古代的神的祭坛之上”。他准确地计算着在1860年以前将会在巴黎圣母院传授实证论。这种计算并不荒唐可笑。圣母院严加防范，始终不让他得逞。然而，人道的宗教终于在十九世纪末得以布道。马克思虽然可能没有读过孔德的著作，却成为其预言者之一。马克思仅仅懂得一种超验性的宗教，它就称作政治。孔德也了解这一点，或者至少明白他的宗教首先是社会崇拜，即意味着政治现实主义^[13]，否定个人的权利，建立专制政治。这个社会中，学者们成为传教士，两千个银行家与技术人员主宰着两千万居民的欧洲，那里个人生活与公共生活绝对融为一体，行动、思想与心灵必须绝对服从于统治一切的大神甫，这就是孔德的乌托邦，可称之为我们时代的宗教。的确，这是空想，因为他虽深信科学照亮万物的能力，却忘记考虑到需要有警察。其他的哲学家会更加实际。人道的宗教确实将会建立，但是建立在人的血泪与痛苦之上。

[11] 孔德（1798—1857），法国数学家与哲学家，实证主义创始人，他提出的社会发展三个阶段为神学阶段、形而上学阶段与实证阶段。——译者注

[12] 《实证主义哲学教程》最后一卷与费尔巴哈的《基督教的本质》于同一年出版。

[13] “自发地发展起来的一切，在一定的时期内必然是合理的。”

最后还应该指出，马克思从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汲取了工业生产在人类发展中有巨大作用的思想，从资产阶级工业革命的经济学家李嘉图那里得到了他的劳动价值理论的基本内容。这样，我们便有权谈论他对资产阶级的预见。这些对照不过旨在指出，马克思并非像我们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希望的那样是哲学新的开始与终结^[14]。相反，他具有人道的性质：他在成为先驱之前是继承者。他想让他的学说成为现实主义的，而在科学的宗教、达尔文进化论、蒸汽机和纺织工业的时代的确也是如此。一百年后，科学出现了相对论、不确定性与偶然性。经济学应当考虑电力、冶金与原子生产。马克思主义想吸纳这些接连不断的发明的意图归于失败，这也是它的时代的资产阶级乐观主义的失败。马克思主义者意欲使百年间的陈旧真理凝固下来而又不失其科学性，这种希望成为可笑之举。十九世纪的救世主降临说，不论是革命的还是资产阶级的，未能抗拒科学与历史的这些连续的发展成就，而它在不同程度上曾使之神化。

[14] 日丹诺夫提出，马克思主义从性质上说不同于以前任何体系的哲学。这就是说，马克思主义或者不是笛卡儿主义，这是无人否认的，或者未从笛卡儿主义汲取任何东西，这却是荒谬的。

革命的预言

马克思的预言就其原则而言也是革命的。人的一切现实均可在生产关系中找到其根源，历史的变化是革命的，因为经济是革命的。在生产的每个水平，经济都引起对抗，它为了更高水平的生产而摧毁相应的社会。资本主义就是这些生产阶段的最后一个，因为它创造出条件，使一切对抗得到解决，那时再没有经济。到那一天，我们的历史将成为史前史。从另一种前景看，这种见解正是黑格尔的。辩证法应从生产与劳动的角度来论述，而非从精神的角度。无疑，马克思本人从未谈到过辩证唯物主义，而留待其继承者去颂扬这头逻辑的怪物。但他同时说现实是辩证的又是经济的。现实在永恒地变化，由对立面的撞击而加快，每当对立面结合为更高级的事物，便会引起其相反的方面，重又推动历史前进。黑格尔用现实向精神发展的观点而肯定的一切，马克思用经济向无产阶级社会发展的理论而加以肯定。万物皆同时既是其自身，又是其反面，这种矛盾促使它变成另一种事物。资本主义由于是资产阶级的，表明自己是革命的，从而成为共产主义的温床。

马克思的独特之处在于，他断言历史既是辩证的，又是经济的。黑格尔更加极端，断言历史既是物质，又是精神，正由于它是精神，因而才是物质，反之亦然。马克思否定精神是最后的实体，从而肯定了历史唯物主义。人们可以立即用柏尔加埃夫的论述指出，辩证法是不可能与唯物主义结合在一起的。惟有在思想的范畴才存在辩证法。唯物主义本身是含糊不清的概念。仅仅为了构成这个名词，便应当说世界上除物质外还有其他东西。可以更有理由说，这一批判也适用于历史唯物主义。历史与自然界的不同，恰恰在于它用意志、科学和情感的手段改造自然。马克思因而并非是纯粹的唯物主义者，道理很明显，因为不存在纯粹的或绝对的唯物主义。唯物主义决非纯粹的，因为它承认武器可使理论获胜，而理论也可使武器产生。马克思的立场可以恰当地称之为历史决定论。他并不否认思维，而是认为思维绝对是由外在的现实所决定的。“在我看来，思维的运动仅仅是真实的运动的反映，是其传送与转移于大脑的结果。”这个相当粗浅的定义无任何意义。外界的运动如何并通过什么“传送于大脑”？与确定运动如何“转移”于大脑这个难题相比，前一问题的难解之处是微不足道的。而马克思创立了他的时代的简便的哲学。他想表达的含义可以在其他方面加以确定。

他认为，人不过是历史，尤其是生产资料的历史。马克思确实指出，人之区别于动物，即在于他能生产生活资料。倘若人不吃饭，不穿衣，不住房屋，便不会生存下去。生存的这个首要条件是他提出的第一个决定因素。他此时所思索的问题直接与不可缺少的生活需求有关。马克思以后指出，这种依赖性是永恒的与必然的。“工业史是一部关于人的基本能力的打开的书。”他个人对其学说的推演就是从这一论断进行的。人对经济的依赖是惟一的与充分的，不过这尚有待论证。可以同意经济的决定性对人的行为与思想的发生起着主要作用，但不能因此像马克思那样说，德国人对拿破仑的反抗只能用糖与咖啡匮乏来解释。此外，纯粹的决定论本身也是荒谬的，倘若并非如此，只需一个真实的论断即足以让人们获得全部真理。然而实际情况并不是这样，或者我们从未提出过一个真实的论断，甚至包括提出关于决定论的论断，或者我们说出了真实的论断，却无结果。由此可见决定论是错误的。然而，马克思如此任意地将问题简单化，也有其道理，不过与纯粹的逻辑毫不相干。

把经济决定一切作为人的根源，就是把人归结为其社会关系。没有孤立的人，这是十九世纪无可争辩的发现。由此随意地进行引申，就可以说，人在社会中之所以感到孤独，只是由于社会的原因。如果用人身之外的某个东西来说明人的孤独精神，这个人便走在超验性的道路上。相反，社会仅以人为作者。若能断言社会同时是人的创造者，是可以认为已经掌握能将超验性清除掉的全部解释。人于是如马克思所希望的那样，成为“其自身历史的作者与演员”。马克思的预言是革命的，因为他结束了由启蒙运动的哲学所开始的否定运动。雅各宾派摧毁了以人为神的超验性，而代之以原则的超验性。马克思又摧毁了原则的超验性，而创立了当代的无神论。在1789年，信仰由理性所代替，但这种理性自身由于是凝固不变的，也是超验的。马克思比黑格尔更激进，摧毁了理性的超验性，把它投入历史中。理性在他们之前是起调节作用的，现在却成为征服性的。马克思比黑格尔走得更远，把他看做唯心主义者（其实他并不是，犹如马克思不是唯物主义者），因为精神的主宰以某种方式恢复了一种超历史的价值。《资本论》重新推出统治与奴役的辩证法，但以经济的自治代替了自我意识，以共产主义的来临代替绝对精神的最后统治。“无神论是消灭宗教的人道主义，共产主义是消灭私人财产的人道主义。”宗教的奴役与经济的奴役有相同的起源，只有在实现了人对其物质决定性的绝对自由时，才能了结与宗教的关系。革命就是要实现无神论与人的统治。

这就是马克思强调经济与社会决定性的原因。他最有成效的努力即在于揭露隐藏在他的时代的资产阶级的表面价值后面的现实。他的蒙蔽人的理论依然有价值，因为它的确是普遍适用的，也适用于愚弄人的革命理论。梯也尔先生^[15]所崇尚的自由是由警察所捍卫的特权的自由，保守的报纸所鼓吹的家庭社会地位就是男男女女半赤裸着身体下到矿井，被一根绳索联结起来，工人卖淫盛行。一个庸俗贪婪的社会的虚伪使诚实与智慧从属于自私的目的。马克思这位无与伦比的启迪民智者以前所未有的雄伟力量揭露了这种种不幸。这种义愤填膺的揭露带来了其他的过分行为，从而需要另一种揭露。然而，必须了解与说出这种揭露产生于1834年在里昂被镇压的起义的血泊与1871年凡尔赛的道德家们卑鄙的残暴行为^[16]。“一无所有的人在今天依然毫无任何地位。”如果说这个论断在现在的确是错误的，它在十九世纪乐观主义的社会中却几乎是正确的。繁荣的经济所带来的极度的精神堕落使马克思把社会的与经济的关系放在第一位，越加鼓吹他提出的由人统治的预言。

[15] 梯也尔（1797—1877），法国反动政治活动家，1871年2月任政府首脑，后血腥镇压巴黎公社。——译者注

[16] 前者指里昂工人第二次起义，后者指巴黎公社，二者均遭当时的反动政权血腥镇压。——译者注

人们于是会更好地理解马克思纯粹用经济对历史进行的解释。如果这些原则在撒谎，惟有苦难与劳作的现实是正确的。如果人们以后指出，这种现实足以解释人的过去与未来。这些原则将会被打倒，而利用这些原则的社会也将被摧毁。这就是马克思所从事的事业。

人是随着生产与社会而形成的。土地所有权的不平等，生产手段或多或少地迅速改进，为生存而进行的斗争，这一切急速地创造了社会不平等，集中体现在生产与分配之间的对立，首先是阶级斗争。这些斗争与对立成为历史的动力。古代奴隶制，封建农奴制，是走向古典时代手工业的漫长道路上的几个阶段。在手工业时代，生产者是生产资料的主人。此时，世界道路的开通与新市场的发现要求一种非地域化的生产。生产方式与分配的新要求之间的矛盾已经宣告农业与工业小生产制度的终结。工业革命、蒸汽机的发明与争夺市场的竞争，必然导致小业主的被吞并与大工厂的出现。生产资料于是集中在有能力购买它们的人们手中，真正的生产者与工人仅仅能够支配他们手臂的力气，将它出卖给“有钱币的人”。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的特征因而便是生产者与生产资料的分离。由这种对立而衍生出一系列不可避免的后果，使马克思可以宣布社会的对抗终将结束。

我们已经注意到，乍看起来，坚实地建立起来的阶级之间辩证的斗争原则一下子便不再正确，这是说不过去的。这原则永远是正确的，或者它从来就不正确。马克思肯定地说，革命之后再没有阶级，如同1789年之后再无三个等级一样。然而等级消失了，阶级却并未消失，没有任何东西能说明，阶级不会让位于另一种社会对抗。而马克思主义预言的基本内容就是肯定再无社会对抗。

人们已了解马克思主义的要旨。马克思在亚当·斯密与李嘉图之后，以生产商品所付出的劳动量来确定一切商品的价值。无产者向资本家出卖的劳动本身也是一种商品，其价值因生产它的劳动数量决定，也就是说，由维持生产者生存所必须消费的生活资料的价值确定。购买这种商品的资本家于是付给出卖劳动的工人足以维生与繁衍后代的工资，但他有权要求工人在尽可能长的时间内干活。工人要工作很长时间，付出的劳动比维持生存所必须付出的劳动要更多。例如，每日劳动十二个小时，如果其中一半的劳动所产生的价值即相当于维持生存的生活资料的价值，那么另外六个小时的劳动则未得到报酬，这就是剩余价值，即资本家的利润。资本家的兴趣所在就是最大限度地延长工人的劳动时间，或者当无法再延长时，便最大限度地提高工人的生产率。前者是依靠警察的残酷行径，后者则依靠对劳动的安排，首先是劳动分工，然后是使用机器，这一切都使工人失去人性。另一方面，为市场进行的斗争，为新生产资料投入越来越多的资金，导致了生产集中与资本积累。小资本家首先被大资本家吞并，因为后者可以长期保持亏本的价格。利润中越来越大的部分投资于新机器，积累于资本中最稳定的部分。这双重的运动首先造成中产阶级的破产，使他们加入无产者大军，惟一由无产阶级所创造的财富集中于数目越来越少的人们手中。无产者的人数越来越多，生存状况日益悲惨。资本仅仅集中于一些大亨手里，其日渐增长的财富建立在盗窃之上。这些大亨受到接连不断的经济危机与资本主义制度矛盾的冲击，甚至再难以保证其奴隶们的生存，奴隶们于是便依赖私人或官方的施舍。无数受压迫的奴隶大军终于不可避免地面对一小撮卑鄙的老板，发动革命的日子终将会来到。“资产阶级的衰亡与无产阶级的胜利都是不可避免的。”

这个以后非常著名的论断仍未让人们认识到对抗会终结。在无产阶级获得胜利后，为生活而进行的斗争仍可能会发生，从而产生新的对抗。那时会有两个观念介入，一个是经济的，即生产的发展与社会的发展的一致性，另一个纯粹是理论体系方面的，即无产阶级的使命。这两个观念在人们称之为马克思的积极宿命论中汇合在一起。

由资本集中在少数人手中而带来的经济进展，使对抗既更加残酷，又可以说对抗是不真实的，仿佛生产力发展到最高程度，无产阶级不必费多大力气即可独自掌握生产资料，它们从私人手中被夺取过来，集中在广大民众手中，以后成为公共的。当私有财产集中在一个无产者手中，仅仅由于一个人的存在而与集体财产相分离。私人资本主义不可避免的结果是国家资本主义，只要以后把它用来为大众服务，就会出现一个新社会，资本与劳动在那里合二为一，将以同样的生产产生出丰富的物品与正义。马克思正是考虑到这样一种幸福的出路，而一直在颂扬资产阶级所不自觉地承担的革命角色。他谈到资本主义的“历史权利”，它既是进步的又是苦难的源泉。在他看来，资本的历史使命与正当性就在于为更高级的生产方式准备了条件。这一生产方式自身并不是革命的，仅仅是使革命获得圆满结局。惟有资产阶级生产的基础是革命的。马克思断言，人类自己所提出的谜它是可以解答的。他同时指出，问题的解决之道就萌生于资本主义本身中。他因而建议要容忍资产阶级国家，甚至要协力使之建立，而不是回到工业化程度更低的生产。无产者“能够而且应该接受资产阶级革命，把它视为工人阶级革命的条件”。

马克思于是成为生产的预言家。可以认为，仅仅在这一点上，他把制度置于比现实更重要的地位。他从未停止过为资本主义的经济学家李嘉图辩护，反驳有些人指责他为了生产而要求发展生产（马克思大喊：“这完全正确！”），而不关心民众。马克思的答复是“这恰恰是他的价值所在”，语气同黑格尔一样专断。当民众应该为拯救全人类效力时，牺牲他们又有何妨？进步就好似“那个可恶的异教天神，他只愿意在被杀死的敌人的头颅中喝仙露”。这种进步至少在可怕的工业化后出现的和解之日，不再令人痛苦。

然而，如果无产阶级不能避免这场革命，不可避免地会拥有生产资料，他会以此为所有的人谋利益吗？在他的内部不会出现等级、阶级与对抗吗？这种保证在哪里？保证就在黑格尔的学说中。无产阶级不得不把他的财富用于所有的人的利益。他不是无产阶级，他是与特殊性即资本主义相对立的普遍性。资本家与无产阶级的对抗是特殊性与普遍性之间的斗争的最后一个阶段，这场斗争引起了主人与奴隶的历史悲剧。按照马克思所描绘的理想方案，无产阶级首先将包容一切阶级，只将一小撮老爷排除在外，他们是革命所要摧毁的“人所共知的罪恶”的代表。此外，资本主义在让无产者最后失去一切之时，也逐渐地使他摆脱了可把他与其他民众分隔开来的一切意愿。他一无所有，没有财产，没有道德，没有祖国。他仅仅属于那惟一的人类，以后将成为其赤裸裸的无情的代表。他肯定了自己，便肯定了一切与一切人。并非因为无产者们是神，而恰恰是因为他们沦于最非人的境地。“无产者惟有完全摆脱他们这种地位，才能实现对自己的完全肯定。”

从极端的屈辱中获得最高的尊严，这就是无产阶级的使命。他由于苦难与斗争，而成为人类的基督，赎回异化的集体罪孽。他首先是无数的承担全部否定的人，随后成为完成最后的肯定的使者。“无产阶级不消失，哲学则无从实现自己，而没有哲学的实现，无产阶级也不能解放自己。”还有，“无产阶级只能生存于世界历史的范围……共产主义的行动只能作为全球的历史现实而存在。”但这位基督同时是复仇者。按照马克思的说法，他在执行私有制对自身的判决。“我们时代的各个房屋都被标上了神秘的红十字，法官是历史，判决的执行者是无产者。”这种情况的实现是不可避免的。危机会连连发生^[17]，无产阶级的沦落将会加深，其人数不断增加，直到发生全球危机，那时交换的世界将会消失，历史经过一次最后的暴力后便不再有暴力。一个符合预期目的的王国将会建立起来。

[17] 马克思预料每十一二年发生一次危机，而且周期会“逐渐缩短”。

人们明白，这种必然性被考茨基这样的马克思主义者推向政治上的寂静主义，黑格尔思想也发生过这种情况。考茨基认为，无产阶级制造革命的能力和资产阶级阻止革命的能力都很微薄。甚至列宁，他虽然相反选择了这种学说的积极方面，也在1905年以一种专断的口气写道：“想通过其他途径而不是大力发展资本主义来寻求工人阶级的拯救，这是一种反动思想。”马克思认为，经济的性质就是不能跳跃，决不能消除它的各个阶段。说改良主义的社会主义者在这一点上是忠于马克思的，这是完全错误的。相反，这种必然性排除了一切改良，因为这样便会减缓社会发展灾难性的一面，从而推迟不可避免的结局。按照这种态度的逻辑，应该赞同加重工人苦难的一切行为。为了工人将来有一天得到一切，现在他们不能享有任何东西。

这并未阻止马克思感觉到这种寂静主义的危险。政权不容等待，否则便会无限期地推后。必须夺取政权的一天将会来临，但对马克思著作的所有读者说来，这一天是令人怀疑的。关于这一点，他依然自相矛盾。他指出，社会“必然要历史性地转入工人专政”。至于这种专政的性质，他的解释是矛盾的^[18]。可以肯定的是，他以明确的言词否定了国家，说国家的存在与奴役是不可分的。但他反对巴枯宁不无道理的看法。巴枯宁认为，暂时的专政的概念与工人们所了解的人的本性是相违背的。的确，马克思认为，辩证的真理高于心理上的真理。辩证法是如何说的？辩证法说，“废除国家只有在共产主义者那里有意义，视之为消灭阶级的必然结果。阶级的消失会自然而然地再无必要由一个阶级建立政权，以压迫另一个阶级。”根据这一提法，那时对人的治理将让位于对事物的管理。辩证法因而是明确的，它仅仅肯定了无产阶级国家在消灭资产阶级时应存在。然而不幸的是，对这种预言与必然性也可作出另外的阐释。假若这样的王国肯定会降临，等多少年又有何妨？对不相信未来的人而言，苦难决不是暂时的。然而在确信第一百零一年会实现最后的城邦的人们看来，一百年不过是瞬息间的事。从这个预言的观点来看，一切皆不重要。不管怎样，无产者正是按照发展生产的逻辑，在生产的顶峰建立起对世界上人类的治理。由专政与暴力来达到这一点，又有何妨？在这个有精良机器隆隆作响的耶路撒冷，有谁还会记得被扼杀的人们的嘶鸣？

[18] 米歇尔·科利奈在《马克思主义的悲剧》中提到，马克思著作中有三种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形式：《共产党宣言》提出雅各宾共和国，《雾月十八》中提出独裁的专政，《法兰西内战》中提出联邦的与极端自由主义的政府。

在历史最后阶段出现的黄金时代肯定了这一切都是合理的。必须思考马克思主义非凡的雄心，对其大肆的宣传作出评价，才能明白这样的希望不得不忽略那些看起来是次要的问题。“共产主义是由人并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拥有，是人作为社会的人，即真正的人而回归于自己，是完全与自觉的回归，并保留了内心运动的一切财富。这种共产主义是完成了的自然状态，与人道主义是一致的：它是人与自然、人与人、本质与存在、客观化与对自己的肯定、自由与必然、个人与群体之间的冲突的真正结束。它在解开历史的神秘，而且知道它能够解开它。”惟有语言在这里希望自己是科学的。从根本上说，这番话与傅立叶说的又有何区别？傅立叶也曾宣布，“沙漠将成为沃土，海水可以饮用，味道甘美，将来永远是春天……”他们用教皇通谕式的语言向我们宣布了人类永恒的春天的降临。没有神的人类除了人的王国之外，还想得到与期待什么呢？这可以解释门徒们的焦虑。他们之中的一个人说，“在一个没有忧虑的社会，很容易不知道死亡为何物？”然而，这是对我们社会的真正谴责。对死亡的忧虑是触及游手好闲的人而非劳动者的奢侈品，因为劳动者已经被活计压得喘不过气来。但一切社会主义，首先是科学社会主义，都是乌托邦。未来以乌托邦代替了上帝，乌托邦于是把未来与道德视为一回事。惟一有价值的就是能为这个未来效力的东西。因而它曾经是，而且几乎永远是强制性的与专制的。马克思作为空想家，与其先驱没有区别，而他的部分教导又可为其继承者进行辩解。

当然，人们有理由坚持对道德的要求，这实际上正是马克思主义梦想的实质。在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失败之前，应该说这种要求正是马克思真正的伟大之处。他把劳动、劳动不公正地丧失地位及劳动的尊严放在思索的中心。他反对使劳动仅仅成为商品，使劳动者成为物品。他向特权者提出，他们的特权并非是神圣的，他们的财产也绝非永恒的权利。他谴责那些没有权利心安理得保有财产的人们，以无与伦比的深刻性揭露了那个阶级，其罪恶不在于握有权力，而在于把权力用来为一个庸俗而毫无真正性可言的社会效劳。我们从他那里接受了对我们时代感到绝望的思想（在这里，绝望比一切希望更有价值），这种思想认为，当劳动沦为商品时，就谈不到生活，尽管劳动占去了生命的全部时代。不论这个社会如何吹嘘，当人们以后了解到它是倚靠千百万心如死灰的人们的劳动才得以享乐时，有谁会在社会中宁静地睡眠呢？马克思为劳动者争取真正的财富，它不是金钱而是充裕的时间与创造，他要求提高人的质量。人们可以坚定地说，他决不想贬低人的价值，而有人却以他的名义这样做。他说：“需要借助不正当手段的目的绝非正当的目的。”这句明确而尖锐的话否定了其得意扬扬的门徒们所自诩的高尚和人道精神。

然而尼采的悲剧又在这里重现。其雄心与预言是豪迈的，适合于全世界，而其学说却是有局限性的。把一切价值归结为惟一的历史，这招致最极端的后果。马克思认为历史的目的是道德的与合理的。这正是他的空想。而正如他所知道的，空想最终会服务于他所否定的犬儒主义。马克思摧毁了一切超验性，完成了从事实向责任的过渡。但这种责任的原则仅存在于事实之中。对正义的要求若非首先建立在道德肯定正义的基础上，便非导致非正义。缺少了这一点，罪恶有朝一日会变成责任。当善与恶在事件中混淆时，一切再无所谓坏，而只不过是过早或过迟的问题。除了机会主义者，谁能决定合适的时机。他的门徒们说，以后你们会作出判断的。然而，受苦者到那时已不存在于人世，无法判断了。对受害者而言，惟有现在是有价值的，反抗是惟一的动机。有人肯定会运用救世主降临说对付受害者。也许马克思并不支持这种说法，但这正是他必须考虑的责任。他以革命的名义为以后反对一切形式的反抗而进行的血腥斗争进行辩护。

预言的失败

黑格尔在1807年结束了历史，圣西门主义者认为1830年与1848年的革命动乱是最后的，孔德于1857年去世，他那时曾准备登上讲坛向终于从谬误中回头的人类宣讲实证主义。后来又轮到了马克思，他以同样盲目的浪漫主义预言无阶级的社会与历史的神秘革命。不过他更加精明，没有提出明确的日期。不幸的是，他的预言也描述了历史进程，宣布了历史事件的趋势。而历史事件与事实却忘记加入他的概括之中，这已经说明必须用暴力把它们带入其中。尤其是这些预言，从它们表述了千百万民众热烈的希望的时刻起，便不能是遥遥无期而不造成不良后果的。由于失望而把耐心的希望变为愤怒的时刻来到了，这时，人们所执著肯定的同样目的越发被强烈地追求，它于是不得不寻求其他手段。

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革命运动如同最初的基督教教徒一样，期待着世界末日与革命的基督重新降临人间。人们知道，在最早的基督教徒的社会中，这种情感持久不衰。在四世纪末，古罗马帝国统治的非洲有位主教计算出世界还会存在一百年，到那时上天的王国会降临，必须毫不迟疑地使自己配得上它。这种情感在公元一世纪是普遍的，这就说明了最初的基督教徒何以对纯粹的神学理论漠不关心。如果救世主不久将重降人世，那么应该把一切献给火热的信仰，而不是著作与教条。在克莱芒与泰杜连^[19]之前的一个多世纪中，基督教文献对神学问题漠不关心，对典籍不去钻研。待福音书中讲述的基督降临说已远离现实，他们便必须靠信仰而生活，也就是著书立说。这时便产生了虔诚的信仰与传授教理，圣保罗于是构建宗教信条。教会使这种信仰成为具体的有形之物。其实，它不过纯粹是对将要到来的王国的一种向往。必须在这个世纪安排好一切，甚至殉道者。其世俗的代表是僧侣组织，连布道也要借助宗教裁判所法官的道袍。

[19] 克莱芒为一世纪天主教罗马教皇。泰杜连为二世纪天主教会圣师，天主教教义辩护者。——译者注

从革命的基督再临说的失败产生了类似的运动。我们所引用的马克思的话语令人对那时的革命思想的热切希望有个正确的看法。这种信仰尽管遇到部分挫折，仍不断增长，直到1917年面临其几乎实现的梦想。李卜克内西^[20]大喊：“我们为天国的大门而斗争。”革命世界在1917年认为自己真正到达了天国的门前。罗莎·卢森堡的预言正在实现。“革命在明天会汹涌澎湃地蓬勃高涨，号角齐鸣，令你们惊恐。它宣布：我过去存在，我现在发生了，我将会成功！”斯巴达克思运动认为已接近最后的革命，因为根据马克思本人的说法，这场革命应从俄国革命开始，由西方革命完成。1917年的革命之后，一个苏维埃的德意志将会打开天国的大门。然而斯巴达克思联盟被粉碎，法国1920年的总罢工遭到失败，意大利的革命运动被扼杀。李卜克内西于是承认革命尚未成熟。“革命的年代并没有结束”。我们于是明白了失败如何过度激起了受到压制的信仰，直至激发宗教式的忧虑：“经济崩溃的轰隆声已隐约可闻，沉睡的无产者大军将会醒来，犹如听到最后审判的号角一样，被屠杀的斗士们的尸体将站立起来，向那些带来恶运的人算账。”就在此时，他本人与罗莎·卢森堡被杀害，德国又要陷入受奴役的状态。俄国革命一直是孤立的，依靠它自己的制度而生存，离天国之门仍很遥远，尚待组织最后的成功。基督再降临说已远离现实。信念未受到损害，但马克思未曾预见到的一大堆问题与发现困扰着它。新的教会重又面对着伽利略：为了保持其信念，它只好否认太阳，使自由的人受到侮辱。

[20] 李卜克内西与卢森堡均为德国社会民主党与第二国际左派领袖，德国共产党创始人，1916年1月组织斯巴达克思联盟，1919年1月二人同时被反动政府杀害。——译者注

在这种时刻，伽利略会说什么呢？为历史本身所证明的这预言具有的错误是什么呢？人们知道，当代世界的经济发展驳斥了马克思的某些论断。如果说，在资本的无限集中与无产者的无限扩大这两个平行的运动陷入困境时应该发生革命，革命却没有发生或不会发生。资本与无产者皆不忠于马克思。在十九世纪工业化的英国所观察到的趋势在某些情况下被否定了，在其他情况下变得复杂起来。理应加速的经济危机相反在拉长了时间距离。资本主义晓得了计划化的秘密，自身也在促进这头刺蜥的生长。另一方面，由于股份公司的建立，资本非但没有集中，反而产生了一批小资金拥有者，他们最为担心的肯定是鼓励罢工的行为。在很多情况下，小企业如马克思所预见的那样，被竞争所挤垮。但生产的复杂性使不少小工厂在大企业周围迅速发展起来。1938年，福特宣布有五千二百个小工厂在为他干活。这种趋势在以后有所加强。也可以说，由于财力雄厚，福特掌握着这些企业。但重要的是，这些小工厂形成了一个中间社会阶层，使马克思构想的社会结构复杂化。最后，对农业经济而言，资产集中的规律是绝对错误的。马克思研究农业经济时态度轻率。这一缺陷在这里具有重要性。我们世纪的社会主义历史从某个方面来说，可以看做是无产阶级运动对农民阶级的斗争。这个斗争继续了十九世纪专制社会主义与极端自由主义的社会主义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斗争，而后者的根源显然是农民与手工业者。马克思因而在意识形态方面有必要思考农民问题，但出于体系的要求把一切都简单化了。这种简单化使富农付出昂贵的代价，他们成为历史规律方面的五百多万个例外，立即遭遇到死亡和流放。

同样的简单化使马克思在追求民族性的世纪忽略了民族现象。他认为，由于贸易与交换，由于无产阶级化，民族间的樊篱已经坍塌，而正是这些樊篱使无产阶级丧失理想。若要说明历史，民族间的斗争至少同阶级斗争是同等重要的。但民族不能用经济予以全部说明，马克思的体系无视这一点。

从无产阶级这方面来看，也与他的理论不相一致。马克思的忧虑首先得到证实：改良主义与工会的行动获得了生活水平的提高与劳动条件的改善。这些实惠尚远不足以构成社会问题的公正规则。然而，马克思时代英国纺织工人的悲惨状况，非但没有如他所想的那样更加普遍，反而消失了。马克思在今天不会对此抱怨的。他预言中的另一个错误使此事得到平衡。人们的确可以看到，最有效的革命行动与工会活动始终是由工人中的优秀分子进行的，饥饿并未使他们绝种。苦难与堕落依然如马克思以前的年代一样，他不希望这种状况成为奴役的因素，而非革命的因素。1933年，德国三分之一的劳动人民陷入失业，资产阶级社会不得不让他们活下去，从而具备了马克思所要求的进行革命的条件。未来的革命者们盼望着国家发面包，这并非好现象。这种被迫养成的习惯带来了其他习惯，这些习惯可不是被迫的，希特勒把它们归纳到他的主张中。

最后，无产阶级的人数并没有无限增长。每个马克思主义者所希望看到的工业生产条件的改进，却使中产阶级大量增加^[21]，甚至创造了一个新的社会阶层，即技术人员阶层。列宁所珍视的建立一个工程师同时又是操作工的社会的理想与事实相抵触。最主要的事实是技术如同科学一样已大大复杂化，一个人不可能全部掌握其原理与应用。例如，一个当今的物理学家不可能对他时代的生物科学有全面了解。即使在物理学领域内部，他也不能自诩掌握了这个学科的各个分支。对技术说来亦复如此。资产阶级与马克思主义者把生产率看做是个好东西，从它飞速发展的时刻起，马克思所认为可以避免的劳动分工成为不可阻止的。每个工人仅仅从事一种个别的劳动，无从了解其产品的生产全貌，而对工人的劳动进行调配的人员由于其职能本身而构成一个阶层，其社会重要性是决定性的。

[21] 从1920年到1930年，生产率大大提高，美国冶金工人的数目因之减少，而同时，依靠冶金工业维生的销售人员却几乎增加一倍。

这是一个伯恩汉姆所宣布的技术官僚时代。应该正确地指出，西蒙娜·韦尔在十七年前已描述过这个时代，但未得出伯恩汉姆作出的不可接受的结论。人类已知道有两种传统的压迫方式，即武器的与金钱的压迫，韦尔又为之增添了第三种压迫，即职能的压迫。她写道：“可以消除购买劳动者与出卖劳动者之间的对立，却无法消除支配机器的人们与受机器支配的人们之间的对立。”马克思消灭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对立的意愿遇到了生产中必不可少的手段。马克思在《资本论》中预见到，在资本高度集中时“经理”的重要性。然而他未曾想到，这种集中在废除私有制后仍将存在。他说，劳动分工与私有制是同一类表现。历史证明了相反的情况。建立在公有制基础上的理想制度被定义为公平加电气化，然而，最后却只有电气化而没有公平。

有关无产阶级使命的主张时至今日最终仍未能在历史中体现出来。这就概括了马克思预言的失败。第二国际的分裂表明，无产阶级除了其经济状况外还由其他东西所决定，他是有祖国的，这与那条著名的论断是相反的。无产者的多数人同意或接受了战争^[22]，不论是否情愿，与当时情绪激愤的民族主义分子站在一起。马克思认为，工人阶级在取得胜利之前会掌握司法与政治方面的能力。他的错误仅仅是认为，极度的贫困，尤其是工业带来的苦难，会使工人走向政治上的成熟。可以肯定，在巴黎公社期间与以后，对极端自由主义革命的扼杀限制了工人群众的革命能力。不管怎样，马克思主义者从1872年起轻而易举地控制了工人运动，由于其自身的力量，同时也由于可以与之抗衡的惟一的社会主义传统被淹没在血泊之中。在1871年的起义者中间实际上没有马克思主义者。对革命的这种自动清洗由警察国家一直持续进行到当代。革命越来越一方面交到官僚主义者与空论家手中，另一方面交给了失去方向的衰弱的群众。当革命的精英被处死而让塔列朗^[23]活下来时，有谁会反对拿破仑·波拿巴呢？除这些历史原因外，还有经济方面的需要。应该阅读一下西蒙娜·韦尔关于工人状况的文章，即可了解劳动的合理化会造成何种程度的精神衰竭与无言的绝望。韦尔说得对，工人的条件已加倍地不人道，首先是一贫如洗，其次是失去尊严。一种人们感兴趣的劳动，一种创造性劳动，即使报酬很低，也不会令生活沉沦。工业社会主义未给工人的条件做任何根本的事情，因为它未触动生产与组织劳动的原则，相反却对之颂扬。它可以向劳动者宣传其历史的合理性，犹如向受苦难折磨而死的人许以天堂的欢乐，二者具有同等的功效。它从未给劳动者以创造的乐趣。在此水平，成为问题的已不是社会的政治形式，而是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均要依赖的技术文明的信条。任何思想若不能解决这个问题，便几乎不会触及工人的苦难。

[22] 指第一次世界大战。——译者注

[23] 塔列朗，十九世纪法国外交家，法国大革命后，曾在数届政府中任外交部长。——译者注

仅仅由于马克思所赞美的经济力量的作用，无产阶级便抛弃了马克思交付给他们的历史使命。人们会原谅马克思的错误，因为面对领导阶级的堕落，一个为文明忧虑的人本能地会寻找代替他们的优秀分子。然而这种要求仅就其本身来说，并不是创造性的。革命的资产阶级1789年夺取了权力，因为他已经有了这种要求。正如米尔·莫纳罗所说，在那个时代法律落后于事实。事实是资产阶级已经支配着指挥的岗位与新的权力，即金钱。无产阶级并非如此，他所拥有的只是贫困与希望，正是资产阶级使他们陷入这种贫困。资产阶级由于疯狂追求生产率与物质力量而变得卑鄙。这种狂热生产的组织不能创造优秀分子，对这种组织的批判与反抗意识的发展，相反可以锻炼出替代的优秀分子。惟有革命的工会运动及勃鲁蒂耶与莱索尔投入这条道路，想通过文化与职业教育培养出被没有荣誉的世界曾经召唤并依然在召唤的新干部。这并非一日之功，而新主人已经登场，他们所感兴趣的是立即利用劳苦大众的不幸，而非尽可能地并刻不容缓地减轻千百万民众的可怕的痛苦。专制社会主义者认为历史发展得太慢，为加速其进程，应该把无产阶级的使命交给一小撮空论家。正由于这样，他们成为第一批否定这个使命的人。然而，这种使命仍然存在着，但内涵已不是马克思所规定的那样，而是如同一切人类群体的使命一样，他们会为其辛劳与痛苦而感到骄傲与充实。为了让这个使命得以表现，必须冒风险，信任工人的自由与自发性。相反，专制社会主义为了一种渺茫的理想的自由而取消了这种生机勃勃的自由，这样一来，不管它是否愿意，便加强了由工业资本主义所开始的奴役事业。由于这两种因素的协同作用，在一百五十年间，除巴黎公社这个反抗者的革命的最后庇护所之外，无产阶级没有其他历史使命，惟有被出卖而已。无产者曾经战斗，终于牺牲，结果是把权力交给军人或知识分子，即未来的军人，轮到他们来奴役无产者。然而，这场斗争是无产者的尊严所在，得到了愿意分担他们的不幸与希望的所有人们的承认。这尊严是从新旧主人那里获得的。在无产者敢于利用这尊严时，它否定了这些主人。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尊严预示着他们的黎明。

马克思在经济方面的预言因而至少为现实所怀疑。他对经济的见解的正确部分，就是一个社会的结构越来越由生产节奏确定。不过，他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都持这种观点。资产阶级对科学技术的进步所抱的幻想为专制社会主义者所分享。这些幻想产生了机器驾驭者的文明。由于竞争与控制，他们会分裂为敌对的集团，但在经济领域仍受相同的规律所支配：资本的积累，不断增长的合理化生产。涉及国家最高权力的政治分歧是相当大的，不过由于经济的演变而可能缩小。惟有道德分歧，与历史的犬儒主义相对立的品德分歧是牢固的。但生产压倒一切的要求控制着这两个领域，在经济方面使之成为一个世界^[24]。

[24] 确切地说，只有当生产率被作为目标，而非作为可起解放作用的手段，它才是有害的。

无论如何，如果经济压倒一切的要求是不能否定的，其后果则并非如马克思所想像的那样。就经济而言，资本主义从积累的现象来看，它是压迫者，按其现实情况来说，它在进行压迫，为了自身的增长而积累，于是加重剥削，随之而来的又是积累。为结束这种邪恶的循环，马克思想到的就是革命。那时，少量的积累是必需的，以保证社会生活。然而，革命现在也工业化了，它发现，积累取决于技术本身，而非资本主义，机器最后在召唤机器。斗争中的一切集团都需要积累，而不是分散其收入。它为了自身壮大与扩大权力而积累。不论是资产阶级还是社会主义者，都把公正推到以后，以便有利于自己的势力，但这种势力与其他势力相对立，于是装备自己，武装自己，因为其他势力也在装备与武装自己。它无休止地积累，只有到了独自主宰世界的那一天才停止。为此它必须借助于战争。直到此时为止，无产阶级仅仅收到勉强维持生命所需要的东西。革命不得不牺牲人的利益，而以工业与资本主义为中介，这是它自己的体系所要求的。人的辛劳代替了年金。奴役于是普遍化，天国的大门始终关闭着。这就是以崇拜生产为主的世界的经济规律，而现实与规律相比更是血淋淋的。革命的敌人资产阶级和其拥护者虚无主义分子使它陷入死胡同，它处于受奴役的状态，除非改变原则与道路，其出路只能是低声下气的反抗，被粉碎在血泊中，或者是可憎的自杀的希望。权力意志与争取统治和政权的虚无主义之间的斗争远远不仅清除了马克思主义的空想。这一空想而今成为历史事实，注定与其他事实一样被人利用。它想要主宰历史，最后却陨灭在历史中。它要控制一切手段，最后落得被用来为最庸俗最血腥的目的服务。生产不间断的发展并未为了革命利益而摧毁资本主义制度，它为了一个权力偶像的利益而同时在破坏着资产阶级社会与革命社会。

自命为科学的社会主义怎么会这样与事实相抵牾呢？答案很简单，它并不是科学的。其失败即在于含糊不清的方法，想使自己同时成为决定论者与预言家、辩证法与教条主义。倘若思想是事物的反映，它便不能走在事物进程的前面，除非通过假说，因为未来还仅仅是可能。历史唯物主义的任务不过是批判现在的社会，只能对未来的社会作出假设，这样才算得上科学思想。难道不正是由于这样，他的主要著作才称为《资本论》而非革命论吗？马克思与马克思主义者一味预言未来与共产主义，从而违背了他们的原则与科学方法。

这种预言惟有不再具有绝对性才能成为科学的。马克思主义不是科学的，它最多是唯科学主义的。科学的理性是研究、思索、甚至反抗的有力工具，而否定一切原则的德国意识形态发明了历史的理性。马克思主义消除了这二者的分离。历史的理性从其功用来说，并不是一种评价世界的理性。它在自称评价世界的同时，引导着它。这种理性陷入事件之中，却指引着世界。它同时既是循循善诱的，又是强制性的。那些不可思议的描述掩盖了最简单的现实。如果把人完全归之为历史，他便没有其他选择，而只好陷入荒谬的历史的狂暴喧嚣之中，或者赋予这种历史以人的理性的形式。当代虚无主义的历史就是长久地进行努力，以人仅有的力量赋予没有秩序的历史以秩序。这种虚假的理性最终成为诡计与计谋，期盼在意识形态的帝国居于最高位置。科学在这里有什么作用呢？没有什么比理性更不具有征服性。人们不能怀着科学的顾忌创造历史。人们甚至责备自己未有在自命以科学家的客观性走向历史的时刻创造历史。理性并不进行宣传，它若进行宣传，则不复为理性。因而历史的理性是不合理的浪漫的理性，有时令人想到着魔的人的系统说教，其他时候令人想到神秘主义的断言。

马克思主义惟一真正的科学方面在于预先拒绝了神话，把最直接的利益置于重要地位。然而就此而言，马克思也不比拉罗什富科^[25]更科学，而且他一进行预言便抛弃了科学态度。为了使马克思主义成为科学的、并保持在科学时代是有用的这种虚构，必须先通过恐怖手段使科学马克思主义化，人们对此是不会感到惊诧的。从马克思以来，科学的进展大致就在于以或然论代替了决定论与他那个时代粗俗的机械论。马克思给恩格斯写信说，达尔文的理论构成了他们理论的基础。为了使马克思主义始终保持其正确性，则必须否定达尔文以后生物学的新发现。从伏里埃证实生物的变异以来，这些发现在生物学中引入偶然性的概念而否定决定论，于是便由李森科否定染色体学说，重新论证最基本的决定论。这是可笑的。为此，二十世纪还应该否定物理学中的不定性原则、狭义相对论、量子论^[26]以及当代科学中的总趋势。马克思主义只有在反对海森伯格、玻尔、爱因斯坦与这个时代最伟大的科学家时持神学态度，它才能在今天称得上是科学的。总之，将科学的理性用来为预言服务，这一原则毫无神秘之处。它已经称自己为权力原则。当教会想使真正的理性屈从于对死亡的信仰，使精神的自由屈从于世俗的权力时，正是这个原则指引着教会。

[25] 拉罗什富科（1613—1680），法国散文作家，其名著为《箴言集》。——译者注

[26] 罗歇·卡罗瓦指出，斯大林主义反对量子理论，却利用由量子理论引申出来的原子科学。

最后，马克思的预言以后会与他的两个原则经济与科学相对立，所以它现在所能做的，不过是热情地宣布极其很久以后的时期的事件。马克思主义者惟一可求助的就是说实现的期限会更长久一些，必须期待着仍然遥远而不可知的某一天的到来，那时的结果将证实预言的一切。换句话说，我们身处炼狱之中，但有人答应我们说，将来再不会有地狱。现在提出的问题属于另一种范畴。倘若在经济演进过程中，一两代人的斗争足以导致无阶级社会，对那些斗士来说牺牲是可以理解的：未来对他们说来有副具体的面孔，比如说是为了儿孙辈。然而，如果几代人的牺牲仍不足以实现这个目标，而我们现在便应该面临无限期的造成上千倍破坏的全球性斗争，这样必须有坚定的信仰才能接受死亡或制造死亡。不过这种新信仰如同往昔的信仰一样，也并非建立在纯粹的理性之上。

到底该如何想像这种历史结局呢？马克思没有重新采用黑格尔的词句。他相当模糊地说，共产主义不过是人类未来所需要的一种形式，它并不是整个未来。这样说来，共产主义或者不能结束矛盾与痛苦的历史，那样人们便看不到付出如此多的艰辛与牺牲的正当理由何在，或者它结束了这种历史，那么只能把历史的继续想像为走向这种完美社会的进程。于是在希望自己是科学的叙述中便引入了神秘的概念。马克思与恩格斯所钟爱的政治经济学的最终消失意味着一切痛苦的终结。历史的艰辛与不幸伴随着经济，它们将与经济一道消失，我们于是进入了伊甸园。

人们若声称所涉及的并非历史的终结，而是向另一个历史的飞跃，这也不能使问题得到解决。我们只能根据自己的历史来想像这另一个历史的情形。对人而言，这两个历史仅仅是一个。而且这另一个历史提出了同样的二难推理。它或者没有解决矛盾，我们则仍在无任何价值地受苦、死亡与杀人；它或者解决了矛盾，从而实际上结束了我们的历史。马克思主义在这个阶段只能由最后的国家来证明自己的合理性。

这种终极目的的国家有什么意义吗？它一旦接受了宗教的公理，则仅仅在神的世界有意义。世界是创造出来的，将来会终结；亚当离开了伊甸园，人类还应该重返那里。如果人们接受辩证法的命题，在历史的世界中则无终结。正确运用的辩证法不能也不应该止步不前。历史局势对立的词语可以彼此否定，然后在新的综合中相互战胜对方。然而没有理由使这新的综合优于最初的综合。或者不如说，只有当人们为辩证法强加一个词语，从而为其引入一个来自外部的价值判断，这样做才有理由。如果无阶级社会使历史终结，那么资本主义社会则优于封建社会，因为它使这个无阶级社会更早地到来。然而，人们若接受辩证法的命题，则必须完全接受它。犹如等级社会为无等级却有阶级的社会所接替，应该说，阶级社会将为无阶级社会所接替，但这个社会为新的对抗所推动。人们拒绝有开端的运动，它便也没有终结。一个极端自由主义的评论家说：“如果社会在永恒地变化，其手段则是其目的。”确切地说，社会主义没有目的，有的仅仅是手段。倘若这些手段不是由与变化不相干的价值所保证，那么无任何东西会保证它们。从这个意义上说，可以正确地指出，辩证法不是也不可能是革命的。按照我们的观点，它仅仅是虚无主义的，是旨在否定不是它自身的一切事物的纯粹的运动。

因而，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理由去想像历史的终结。然而，历史的终结是以马克思主义的名义要求人类做出牺牲的惟一理由。但它仅仅以预期理由作为合理的依据。这预期理由在历史这个人们希望是惟一而充足的王国中，引入了与历史不相干的价值。由于此价值同时又与道德无关，因而恰当地说，它并不是人们可以据以调整其行为的价值。它是一种没有依据的教条，人们在以孤独与虚无主义窒息人思想的绝望的运动中把它当做自己的。它或者是从此教条中捞取利益的人强加给人类的。历史的终结并非一个完善的价值和范例，它不过是一个任意的恐怖的原则。

马克思承认在他之前的一切革命皆已失败，但声称他所宣布的革命最终会成功。迄今为止的工人运动所赖以存在的论据不断为事实所否定，现在到了心平气和地揭穿这种谎言的时候了。随着救世主降临说的远去，终极王国的断言已削弱，仅仅成了一种信仰。马克思主义世界的惟一价值与马克思的论述相反，今后成了强加给意识形态世界的教条。终极目的的王国如同永恒的道德与神的王国一样，被用来蒙骗社会。艾利·阿莱雅声称自己难以说社会主义到底是走向推广到全世界的瑞士共和国抑或欧洲的专制政治。我们以后会了解得更加清楚。尼采的预言至少在这点上证明是对的。马克思主义在今后与其意愿相反，将根据不可避免的逻辑表明自己在精神方面是专制的，我们后面将加以论述。马克思主义是正义反对神宠的斗争的最后一位代表，担负起了正义反对真理的斗争，但并非它想这样做。没有圣宠如何生活，这是笼罩十九世纪的问题。一切不愿意接受绝对虚无主义的人们的回答是“依靠正义”。他们向已经对神的王国失去希望的民众许诺人的王国。对人的城邦的宣传甚嚣尘上，直到十九世纪末，这种宣传完全成了幻想，使对科学的信念服务于幻想。然而这个王国离现实愈来愈远，惊人的战争蹂躏了最古老的土地，反抗者的鲜血染满了城市的墙壁，但完全的正义并未完结。1905年的恐怖主义者已经死去，在二十世纪撕裂着当代世界的问题日渐明确，这就是，没有圣宠与正义该如何生活？

惟有虚无主义而不是反抗回答了这个问题。迄今为止，惟有它在讲话，重新摭拾起浪漫的反抗者的方式：“疯狂”。历史的疯狂称作权力。权力意志接替了正义意志，首先装出与后者是一回事的模样，然后把它抛到一边，直到大地上再没有什么需要统治。意识形态的结论战胜了经济的结论：俄国共产主义的历史否定了其原则。我们在这漫长道路的尽头又找到了形而上的反抗，它这次是在武器与口号的喧嚣声中前进，忘记了它真正的原则，把它的孤独埋藏在武装起来的人群内部，用固执的经院哲学掩盖其否定。这种形而上的反抗依然指向未来，它以后成为其惟一的神，但此前尚有许多国家需要打倒，许多大陆需要征服，它为惟一的原则而行动，以人的统治作为借口，已经开始在欧洲的东部建造了有堡垒保护的营地，面对着其他有堡垒保护的营地。

目的之王国

马克思没有想像到会发生如此可怕的神化。列宁也没有，不过他向着军事帝国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他是个平庸的哲学家，但却是个卓越的战略家，首先为自己提出了夺取政权的问题。我们应该指出，谈论列宁的激进民主主义是完全错误的。他思想中只有关于煽动者与革命者的部分与雅各宾派相同。雅各宾派相信原则与美德，宁肯死去也不会否定它们。列宁只相信革命与功效。“必须准备好牺牲一切，必要的话使用一切计谋、诡计与不合法的手段。必须隐瞒真相，惟一的目的就是打入工会……不惜一切地在其中完成共产主义的任务。”黑格尔与马克思所开创的反对形式道德的斗争再现于列宁身上，这就是批判无功效的革命态度。这场运动的最后的结果就是“帝国”。

如果人们阅读他鼓动家生涯开始与结束时的两部著作^[27]，便会吃惊地发现，他在不懈地无情地反对革命行动中的感情因素。他要清除革命的道德，因为他正确地认为，尊重十个指挥部是不能建立革命权力的。他经过最初的经历后，在他要扮演如此伟大角色的历史舞台上，人们看到他如此从容自如地掌握世界，如同上个世纪意识形态与经济塑造世界那样，似乎成为新时代的第一个人。他把焦虑不安、离情别绪与道德观念完全置之度外，倾身心于运筹帷幄，寻求最好的领导制度，决定某个品德适合于历史的领导者，某个品德则否。他开始时慢慢探索，对于俄国是否首先要经过资本主义工业化阶段这个问题迟疑未决。不过这就等于怀疑革命会在俄罗斯发生。他是俄罗斯人，任务是发动俄罗斯革命。他把经济宿命论置于脑后而开始行动，从1902年起便直截了当地声明，工人们光靠自己是不能建立独立的意识形态的，从而否定了群众的自发性。社会主义学说所需要的科学基础只能由知识分子赋予它。他说必须消灭工人与知识分子之间的一切差别，这就是说，知识分子虽不是无产者，但比无产者更好地了解无产阶级的利益所在。他于是对拉萨尔^[28]进行的反对群众自发性的激烈斗争加以赞许。他说：“理论应将自发性置于其控制之下^[29]。”显然这就是说，革命需要领袖与身为理论家的领袖。

[27] 这两部著作分别为《怎么办》（1902年）与《国家与革命》（1917年）。

[28] 拉萨尔（1825—1864），德国工人运动的领导人之一，持机会主义观点。——译者注

[29] 马克思也同样说过：“某个无产者，甚至整个无产阶级所想像的自己的目标并不重要。”

他同时跟改良主义与恐怖主义进行斗争，认为前者是瓦解革命力量的罪人，后者虽然精神可嘉，却不会起什么作用^[30]。革命首先是军事方面的，而不是经济或感情方面的。革命行动在爆发之日以前，始终与战略密不可分。专制政体是敌人，其主要力量是警察这个政治士兵的职业集团。结论很简单：“对政治警察的斗争要求特别的品质，要求职业革命家。”革命需要在群众的旁边有一支职业化的大军，而群众有一日会加入这支大军。在群众被组织起来以前，先应该组织起这个鼓动家的队伍，列宁用的是密探网这个字眼，它预示着革命将受秘密社会与务实的革命僧侣的控制。他说：“我们是革命的土耳其青年党人，此外还带有耶稣会的某些特点。”从这一刻起，无产阶级再没有任务，他不过是革命的苦行者手中的一个有力工具^[31]。

[30] 列宁的哥哥选择了恐怖主义行动而被处死。

[31] 海涅称社会主义者为“新清教徒”。清教主义与革命从历史上说是并存的。——译者注

夺取权力之举带来了国家问题。《国家与革命》（1917年）便探讨了这个问题，然而措辞极为奇怪与矛盾。列宁在书中运用了他喜爱的以权威自居的手法。他借助马克思与恩格斯的论述，开始挺身而出反对一切改良主义，因为改良主义意欲利用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这是一个阶级统治另一个阶级的机构。资产阶级国家建立在警察与军队之上，因为它首先是压迫工具。它同时反映了阶级间不可调和的对立与这种对立必然造成的征服。这种事实上的权力只应该受到蔑视。“甚至一个文明国家的军事权力的首脑也会忌妒一个部落首领，因为族长制社会使他受到的尊敬是真诚的，而非用棍棒强加的。”恩格斯坚决认为，国家的概念与自由社会的概念是不可调和的。“阶级的消灭如同其出现一样，是不可阻止的。随着阶级的消失，国家也必然要消失。社会将在生产者自由与平等地相结合的基础上重新组织生产。这个社会将把国家放进适合它的地方：古董博物馆，摆在纺车与青铜斧头一旁。”

这无疑可以解释何以漫不经心的读者会把《国家与革命》看做是列宁的无政府主义倾向，而且会同情如此严厉地对待军队、警察、棍棒与官僚的革命学说的这个罕见的继承者。若要弄懂列宁的观点，必须从战略的角度来理解它。他之所以如此坚决地捍卫恩格斯关于资产阶级国家消亡的论断，是因为他一方面要扼制普列汉诺夫或考茨基的纯粹的“经济主义”，另一方面想证明克伦斯基政府是资产阶级政府，必须摧垮。而且，一个月之后就果然把它摧垮了。

对那些主张革命本身也需要管理与镇压的机器的人们也必须给予回答。对此，他广泛地引用了马克思与恩格斯的论述，专断地证明无产阶级的国家并不是像其他国家那样组织起来的，而根据定义是个不停地在日趋消亡的国家。“一旦再没有被压迫的社会阶级，国家便不再是必要的。（无产阶级）国家真正表明自己是全社会的代表，其第一个行动就是掌握社会的生产资料，这同时又是国家最后的行动。对事物的管理代替了对人的治理……国家没有被废除，而是在逐渐消亡。”首先，资产阶级国家被无产阶级废除，以后，但仅仅是以后，无产阶级国家自行消亡。无产阶级专政是必要的。第一，为了压制或消除资产阶级留下的一切；第二，为了实现生产资料的社会化。待这项任务完成之后，它便开始消亡。

列宁从一个明确而坚定的原则开始，即在消灭剥削阶级与完成生产资料社会化之后，国家即消亡。然而，他在同一个论述中又提出，在生产资料社会化之后，应保持一部分革命者在难以预料的时期内的专政，认为这是合理的。始终以巴黎公社的经验作为依据的这部著作，与产生巴黎公社的反专制的联邦主义的思潮是绝对相违背的，也与马克思和恩格斯乐观的描述相抵牾。原因很简单：列宁没有忘记巴黎公社已经失败。至于作出如此令人惊诧的论证所用的手法就更简单了：每当革命遇到新困难，便对马克思所描述的国家增添另外的说明。在十页之后，列宁的确断言，为了镇压剥削者的反抗，“也为了领导广大群众如农民、小资产阶级和半无产者治理社会主义经济”，政权是必需的。这个提法的转折是无可争议的。马克思与恩格斯所主张的临时性的国家发现自己承担了一项新任务，有长期存在下去的危险。我们已经看到斯大林制度与其官方哲学相矛盾。或者，这种制度实现了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社会，但保持了可怕的镇压机器，这并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论断。或者，它并未实现这种社会，这样便证明马克思主义的学说是错误的，尤其表明，生产资料社会化并不意味着阶级的消失。面对其官方的学说，这种制度不得不作出下面的选择：或者说这种学说是错误的，或者是它背离了这种学说。事实上，列宁使国家社会主义的发明者与聂察也夫、特卡切夫一道在俄罗斯战胜了马克思的学说。从这一时刻起，从列宁到斯大林的党内斗争，可归结为工人民主与军事的及官僚主义的专政之间、正义与效率之间的斗争。

看到列宁赞扬巴黎公社所采取的措施，如官员由选举产生，可以罢免，其报酬同工人一样；由工人代替工业官僚直接管理生产等，人们有时会怀疑列宁是否找不到一种折中办法。一个联邦主义者的列宁出现在人们面前，他甚至赞扬公社的制度及其代表制，但人们很快便明白，之所以鼓吹这种联邦主义仅仅在于它意味着议会制的废除。列宁背离了一切历史真相，把议会制说成是集中制，立即强调无产阶级专政，指责无政府主义者在国家问题上不妥协。这时，他引证恩格斯的话语，提出一个新的论断，以肯定在生产社会化、资产阶级消灭，甚至掌握群众的领导权之后，保持无产阶级专政是正确的。保持权力机构应有期限，他提出这期限要由生产条件本身确定。例如，国家的完全消亡将要跟为所有的人免费提供住宅的时间相一致。这是共产主义“各取所需”的高级阶段。在此之前国家将会存在。

何时会发展到各取所需的共产主义高级阶段呢？“这一点我们不知道，也不可能知道……我们没有可以解决这个问题的资料。”为了说得更加明确，列宁断言“没有一个社会主义者曾想到过要许诺共产主义高级阶段到来的日期。”说得始终很专断。可以说自由在这里已最终死亡。人们首先从群众统治与无产阶级革命的概念，转向由职业人员进行与领导的一场革命的思想。对国家无情的批判随后与必要而暂时的无产阶级专政相调和，这种专政是由领袖们来实现的。最后，列宁又宣布不能预见国家存在的期限，而且没有人敢于许诺有一个期限。在此之后，苏维埃的自治被取消，喀朗施塔得海军的叛乱^[32]被党所粉碎，这一切便是合乎逻辑的了。

[32] 1921年2月28日，彼得格勒附近的喀朗施塔得海军基地发生叛乱，提出“不要布尔什维克的苏维埃”的口号，被红军平息。——译者注

当然，列宁这位热情的正义追求者的许多论述仍可用来反对斯大林制度，主要是国家消亡的概念。即使承认无产阶级国家不会很快消失，那么根据列宁的学说，这种国家由于自命是无产阶级的，应该有消失的趋势，并且越来越不应该是强迫性的。可以肯定，列宁认为这种趋势是不可避免的，而在这一点上，他已经被超越。无产阶级国家建立三十多年来，没有显示出任何逐渐减弱的迹象，相反在日益繁荣强盛。不过在两年后，在外部事件与内部现实的压力下，列宁在斯维尔德洛夫大学的一次报告会上确切地提出，无产阶级的超国家将无限期地保持下去。“我们运用这个机器或狼牙棒（即国家）将会粉碎一切剥削。当地球上再没有剥削的可能，再无人拥有土地和工厂，再无人忍饥挨饿而有人饫甘餍足的现象，只有当这种情况不可能再存在的时候，我们才会舍弃这个机器。到那时，既无国家，也无剥削。”只要在地球上而非在一个具体的社会还有被压迫者或无产者，国家将会存在下去，无论多久。国家将不得不同样长久地壮大，以逐个地战胜非正义、非正义的政府、顽固的资产阶级国家与看不到自身利益的民族。当地球上消灭了一切敌人，最后的不公正现象淹没在公正的人与不公正的人的血泊中时，国家在那时达到一切权力的极限，成为全世界如怪物一般的偶像，将在无声息的正义之邦中安稳地消失。

在可以预见到的敌对帝国主义的压力下，列宁掌权时期便诞生了正义的帝国主义。然而帝国主义，即使是正义的帝国主义，其结局只能是失败，或者成为世界帝国。直到那时，除了非正义外，它别无其他手段。从那时起，学说最终与预言成为一回事。为了一种遥远缥缈的正义，它使非正义在历史的全部时间内成为合理的，成为列宁最为憎恶的骗局。它以对奇迹的许诺来让人们接受非正义、罪恶与谎言。依然有更多的生产，更多的权力，不间断的劳动，无休止的痛苦，持久的战争，一个新世界有朝一日将会降临，那时，整个帝国中普遍化的奴役将奇迹般地变为其反面：在全球共和国内自由自在地游乐。伪革命的骗局现在有了它的公式：为了征服到一个帝国，必须扼杀一切自由，而那个帝国有一天会成为自由的国土。走向和谐一致性的道路于是要通过全体性。

全体性与审讯

全体性不是别的，不过是信徒与反抗者共同怀有的和谐一致性这个古老的梦想，不过这梦想广泛地散播在没有上帝的大地上。放弃一切价值也就是放弃一切反抗，以便接受帝国和奴役。对一切形式价值的批判并不能消除自由思想。一旦认识到仅仅使用反抗力量不可能使浪漫主义者所梦想的自由的个人诞生，自由自身也并入历史运动。它成为斗争中的自由，为了存在，应该自己去争取。它由于等同于历史动力论，惟有当历史中止，才能在全球之邦中享受它自己。直到那时，它的每个胜利都引起争议，使其落空。德意志民族从协约国压迫者手中获得了解放，但以每个德国人的自由为代价。专制制度下的个人不是自由的，虽然人的集体已获得解放。最后，当这个帝国使整个人类获得解放，奴隶们得到了自由，他们至少从与上帝的关系来说是自由的，而且一般说来摆脱了一切超验性。辩证法的奇迹，即从量变转为质变，在此处显现无遗。人们把对全体民众的奴役称为自由。正如在黑格尔与马克思所援引的一切例证中一样，并没有客观的转变，有的只是主观上所谓的变化。其实不存在什么奇迹。如果虚无主义的惟一希望就是千百万奴隶有一天可以组成一个获得永远解放的人类，那么历史便仅是一个失望的梦。历史的思想应该把人从神的统治中解放出来，但这种解放要求人绝对服从于变化。人们于是跑向永恒的党，如同往昔投身于教会一样。因而，敢于自诩是最反抗的时代提供的选择只是遵循惯例。二十世纪真正的激情就是奴役。

然而，全体人类的自由并不比个人的自由更易于获得。为了保证世界上人的帝国，必须从世界与人类中铲除不受此帝国统治的一切，不受数量支配的一切：这是一项无穷无尽的任务，应该向空间、时间与人扩展，它们是历史的三个维度。这个帝国同时是战争、蒙昧主义与专制，却绝望地声言它们是友爱、真理与自由。

它的论点所采用的逻辑使他不得不这样做。在当今的俄罗斯，甚至在共产主义之中，无疑存在着否定斯大林意识形态的真理，这种意识形态有其逻辑，如果人们希望革命精神避免最后衰落，则必须把它分离出来，公之于众。

西方军队对苏维埃革命的干涉向俄国革命党人指出，战争与民族主义是与阶级斗争具有同样性质的现实。没有无产阶级国际上的团结一致，没有国际秩序的建立，任何一国的革命都不能存在下去。从这天起，必须承认，要建立世界之邦须有两个条件。或者所有的大国几乎同时爆发革命，或者通过战争消灭资产阶级国家；或者是持续不断的革命，或者是持续不断的战争。人们知道，第一种观点几近获胜。德国、意大利和法国的革命运动标志着革命成功的希望的顶点。然而，这些革命被粉碎，资本主义随之得到加强，使战争成为革命的现实。启蒙哲学导致欧洲战火纷飞。根据历史的与马克思学说的逻辑，世界之邦本应通过屈辱的人们的自发起义来实现，却渐渐变成了由权力所加强的帝国。恩格斯在答复巴枯宁的《向斯拉夫人的呼吁》时，冷静地接受了这种前景，并得到了马克思的赞同。他写道：“未来的世界大战不仅使阶级与反动王朝，而且使所有的反动国家从地球上消失。这就是进步。”在恩格斯的思想中，这种进步会消灭沙皇俄国。今天，俄罗斯民族颠倒了进步的方向。战争，不论是冷战还是热战，成了世界帝国的奴役行为。然而，革命若带有帝国的性质，便走入死胡同。倘若它不抛弃其错误的原则以回到反抗的根源，那么只能意味着，在几代人期间维持对亿万民众的全面专政，直到资本主义自发地瓦解；或者它若想加速人类大同世界的到来，便会爆发原子战争，这是它所不愿意看到的，而且若是如此，整个人类之邦会在一片废墟上放出异彩。世界革命按照它奉为神明的这个历史规律，注定要落入警察或炸弹的控制。同时，它会陷入另外的矛盾。牺牲道德与美德，自以为目的合理而不择手段，这一切只有当其目的可能是理性的，方能为人民所接受。以武器维持的和平遂无限期地维持了专政，只能是对此目的的无限期的否定。此外，战争的危险使达到这个目的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将帝国扩展到全世界，对二十世纪的革命说来是不可避免的必然性，然而这种必然性使它陷入最后一个两难处境：或者改弦更张，制定新的原则；或者放弃它希望最后能笼罩世界的正义与和平。

在期待着统治世界时，这个帝国发现自己也不得不主宰时间。它由于否定一切坚定的真理，因而最终也必须否定真理最低级的形式，即历史的真理。这也是合乎逻辑的。人类过去与未来的一致性，并不纯粹是经济方面的，它是永恒的，令人想到人的本性。马克思这个有文化教养的人所坚持的各种文明之间的一致性，有可能超越其论点，揭示了比经济方面宽广的自然连续性。俄国的共产主义渐渐被引导到切断联系，在变化中结束连续性。对文明的发展与艺术的异端（它们几乎全是异端）的否定，对活生生的传统的放弃，使当代的马克思主义渐渐囿于日益狭窄的范围。否定或不提及其学说难以同化的世界历史中的一切，摈弃现代科学的成就，对它说来仍是不够的，它还必须改造历史，甚至是人们所熟知的最近的历史，例如党史与革命史。《真理报》年复一年地、有时是月复一月地修改自己刊登的内容。对官方历史一改再改的新版本接连问世。列宁的著作受到审查，马克思的著作未出版发行。事情达到这种程度，甚至宗教的蒙昧主义都难以望其项背。教会从未连续不断地提出体现上帝的时而是两人，时而是四人、三人，然后又是两人。我们时代所特有的加速变化也触及真理的制造，其节奏之快使真理完全成了幻影。有则民间童话，说全城市各行各业都在为国王编织虚无的服装。与此一样，成千上万的人每天都在重新编造虚妄的历史，当晚又毁掉，直到一个孩童平静的声音突然说国王是赤身裸体的。这微弱的反抗之声于是说出了众人已经看到的实情：一种革命为了持续下去，必然要否定其全球的使命；或者为了成为全球的主人，必然要牺牲自己。这种革命是生活在虚假的原则之上的。

在此期间，这些原则继续在千百万人头上发挥作用。这个帝国的梦想受到时间与空间的实际情况的牵制，用民众来满足其追求。民众仅仅作为个人与帝国不是敌对的；传统的恐怖已足够用了。他们之所以与它是敌对的，因为人的本性迄今为止从未仅仅依靠历史而生活，而且始终从某个方面逃避历史。帝国的存在以一种否定及一种确信为条件：否定人的本性，确信人有无限的可塑性。宣传的技巧可用来发挥这种可塑性，让思索成为条件反射。它可以找到理由而与一个多年被视作死敌者签订协议。不仅如此，宣传可以扭转此举所引起的心理效果，发动全体人民重新起来反对这同一个敌人。试验尚未到达它的期限，但其原则是合乎逻辑的。倘若没有人的本性，人的可塑性的确是无限的。政治现实主义到了这种程度，不过是无节制的浪漫主义，追求功效的浪漫主义。

这样即可说明俄国的马克思主义何以从整个说来拒绝不合理的世界，虽然它会利用这个世界。这种不合理既可为那个帝国效力，同样可以驳斥它。它摆脱了算计，而惟有工于算计应该在此帝国中盛行。人仅仅是一场力量的赌博，可以合理地利用它。例如，某些轻率的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可以把他们的学说与弗洛伊德的学说调和起来。弗洛伊德是个异端的思想家与“小资产阶级”，因为他揭示了潜意识，赋予它以现实性与超我，或者说社会的我。这种潜意识可以确定人的本性的特点，它与历史的我相对立。相反，人应当归结为社会的我与合理的我，即算计的对象。因而不仅必须要控制每个人的生命，而且要控制最不合理最孤独的事件，因为对它的期待伴随着人的整个一生。那个帝国在竭力走向终结王国时，倾向于纳入死亡。

人们可以奴役一个活人，让他回归到事物的历史状态。如果他由于抗拒而死去，便重又肯定了不接受事物等级的人的本性。这就是为何只有当被告同意说他的死是正确的，是符合世界帝国利益的，他才会当着世界的面被杀死。必须蒙受耻辱后死去，或者不再存在于生命与死亡中。就后一种情况而言，他并没有死去，而是消失了。同样，一个被定罪的人若受到惩治，他的惩罚会静默地反抗，使整体产生一道裂缝。但被定罪者未受到惩罚，他又被放入整体之中，建造帝国的机器。他成为生产用的齿轮，他是如此不可缺少，以致久而久之，他不再被用之于生产，因为他是罪人，但被判有罪，因为生产需要他。俄国的集中营制度实现了从管理人向管理物的辩证过渡，但把人与物混在一起。

即使敌人也应为共同的事业出力。在帝国之外决无拯救可言。这个帝国现在是或将来是友谊的帝国。但这种友谊是事物的友谊，因为喜爱朋友不能超过帝国。个人的友谊是特殊的团结一致，来反对未受友谊支配的一切，至死不渝。事物的友谊是一般的友谊，若需要持久保持与所有人的友谊，则应该揭发每个人。一个爱他的女朋友或男朋友的人，可以现在爱他（她），但革命只想爱一个尚不存在的人。爱，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杀死一个应该通过革命诞生的人。为了生活，他从今天起便应该被人喜爱得超过一切。在统治人的时期，人们由感情联系在一起，在事物的帝国，人们由告密结合起来。人类之邦希望自己是友爱的，却成为一个个单独的人的蚁穴。

在另一方面，惟有野蛮人不合理的狂兴才想得出必须狂暴地折磨人，以获得他们的同意。到那时，一个人在淫邪的交媾中制伏另一个人。相反，合理的整体的代表让事物通过人来践踏人。最崇高的精神首先被警察技术降低到最卑下的精神的行列。然后，五个、十个、二十个夜晚的失眠使虚幻的信心消失殆尽，使世界新添一个死亡的灵魂。从这个观点看来，我们时代在弗洛伊德之后所经历的心理革命是由N．K．V．D．与政治警察进行的。这些新技术由一个决定论的假设所引导，算计着灵魂的弱点与可塑性的程度，抛开人的一个限度，竭力证明没有任何个人心理是独创的，各种性格的共同标准是事物。这些新技术创造了灵魂的肉体。

从那时起，传统的人际关系被改造。这些逐步的变化成为合理的恐怖的世界的特征，欧洲在不同程度上生活在那里。人们之间的谈话与交往已为宣传或论战所代替，这是两种独白。力量与算计的世界所一贯采用的抽象替代了属于有血肉的与不合理领域的真正情感，票证代替了面包，爱情与友谊听从于学说，命运受计划支配，惩治被称为正常状态，生产代替了生动的创造，这一切相当确切地描绘出住满由权力支配的获胜的或受奴役的幽灵的奄奄无生气的欧洲。马克思惊呼：“一个社会若只知利用刽子手保卫自己而无更好的手段，该是何等可悲呀！”而这里的刽子手还不是身为哲学家的刽子手，至少不会自诩有对全世界的博爱情怀。

历史所经历的最大革命的最大矛盾在于它所追求的正义，却要通过无休止的非正义与暴力来实现。奴役或欺骗这种不幸为各个时代所共有。其悲剧是虚无主义的悲剧，与当代智者的悲剧相混淆，后者企求普遍性，却积累起人的残缺。整体性不是和谐一致。戒严状态即使扩展到世界各地，也不是和解。在这种革命中，若要保持世界之邦的要求，则必须放弃二分之一的世界与各个世纪奇妙的遗产，为了历史的利益而否定自然与美，清除人所怀有的情感、怀疑、幸福与非凡的发明的力量，一句话，消灭其伟大之处。世人为自己拟定的原则最终在践踏他们最高尚的意愿。由于争辩、无休止的斗争、论争、清洗与虐待，自由与友爱的世界之邦渐渐改变了方向，把地盘留给了惟一的国家，历史与功效在那里被树立为至高无上的法官，那是审讯的世界。

每个宗教都围绕着无罪与有罪的概念在转动。第一位反抗者普罗米修斯否定惩罚的权利。宙斯本人，尤其是他，并非是清白无辜的，可以接受这种权利。反抗的第一个行动因而就是否认惩罚的合理性。然而，反抗者经过精疲力竭的旅行后，最后又接受了宗教的惩罚概念，把它置于世界的中心。最高的法官而今不再是在天国，他就是历史自身，作为无情的神明进行惩罚。历史不过是长久的惩罚，因为惟有在时代终结时才能品尝到真正的奖赏。显然，我们远离了马克思与黑格尔，离最初的反抗者们更远，一切纯粹是历史的思想都朝向这些深渊展示出来。由于马克思预言无产阶级的人类之邦必将不可避免地实现，从而树立了历史的善良意志，那么走向解放征途的一切延误都应归咎于人无诚意。马克思在抛弃了基督信仰的世界中，重又引入了错误与惩罚，不过是面对历史。马克思主义就其一个方面来说，是认为人是有罪的而历史是无罪的学说。在远未掌握政权时，它在历史上就表现为革命暴力，而在居于权力的顶峰时，则成为运用法律的暴力，即恐怖与审讯。在宗教的世界，真正的审判放在以后，没有必要毫不迟延地惩罚罪恶。相反，在新世界中，由历史所宣布的审讯必须立即进行，因为有罪、失败与惩罚是同时发生的。历史审判了布哈林，因为他已被处死。它宣告斯大林无罪，因为他处于权力的顶端。铁托如同托洛茨基一样即将受到审讯。对研究历史罪恶的哲学家来说，托洛茨基的罪行只有在杀人凶手的铁锤击落在他身上时才清楚起来。铁托亦复如此。我们现在并不知道他是否是罪人。他被揭露，但尚未被击倒。当他被打倒时，才能确定是有罪的。此外，托洛茨基与铁托之所以暂时无罪，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地理的缘故，他们都远离世俗的宗教的手^[33]。因而必须毫不迟延地审讯那些这只手能抓到的人们。历史的最后审判取决于在那时之前所宣读的无数判决书，到那时将会肯定或撤销这些判决。人们于是答应，到了用世界自身建立起世界法庭的那一天，为他们昭雪。被说成是叛徒与可鄙的那个世界将进入世人的先贤祠，而另一个世界将沦入历史的地狱中。然而那时由谁来审判呢？由人自己，他最后已完成了年轻的神性阶段。在此期间，惟有那些构思预言的人们能够在历史中读出他们以前加入其中的意义，他们将宣读判决，它对罪人是致命的，仅仅对法官是暂时的。但审判的人们如拉齐克之流将轮到自己受审。难道必须认为他再不能正确地阅读历史吗？的确，他的失败与死亡证实了这一点。谁能保证他今天的法官们在明天不会成为叛徒，并从他们在法庭的高位上被投入水泥地下室呢？历史的受苦难的人们正在那里奄奄待毙。保证就存在于他们正确无误的英明远见之中。谁来证明这一点？他们持续不断的成功。审判的世界是个圆形的世界，成功与无罪在那里彼此证明对方是真实的，所有的镜子都反映出相同的欺骗。

[33] 从上下文看，此处指的是斯大林政权。——译者注

这样便有一种历史的恩惠，惟有权力能看穿它的意图，是它支持或否定帝国存在的理由。为了防备其无法预料的变化，这个帝国可支配的只有信仰，如同圣伊涅阿丝在《精神的训练》中所明确说明的那种信仰一样：“我们为了永远不走入歧途，必须始终要认为我所看到的东西是黑的，如果教会认定它们是黑的。”惟有真理的代表人所持的这种积极的信仰能拯救历史的蹂躏对象。它尚未摆脱审讯的世界，相反，惧怕这种历史感觉把它与之联结在一起。然而，若没有这种信仰，它始终有可能成为客观的罪人，它并非愿意如此，且怀有世界上最美好的意图。

审讯世界在这个概念中达到顶点。有了这个概念，环重新被封闭。经过以人类无辜的名义所进行的长久反抗，由于根本的堕落，而肯定了普遍有罪。每人皆是罪人而不自知。客观的罪人是自以为无罪的人。他认为他的行动从主观上讲是无害的，甚至有利于正义的前途。然而人们向他证明其行动客观上损害了正义的未来。这里能谈得上科学的客观性吗？不能，不过是历史的客观性。如何晓得揭露现在的非正义是否会损害正义的未来？真正的客观性就在根据科学地观察到的结果来判断事实及其趋势。然而客观上有罪的概念证明，这种奇特的客观性仅仅建立在两千年的科学所可以理解的结果与事实上面。在此期间，它表现为无休止的主观性，如同客观性一样强加于他人：这是关于恐怖的哲学定义。这种客观性没有确定的含义，但权力将其不赞同的一切定为是有罪的，以此赋予它一种内容。它同意说，或者让生活于帝国之外的哲学家们说，它这样便从历史方面来看承担了一定风险，如同客观的罪人承担风险一样，但他并不知道。待受害者与刽子手将来消失时，以后将对此作出判断。但这种令人宽慰的事情只对刽子手有价值，而他恰恰并不需要。在此期间，忠诚的人们被定期请来参加奇特的欢庆活动，在这些活动中，根据某种严格的仪式，一些满怀懊悔的受害者被作为祭品献给历史之神。

这种概念的直接用途就是禁止信仰的淡漠。这是强迫人接受的福音宣传。法律的作用是起诉可疑分子，现在却是制造可疑分子。待制造出来之后，便让他们转变信仰。例如，在资产阶级社会，一切公民皆被认为是赞同法律的，而在客观社会中，一切公民皆被认为是反对法律的。或者，至少他应该时时准备证明自己并非反对法律。是否有罪并非由事实确定，而仅仅由缺少信仰定罪。这可以说明客观社会何以有显而易见的矛盾。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一个持中间立场的人，客观上被看做是有利于这个制度的。而在这个帝国的制度下，一个中间分子被看做客观上是敌视该制度的。这毫无可惊奇之处。倘若帝国的臣民不相信它，从历史方面看，他们毫无自己的选择，于是选择了反对历史，成为亵渎信仰者。仅仅口头上声明自己的信仰是不够的，必须为此信仰而生活，为之竭忠尽智，时时准备好对教条的改变及时表示拥护。稍有错误，权力方面所定的罪行便成为客观的。革命按自己的方式完成其历史，并不满足于扼杀一切反抗。它必须让每个人为在阳光下发生过的并依然发生的反抗承担责任。在终于征服了的并大功告成的审讯世界，有罪的民众在审判官阴沉目光的注视下，不停顿地向着不可能达到的清白无罪的境地艰难地行进。在二十世纪，权力是阴郁的。

普罗米修斯令人惊异的旅程在这里完成。他呼喊出对神的憎恨与对人的热爱，轻蔑地离开宙斯，走向凡人，带领他们向天国发起进攻。然而世人是软弱怯懦的。必须把他们组织起来。他们耽于眼前的逸乐与幸福，必须教会他们为了自己成长壮大而拒绝现世的甜蜜。这样一来，轮到普罗米修斯成为主人。他起初是谆谆教诲，然后是发号施令。斗争依然在继续着，令人心力交瘁。民众对能否到达太阳之城产生怀疑，甚至怀疑它是否存在。必须把他们从迷误中拯救出来。这位英雄于是对他们说，他知道这个城邦，而且惟有他知道它的存在。对此表示怀疑的人将被放逐到沙漠里，钉在岩石上，作为凶狠的猛禽的食物。其他人此后便追随在沉思与孤独的主人后面，在黑暗中行进。普罗米修斯一人成为神，统治着感到孤独的世人。然而，他仅仅获得了宙斯的孤独与残酷，不再是普罗米修斯，而成了恺撒。真正永恒的普罗米修斯而今有了一张他的受害者中的一个的面孔。来自各个时代的相同的呼喊声始终响彻在希蒂人^[34]的沙漠的深处。

[34] 希蒂人为古代蛮族，生活在欧洲东北部与亚洲西北部。——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