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根本就没有照顾好自己

第五章 告别旧时代

1

这座小城叫麦柳泽耶夫城。坐落在黑土地带。一批批军队和车辆从城里经过，扬起一股股黑色的尘土，那一股股尘土像一群群蝗虫似的盘旋在一个个屋顶上。军队和车辆不停地朝两个方向开，有从战场上下来的，有开往战场的，简直说不清，战争是结束了，还是继续在打着。

每天像雨后的蘑菇一样，不断地出现一些新的职务。新的职务都要推选一些人来担任。被推选的有日瓦戈、加里乌林少尉和护士拉莉萨·安季波娃，还有和他们一伙儿的几个人，所有大城市的人都当选了，因为他们有学问，见多识广。

他们都在城里的自治机关担任职务，在军队和医疗卫生部门的下级机构担任委员，他们觉得这种职务上的变换很好玩儿，好像是在做换人的游戏。不过他们还是越来越不想做这种游戏，想回家，去干自己本来干的事情。

因为工作关系，日瓦戈和拉莉萨常常接触，很快就熟悉起来。

2

城里的黑色尘土一到下雨天就变成深咖啡色的烂泥，城里大多数街道都没有铺砌路面，因此泥泞不堪。

这座城不大。在城里的任何地方一转弯就可以来到暗淡的原野上，来到阴沉的天空下，这里是战争和革命的好战场。

日瓦戈在给妻子的信中写道：

军队里还是非常混乱。正在采取措施加强士兵的纪律和提高士气。我常常到驻扎在附近的部队里去。

还有，也许我以前对你提过，我现在和一位安季波娃在一起工作，她是莫斯科来的一位护士，是乌拉尔人。

你该记得，在你母亲去世的那个可怕的夜里，有一个姑娘在圣诞晚会上对检察官开了一枪。后来大概她受过审讯。我记得，我那时候对你说过，我曾经在一个下等旅馆里见过这个女大学生，那时候她还是一个中学生，那是我和你爸爸在一个风雪交加的夜里到那个旅馆里去的时候，现在不记得为什么事去的了，只记得好像是在武装暴动的时候。那个姑娘就是这个安季波娃。

好几次我都想回家。但这不是简单的事。主要的不是因为事情离不开，事情倒是完全可以交给别人，难就难在交通问题。火车有时候根本不开，有时候即使开了，也挤得要命，没法子上车。

不过，不能老是这样下去，所以有几个伤愈后准备复员的人，包括我、加里乌林和安季波娃，决定在下个星期无论如何离开这里，为了坐车方便，要在不同的日子各自单独走。

我随时可能突然回到家里。不过，我尽可能事先打个电报。

但是，他还是没有动身，又收到托尼娅的回信。

在这封泪痕斑斑、字迹模糊的信里，托尼娅叫丈夫不要回莫斯科，干脆跟着那个好得不得了的护士去乌拉尔吧，因为他一生和她有那么多的巧遇和缘分，是她托尼娅的平凡的一生无法相比的。

“你不用为小舒拉和他的将来担心，”托尼娅在信中写道。“你不必因为他而感到于心有愧。我保证用你小时候在我们家里见过的那些规矩把他教养成人。”

日瓦戈赶紧给她回信：

托尼娅，你疑神疑鬼，真是疯了！难道你不知道，或者不完全清楚，我正是因为天天想着你，因为对你和对家庭的一片忠心，才没有死去，才能在这可怕而残酷的战争的两年中逃脱了各种各样的灾难？不过，不必多说了。很快咱们就要见面了，又要像过去那样生活了，一切都会说清楚的。

不过，我收到你这样的回信，感到害怕的倒是在另一方面。如果我能引起你的多心的话，说明也许我平时确实有失谨慎，可能会引起那个女人误解，那我就有点对不起她了，我应当向她道歉。等她巡视附近几个村庄回来，我就向她道歉。自治机关过去只是在省里和县里才有，现在在更小的单位，在乡里也推行自治了。安季波娃是去帮助她的朋友工作，她的朋友就是在这种自治立法机关担任指导员。

有意思的是，我虽然和安季波娃住在一座楼房里，可是我至今还不知道她的房间在哪儿，而且我也不想知道。

3

从麦柳泽耶夫城往东和往西有两条大道。一条是土路，穿过树林，通向兹布希诺镇，这个镇是个粮食市场，行政上属麦柳泽耶夫城管辖，但是在各方面都超过了麦柳泽耶夫城。另一条是石子铺砌的大路，穿过到夏天就干了的水洼地，通向比留奇，比留奇是两条铁路的枢纽站，这两条铁路就在离麦柳泽耶夫城不远处交叉。

六月里，在兹布希诺镇成立了一个以兹布希诺的磨坊工人勃拉热伊科为首的独立的兹布希诺共和国，这个共和国维持了两个星期。

这个共和国依靠的是二一二步兵团的逃兵。这些逃兵是趁变乱时期携带武器离开阵地，经过比留奇来到兹布希诺镇上的。

这个共和国不承认临时政府，并且脱离了俄罗斯。勃拉热伊科是个分离派教徒，年轻时和托尔斯泰通过信。他宣布兹布希诺千年古国新生，宣布劳动和财产公有化，把乡公所改名为使徒府。

兹布希诺一向是怪事和传奇性故事的来源之地。兹布希诺坐落在密林中，在十六、十七世纪混乱时代的文献中多次被提到，后来四周围都是强人经常出没的地方。街头巷尾经常谈的是当地商人的富庶和土地的肥沃。这靠近前线地区的西部所特有的一些迷信传统、风俗习惯、特殊的方言，都是来自兹布希诺。

现在又出现了离奇的传说，说勃拉热伊科的主要辅佐者是个天生的聋哑人，灵感一上来就能说话，灵感一退就又不说话了。

到七月里，兹布希诺共和国就垮了。有一支忠于临时政府的部队攻进这个镇，把逃兵打了出去，逃兵们都退到比留奇去了。

比留奇的铁路外边接连好几俄里都是砍伐过的森林地区，这里到处是缠绕着草莓的树墩，还有一个个抽得乱七八糟的、没有运完的木柴垛，还有过去在这儿工作的季节伐木工住的棚子。逃兵们就在这里驻扎下来。

4

日瓦戈医生原来在里面养伤、后来在里面工作、现在正准备离开的这个野战医院，就在扎布林斯基伯爵夫人的别墅里，战争一开始伯爵夫人就把别墅捐出来收容伤兵。

这座两层楼的别墅占据着本城最好的一块地方。就在主要街道和中心广场的交接口上。中心广场即所谓练兵场，以前有时候在这里练兵，现在有时候晚上在这里开群众大会。

因为坐落在交道口上，从别墅里可以看到好几面的景物。除了主要街道和广场之外，还能看见旁边邻居家的院子，那是很穷苦、很土气的一户人家，和乡下农户没有任何区别。在别墅里还能看得见伯爵家古老的后花园。

这座别墅从来不是伯爵夫人单独的住所。她在本县还有一座很大的“逍遥田庄”。城里的房子只不过是她到城里办事时的落脚点，再就是在夏天客人从四面八方到田庄里去时，这里作为集合的地方。

现在这房子做了野战医院，女主人已经在她经常住的彼得堡被捕了。

原来在别墅里的仆役只剩了两个好奇的女子。一个是现在已经出嫁的伯爵女儿的家庭女教师弗列莉小姐，一个是伯爵夫人原来的女厨师乌斯季尼娅。

白发红颜的老奶奶弗列莉小姐整天拖着鞋子，穿着肥大的旧褂子，邋邋遢遢，马马虎虎，在整个医院里走来走去，现在已经和医院里的人很熟了，就像当年和扎布林斯基一家人一样，常常用蹩脚的俄语讲一点儿什么，总是把俄语的字尾拖成法语的腔调。她摆着架势，挥舞着手臂，快要说完的时候总要放声哈哈大笑，到最后总是以一连串的咳嗽结束。

弗列莉小姐了解护士拉莉萨的底细。她以为，日瓦戈和拉莉萨应该相爱。她一向喜欢风流韵事，热心撮合，一见到他们两个在一起就十分高兴，意味深长地指指点点，挤眉弄眼。拉莉萨困惑不解，日瓦戈十分生气，但是弗列莉小姐像一切怪人一样，最看重自己的错误的判断，怎么也不离开他们。

乌斯季尼娅是一个更为好奇的女人。这个女人下粗上细，很像一只抱窝的母鸡。乌斯季尼娅非常冷静，非常理智，但是她却把这种精明和在迷信方面的丰富的想象力结合了起来。

乌斯季尼娅知道很多民间的谶语。每次出门，都要念避炉火咒，还要对着钥匙眼儿念避邪咒，不念咒决不出门。她是兹布希诺人，据说是一个农村巫师的女儿。

乌斯季尼娅可以终年不说话，但是一旦说起来，就没有完。谁也拦不住她。她爱打抱不平。

兹布希诺共和国垮台以后，麦柳泽耶夫执委会发动了反对无政府主义潮流的运动。这股潮流就是从兹布希诺镇上传来的。每天晚上，很多人都要自动地在广场上举行和平的群众大会，没有事儿的人都要汇集到这里来，就像过去常常聚集在救火队门外在露天里聊天那样。麦柳泽耶夫城文教部鼓励这种集会，并且派自己的或者从外地来的一些活动家到集会上去引导大家讨论。活动家们认为，最荒唐、最蛊惑人心的就是在兹布希诺盛传的那个很有影响的聋哑人的事，于是他们常常把话引到聋哑人方面，以进行揭露。但是麦柳泽耶夫城的小手工业者、士兵家属、原来贵族家的仆役们却都保持另外的看法。他们觉得传说中的聋哑人的事并不荒唐。他们都为他辩护。

在纷纷为聋哑人辩护的乱糟糟的叫嚷声中，常常可以听到乌斯季尼娅的声音。起初，她想站出来说话，但是女人毕竟脸皮薄，她不好意思站出来。可是她渐渐鼓足勇气，越来越大胆地顶撞起那些发言很不受麦柳泽耶夫人欢迎的活动家。就这样，不知不觉地，她成了会场上主要的发言人。

在别墅里，从开着的窗户里可以听见广场上连成一片的叫嚷声，在特别静的晚上，可以听见一些人发言的片断。在乌斯季尼娅说话的时候，弗列莉小姐常常跑进屋里来，叫在场的人好好地听，并且用她那蹩脚的俄语发音，很开心地模仿着：

“共和多……共和多……泽布希窝……浓子哑巴……”

弗列莉小姐暗暗为这个尖嘴快舌的女伴感到自豪。这两个女伴彼此非常亲热，可是也常常拌嘴。

5

日瓦戈渐渐准备离开了。他有时上门去找人辞行，有时上机关去办理必要的手续。

这时候，这支前线部队的新政委走马上任，在城里暂住下来。很多人纷纷传说，说他似乎还是一个孩子。

这时正在准备进行一次新的大规模攻势。正在千方百计地提高士气，整顿军队。建立了革命军事法庭，恢复了不久前废除的死刑。

在离开之前，日瓦戈必须要去卫戍司令部办理迁出手续，担任麦柳泽耶夫城卫戍司令的是一位军事长官，简称“县长官”。

通常在卫戍司令部里拥挤不堪。嘈杂的人群在走廊和院子里容纳不下，还要占去门前的半条街。没法子挤到办公桌前。几百人闹闹哄哄地在说话，谁也听不清说的是什么。

这一天不是接待日。在空闲而寂静的办公室里，几个对公事越来越复杂感到很不满的文书，一声不响地写着，不时地带着讥讽的神情互相看上一眼。从司令办公室里传出愉快的说话声，就好像里面的人敞开怀，喝了一杯清凉饮料，来了精神。

加里乌林从里面走出来，一看见日瓦戈，他整个身体做了个好像要大跑的姿势，表示要日瓦戈也到里面去开开心。

日瓦戈反正是要去找司令签字，就进去了。他看到里面十分凌乱，处处显得很不协调。

小城里纷纷扬扬、热烈传说着的新政委没有去赴任，却待在这与部队各重要部门、与战略问题没有任何关系的办公室里，待在这文牍王国的长官面前，站在他们面前大发议论。

“这是我们的又一位名角儿，”卫戍司令向政委介绍日瓦戈说。政委并没有看他，依然在发着议论，卫戍司令改变了一下姿势，只是为了在日瓦戈递给他的证件上签字，然后很客气地用手指了指，请日瓦戈坐到办公室中间的一张带软垫的矮凳上。

在场的人只有日瓦戈一个人规规矩矩地坐着。其余的人坐得一个比一个随便，一个比一个怪。卫戍司令用胳膊支着头，毫不在乎地半躺在写字台旁边；副司令就像妇女骑马一样，盘着腿斜靠在对面的沙发扶手上；加里乌林倒骑在椅子上，用两条胳膊抱着椅背，把头放在椅背上；年轻的政委一会儿用两手一撑，坐到窗台上，一会儿从窗台上跳下来，像个陀螺一样，一会儿也不安静，一个劲儿地在活动着，迈着又快又小的步子在办公室里走来又走去。他不住嘴地说着。说的是比留奇的逃兵。

关于政委的传说没有错。这是一个身材修长而匀称、还很不成熟的小伙子，被崇高的理想燃烧着。据说，似乎他出身世家，父亲好像是参政员。他在二月里也是最先带领自己的连队冲进国家议会的一员。他姓金采或者金茨，别人在给日瓦戈介绍的时候，说得不太清楚。他的话是纯正的彼得堡口音，极其清楚，多少带点儿波罗的海地区的口音。

他穿着紧身的军上衣。大概他觉得自己还这样年轻，很不好意思，为了显得老成些，他有时故意板着脸，佝偻着腰。他把两手深深地插到裤子口袋里，高耸起佩带着崭新的肩章的两个肩膀头，这样一来，他的样子的确显得很威武，从他的双肩到双脚，可以画成渐渐合拢的两条线。

“在铁路上，在离这儿几站路的地方，驻扎着一个哥萨克团。这个团是红军，是可靠的。把他们调来，把叛乱分子一包围，就解决了。兵团司令主张尽快解除他们的武装，”卫戍司令说。

“哥萨克？无论如何不行！”政委发起急来。“别忘了一九茵五年，别忘了革命以前的事！我们和你们的看法不同，你们这儿的将军们是自作聪明！”

“还什么都没有做呢。这一切只不过是计划，是一种设想。”

“有个协议：上级指挥人员不干预作战指挥。我不撤销调动哥萨克的计划。姑且就这样试试。不过，理智告诉我，我必须采取预防措施。他们那儿设营吗？”

“可以这样说。反正有营房，有工事。”

“很好。我想到他们那儿去一下。让我去看看那些可怕的林中强盗。尽管他们叛乱，尽管他们是逃兵，但他们都是老百姓，诸位，可不能忘记这一点。老百姓好比小孩子，应当了解他们，了解他们的心理，这就需要有特殊的办法。应该会拨动他们的最美好、最富有感情的心弦，这样他们才能琤琤响起来。我去挽救他们，和他们推心置腹地谈谈。你们将会看到，他们会老老实实回到他们放弃了的阵地上。你们想打赌吗？不相信吗？”

“这事儿可难说。不过，但愿如此！”

“我要对他们说：弟兄们，你们就看看我。我是个独生子，是家里的宝贝，什么也不缺，可是我牺牲了名誉、地位和父母的爱，为的是给你们争取自由，这种自由在世界上还没有哪一个民族享受过。我和很多像我这样的年轻人都这样做了，更别说那些老一辈的革命家，别说那些服苦役的民粹主义者和民意主义者了。我们这是为了自己吗？难道我们需要这样吗？现在你们再也不是像过去那样的普通士兵，你们是世界上第一支革命军的战士啦。你们问问自己的良心，你们有没有辜负这一崇高的称号？就在祖国人民浴血奋战，努力挣脱像毒蛇一样缠在身上的敌人的时候，你们却让一伙狗屎不如的坏蛋迷惑住，不自觉地变成了匪帮，成了一帮无法无天、为所欲为、贪得无厌的坏蛋，这真像我们所说的，让猪到桌子底下去，猪却连腿都上了桌子。……我要感化他们，使他们知道害臊！”

“不行，不行，这很危险。”卫戍司令表示反对，并且偷偷地同副司令交换了一下眼色。

加里乌林劝政委打消这个很不明智的主意。他十分了解二一二团的那些亡命徒，因为他以前所在的那个团和二一二团属于同一个师。但是政委却不听他的。

日瓦戈一直想站起来要走。政委的天真幼稚，使他觉得很不自在。卫戍司令和副司令这两个爱讥笑人的、城府很深的家伙的老奸巨滑，也使人觉得不舒服。这种愚蠢和这种奸滑正好配对儿。这一切都是多余的、不必要的、莫名其妙的、不切实际的，所以谈起来没有完。

啊，有时候多么想不听这种毫无趣味、毫无意义的人类的高谈阔论，沉醉到似乎默默无语的大自然中，沉醉到不声不响的、艰苦的、长时间的顽强劳动中，沉醉到静静的、香甜的梦境中，沉醉到美妙的音乐和因为心灵充实而无言可说的、轻轻的心灵接触时的宁静境界中。

日瓦戈想起来，他还要向拉莉萨作一番解释，尽管这解释是不愉快的。他很高兴同她见面，尽管要有一番不愉快的解释。但是她未必已经回来。日瓦戈瞅准适当的时机，立即站起身来，悄没声地走出了办公室。

6

原来她已经回来了。这是弗列莉小姐向日瓦戈报告的，她并且说，拉莉萨回来时很疲倦，匆匆吃过晚饭，就回自己的房里去了，叫别人不要去打搅她。弗列莉小姐又说：“不过，您可以去。她大概还没有睡。”“她的房间在哪儿？”日瓦戈问道，问得弗列莉小姐惊讶不已。原来，拉莉萨住在楼上走廊尽头的屋里，旁边是几个上了锁的房间，里面推着扎布林斯基家在此地的全部用具，日瓦戈从来没有到那里去过。

这时天很快黑了下来。外面越来越黑了。房屋和栅栏在黑沉沉的暮色中模糊成一片。院心里的树把树枝伸到窗前来迎接灯光。这是一个又热又闷的夜晚。人动一动，都要出一身大汗。射到院子里的一缕缕灯光，像一道道肮脏的汗水似的流泻在一棵棵树干上。

日瓦戈上楼梯走到最后一级站住了。他想，登门去拜访一个跑累了的人，是很不合适的，很不知趣的。最好明天再谈。他在改变主意时常有的漫不经心状态中顺着走廊走到另一头。走廊尽头有一个窗户朝着邻居的院子。日瓦戈从窗户里探出头去。

夜晚到处有轻轻的、神秘的声音。在走廊里，不远处洗脸盆里的水在往下滴，均匀而带有拖音。窗外什么地方有人在悄声低语。在菜园边上，有人在往黄瓜畦里浇水，把水从这个桶倒到那个桶，在从井里汲水的时候，铁链子哗啦哗啦直响。

所有的花一下子都喷吐出香气，就好像大地在白天里昏昏沉睡，现在一闻到花香便清醒过来。伯爵家的古老的花园里，到处是枯树枝，所以很难通行。在花园里，一棵棵老椴树的花一直开到树顶，就像大楼房的一面高墙，散发出一片清香。

右面栅栏外面的大街上有叫喊声，有乒乒乓乓的开门、关门声，还有断断续续的歌声。

花园里的老鸹窝后面，出现了特别大的、深红色的月亮。起初那颜色像兹布希诺机器磨坊的砖房，后来变黄了，又像比留奇车站的水塔。

在窗下的邻居院子里，新鲜干草散发出一股茉莉花茶般的香气，和夜间各种各样好闻的气息掺和到一起。今天刚刚从很远的村子里牵来新买的一头牛。那牛被牵了一天，很累了，有点儿想念原来的牛群，不肯吃新主人拿给它吃的食儿，它和新主人还不熟。

“喏喏，别调皮，唷，别牴人，鬼东西，我抽你，”新主人在小声教训牛，但是牛一会儿气呼呼地把头摆来摆去，一会儿伸长脖子，很伤心、很抱屈地哞哞叫着，而在麦柳泽耶夫城里的一座座黑黑的棚子后面，星星在不停地闪烁着，星星向牛伸出一道道看不见的同情的线，就好像另外的世界也有牲口院子，那儿的牲口发来同情的信号。

周围的一切蓬蓬勃勃，洋溢着无限生机。一股赞美生命的心情，就像轻风，就像壮阔的波浪似的流泻开去，不择方向，在大地上、在城里到处流淌，穿过墙壁和栅栏，穿过木板和人体，叫所有遇到的东西都激动得打哆嗦。为了平息这种激动的心情，日瓦戈朝广场上走去，

去听集会上的谈话。

7

月亮已经高高地挂在天上。地上到处洒满了浓得像泼洒的石灰似的月光。

广场周围有几幢公家的带圆柱的石头楼房，楼房门外一片片宽宽的阴影，就像是铺了许多黑毡。

大会在广场的对面。只要用心听，在这边可以听见那边说的是什么。可是日瓦戈被美妙的夜景吸引住了。他在救火队门前的长凳上坐下来，没有注意对面传来的说话声，却朝四下里观赏起来。

旁边有好几条通向广场的僻静的小胡同。可以看见胡同里那一座座破旧的、歪歪倒倒的房子。这些胡同里就像农村里那样肮脏。一道道长长的、用柳条编的篱笆，就像抛到池塘里的鱼篓，或者沉到水底的逮虾子的筐子。

一座座小房子那开着的窗子上的玻璃隐隐约约闪着亮光。在房屋中间的一处处花坛里，露出一丛丛带露水的、褐色头儿的玉米，那亮闪闪的穗儿和须子就像浇了油一样。弯弯的篱笆里面，一棵棵苍白而瘦削的锦葵朝远处望着，那样子就像一个个穿衬衣的乡下女子，在屋里闷热得受不了，就跑出来乘凉。

月光皎洁的夜晚是感人的，是使人倾倒的，就像仁慈心，就像远见卓识那样。忽然，这个寂静而美好的童话般境界里，闯入了一阵从容不迫的、高亢的声音，那嗓门儿是他熟悉的，好像是刚刚听见过的。那声音又好听又热情，带有劝说的语调。日瓦戈仔细听了听，马上就听出那讲话的是谁。那是政委金茨。是他在广场上讲话。

大概当地政府要求他用自己的威望支持他们，所以他慷慨激昂地在责备麦柳泽耶夫城的人，说他们不守秩序，说他们十分轻易地受到布尔什维克的坏影响。他认为，兹布希诺叛乱事件的真正罪魁祸首就是布尔什维克。他又像在卫戍司令部里那样，谈起凶残而强大的敌人，谈起祖国面临的考验。他讲到一半，有些人开始打岔了。

会场上交替地发出不要打断讲话的喊声和不赞成的叫嚷声。表示不赞成的人越来越多，叫嚷声越来越大。有一个陪同金茨的人，此时自动担当起大会主席的角色，他叫大家不要乱发言，要遵守秩序。有些人要求让人群中的一个妇女发言，另外一些人就发出嘘声，要求别捣乱。

有一个妇女穿过人群朝着暂作讲台的一个底朝天的大箱子走去。她并不想站到大箱子上，挤到跟前以后，就在旁边站了下来。大家都认识这个妇女。会场静了下来。这个妇女吸引了大家的注意力。这就是乌斯季尼娅。

“政委同志，您刚才说兹布希诺啦，后来又说什么眼睛啦，说什么，应该长眼睛，不应该受蒙蔽，可是，我听您说了半天，您就知道说什么布尔什维克、孟什维克，布尔什维克、孟什维克，别的您什么也不会说。要说不希望打仗，大家都要像兄弟一样，这是上帝的主张，不是孟什维克的主张。要说让大大小小的工厂都归穷人，这也不是布尔什维克的主张，这是大家的心愿。还有那个聋哑人的事，您不说我们早就厌了，听腻了。您老是惦记着他，实在话！他有什么地方得罪您来？一个哑巴，为什么不经许可，忽然说起话来？不得了，真是稀罕事儿！还有更稀罕的哩！比如《圣经》上说的那匹母驴(1)。驴子说：‘巴兰，巴兰，请你别上那边去，你会后悔的。’当然，巴兰没有听，他去了。就像您说的：‘哑巴嘛。’巴兰心想，怎么能听它的，它是母驴，是畜生嘛。他瞧不起畜生。后来他就懊悔了。后来的结局，大概你们是知道的。”

“后来怎样？”人群里有人问道。

“算了，”乌斯季尼娅回答说。“知道的事多，老得快。”

“不行。这可不行。你说说，后来怎么样？”那个问的人不肯罢休。

“怎么样，怎么样，缠起来没有完！后来他变成了盐柱子。”

“你乱扯，大嫂。那是罗丹。罗丹的老婆……”很多人叫了起来。大家都笑了起来。担当主席角色的人叫大家守秩序。日瓦戈便回去睡了。

8

第二天晚上，日瓦戈才和拉莉萨见面。他在餐事房里找到了她。在她面前放着一堆叠好的衬衣。她正在熨衣服。

餐事房在楼上的后面，面朝着花园。这里面平时放的是茶炊、从厨房里端来的一盘盘的菜肴、放在这里待洗的肮脏餐具。餐事房里保持着野战医院里的物资统计制度。可以根据清单检查餐具和衬衣，闲暇时候可以休息，大家约定时间会面。

面朝花园的一些窗子都开着。餐事房里有椴树花香味、像在古老公园里的干树枝那种和兰芹一般的苦味，还有熨斗里冒出来的淡淡的烟气。熨斗有两只，拉莉萨交替着使用，时而把这只、时而把那只放进通风管道里，让熨斗里的炭烧旺些。

“您昨天为什么不上我房里去？弗列莉小姐告诉我啦。不过，您不去算对了。我已经睡下，无法让您进去了。噢，您好。小心点儿，别弄脏了衣服。这儿撒了不少木炭。”

“看样子，您熨的是全医院的衬衣喽？”

“不，这里面有很多是我的。您老是开我的玩笑，说我永远不会离开这儿。这一回我来真的了。瞧，我在准备，收拾东西呢。等收拾好了，就走。我回乌拉尔，您回莫斯科。以后什么时候要是有人问您：‘尤利·安得列耶维奇，您没有听说过那个麦柳泽耶夫小城吗？’您会说：‘不大记得了。’‘安季波娃是什么人？’‘我不知道。’”

“好，就算这样吧。您这次下乡印象如何？乡下情形怎么样？”

“三言两语是说不完的……这熨斗凉得好快呀！请您把那一只递给我。就在通风管道里。把这一只再放进管道里。好。谢谢……各个村子里的情形不一样。这要看村子里的人怎样。有些村子里的人勤劳、肯干，日子就过得不坏。有的村子里全是酒鬼，这样的村子穷得精光。看起来都可怕。”

“瞎说。哪儿有什么酒鬼？您不了解。就是没有人了，男子汉都当兵去了。嗯，好了。新的、革命的地方自治搞得怎么样？”

“您说那不是酒鬼，您说得不对，我不同意您的说法。至于地方自治吗？自治问题够伤脑筋的。一些条例很不切实际，在乡里没有人配合工作。农民现在只是关心土地问题。我上逍遥田庄去过。那儿真美呀！您最好去看看。春天那儿遭了火，遭了抢劫。有的棚子烧毁了，果树烧成了焦炭，主房的正面有一部分被烟熏黑了。我没有去兹布希诺，没有来得及。不过，到处都在说，那个聋哑人是实有其人。很多人描述了他的外貌。说他是个年轻的、有学问的人。”

“昨天在广场上，乌斯季尼娅还为他说话呢。”

“我刚回来，就又从逍遥田庄拉来一大车无用的东西。咱们的东西已经够累赘的了！今天早晨，卫戍司令派人送来一张条子。他们急需要伯爵家的银茶具和水晶酒杯。说是只用一晚上就归还。我们才知道他们怎样归还哩！有一半东西别想弄回来。都说是借的，要归还。听说，要举行晚会。一个什么人来了。”

“噢，我猜到啦。前线新政委来了。我偶然见过他。现在想解决逃兵的问题，想把他们包围，让他们缴枪。政委还很嫩，很幼稚。此地有人提出要调用哥萨克，可是他想用眼泪感化他们。他说，老百姓是小孩子。他以为这都是小孩子闹着玩儿。加里乌林恳求说，请您别去惊动那些野兽，让我们自己对付吧，但是一个人一旦钻进了牛角尖，谁又能劝说得动呢？您听着。您把熨斗放一会儿，听我说说。不久这儿就会打成一塌糊涂。这是我们无法防止的。我希望您在这场乱仗以前离开这儿！”

“没事儿。您太夸大了。我是要走的。不过，不能说走就走。应当把我管的东西开出清单，移交一下，要不然好像我偷了什么。可是，移交给谁呢？这是一个问题。我管这些东西伤透了脑筋，可是只落得一身不是。我把伯爵家的财产登记为医院的，因为这是根据有关文件的精神。可是现在好像说我这样做是弄虚作假，为的是用这种办法为伯爵夫人保留财产。多么毒辣呀！”

“唉，您别管那些地毯和瓷器吧，让这些东西完蛋就完蛋好啦。犯不着为这些事伤脑筋。是的，是的，顶遗憾的是昨天我没有见到您。我真想和您聊聊呀！我真想把所有心底的秘密说给您听，回答所有难解释的问题！真的，不是开玩笑，我是想把什么都说一说。说说我的妻子、儿子，说说我的一生。真是见鬼，为什么一个成年男子和一个成年女人在一块儿聊一聊，马上就会有人怀疑有‘私情’呢？哼！去他妈的吧，什么‘私情’、‘公情’！噢，您熨吧，熨吧，我是说，您熨衣服吧，不要管我，我说我的。我要说很久呢……您想想吧，现在是什么时候！这样的时候就叫咱们遇上了！这样的新奇事儿开天辟地以来只有这一回。您想想看：整个俄罗斯的屋顶掀掉了，咱们和所有的老百姓都在露天之下了。没有人管咱们了。自由了！这是真正的自由，不是口头上的和希望中的自由，是意外的、自天而降的自由。是不曾料到的、不能理解的自由。所有的人都觉得自己不知多么高大了！您没有发现吗？就好像每个人都发现自己了不起，都有点儿憋不住了……噢，您熨嘛，我来说，您听着。您不是觉得没有味道吧？我给您换换熨斗……我看到了昨天晚上的集会。那场面真动人呀。整个俄罗斯都动起来了，憋不住了，动就动个彻底，说就说个痛快。而且，不光是人在说话。好像星星和树木也都凑到一块儿讨论起来，夜里的花草也在高谈阔论，一幢幢石头房子都在开大会。有点儿像福音书上说的那种情形了，不是吗？就像使徒行传那时候了……”

“您说星星和树木都开大会，这我理解。我知道您这是想说什么。我自己就有过这种感觉。”

“先是战争，接着就是革命。战争人为地使生活中断了，就好像可以把生活推迟一个时期似的。（多么荒唐呀！）革命不由自主地爆发了，就像憋了太久的一口气那样。每个人都活跃起来，新生了，所有的人都在变化，转变。可以说，每个人都遇到两种革命，一种是自身的，另一种是社会的。我认为，社会主义好比海洋，所有这些自身的革命都应当像溪流一样汇入海洋，汇入这生活的海洋、这特有的海洋。我说的生活的海洋，是在图画上可以看到的那种生活、那种能够发挥才能、发挥创造性的生活的海洋。但是现在人们要通过自身、通过实践来体验这种生活，而不是停留在书本上和抽象概念上了。”

日瓦戈的声音忽然哆嗦起来，说明他开始激动了。拉莉萨停了一会儿熨斗，郑重地、惊愕地看了看他。他有些慌乱，忘记了刚才说的是什么。短暂的停顿之后，他又说了起来。他没头没脑地胡乱说起来。他说：

“这些天来我多么想实实在在地生活，能有所贡献呀！多么想成为欢欣鼓舞的群众的一分子呀！可是在万众欢腾之中，我常常遇到您的神秘而忧郁的目光，那目光游移不定，好像是在遥远的地方、遥远的国度里。我多么希望我看到的不是这种目光，希望看到您脸上满意的表情，希望你满意自己的命运，丝毫无求于人。多么希望您的一位什么亲人，您的朋友或者丈夫（最好是一位军人），抓住我的手，要求我不要为您的命运担心，不必操心、过问您的事。那我就抽回我的手，再不问了……哦，我失言了！对不起，请原谅。”

他的声音又泄露了他的情感。他把手一摆，带着无法克制的尴尬心情站起身来，走到窗前。他背朝着房里，用手托着腮，胳膊肘撑在窗台上，用漫不经心的、视而不见的目光朝黑糊糊的花园里望着，希望镇静一下。

拉莉萨绕过搭在桌子上和另一面窗子边上的熨衣板，在日瓦戈背后几步远的房间当中站了下来。“啊，我就是怕这种事儿呀！”她像自言自语似的小声说。“多么不好的误会呀！尤利·安得列耶维奇，不能这样呀……哎呀，您瞧，您叫我闯祸了！”她大声叫着，跑到熨衣板跟前，忘在上面的熨斗底下的一件褂子烤煳了，冒出一股细细的、焦煳的烟气。

“尤利·安得列耶维奇，”她一面继续说着，当的一声把熨斗放在炉盖上。“尤利·安得列耶维奇，清醒清醒吧，您上弗列莉小姐那儿坐一会儿，喝杯茶，等您再回来，还像我已经看惯了的、我希望看到的样子。好吗，尤利·安得列耶维奇？我知道，这是您做得到的。就请您这样吧。”

后来他们之间再没有进行这样的表白。过了一个星期，拉莉萨就走了。

9

又过了些日子，日瓦戈也准备动身了。在他动身之前的那天夜里，麦柳泽耶夫城里又是狂风，又是暴雨。

狂风声和暴雨声交织在一起。暴雨时而垂直地向屋顶上倾泻，时而在变了方向的狂风的压力下顺着街道一下一下地往前冲，就好像靠着倾注的急流一步一步地夺取阵地。

雷声毫无停歇，一声接着一声，变成一种持续的、均匀的隆隆声。在一下接一下的闪电照耀下，可以看见朝深处跑去的大街和弯着腰朝同一方向跑的树木。

夜里，弗列莉小姐听到慌乱的敲门声，醒了过来。她惊骇地在床上坐起来，仔细听了听。敲门声没有停。

她想，难道整个医院里就没有人出去开门，难道她这个可怜的老婆子，只因为生来就老实，喜欢管事儿，就该她一个人为大家受罪？

扎布林斯基家是有钱人，是贵族，他们可以把事情交给别人。可是这医院，是他们自己的，是人民的呀。他们把医院扔给谁呢？比如说，看护兵都跑到哪儿去了呢？都跑了，头头儿、护士、医生都没有了。可是家里还有伤兵，还有两个没有腿的伤兵在楼上的手术室里，也就是以前的客厅里，还有满满一库房的东西在楼下，就在洗衣房旁边。乌斯季尼娅这鬼东西也不知道上谁家串门子去了。她看到雷雨要来了，就不回来啦。正好有理由在别人家里过夜。

好，谢天谢地，外面不敲了，没有声音了。大概是看到没有人开门，就走了，算了。在这样的风雨里来敲门，真是活见鬼。也许是乌斯季尼娅呢？不会的，她自己有钥匙嘛。我的天，多可怕呀，又敲起来了！

不管怎么说，这些人多么没有良心呀！就不说日瓦戈吧。他明天就要走了，心已经在路上或者已经在莫斯科了。可是加里乌林呢？他听到这敲门声，怎么能睡大觉或者平心静气地躺着，指望她这个衰弱、孤苦的老婆子爬起来，在这可怕的夜晚、可怕的国家去给一个不明来历的人开门呢？

还加里乌林呢！她忽然想起来：哪儿有什么加里乌林？不，她这样糊涂，只是因为没有完全清醒。加里乌林已经连影子都不见了，还说什么加里乌林？在车站上发生了那可怕的枪杀事件，把金茨打死，又把加里乌林从比留奇一直追到麦柳泽耶夫城，跟在后面用枪打他，还在城里到处搜他，那时候，不是她和日瓦戈把他藏起来，给他换了便服，又把四周围有哪几条路和哪些村庄给他说清楚，让他跑的吗？还加里乌林呢！

当时如果不是那些装甲兵，这座城就完了。一营装甲兵凑巧从城里路过，保护了城里的人，制伏了那些坏蛋。

雷雨渐渐小了，渐渐远去了。雷声越来越稀，越来越低沉，已经是在很远处了。雨时断时续，可是雨水不停地从树上和排水管里哗哗地往下流着。无声的闪电的反光频频地溜进弗列莉小姐的卧房，照出她的身影，并且还要多少停一会儿，好像是要寻找什么东西。

停了很久的敲门声忽然又响起来。那人一定是有什么急事，所以拼命地敲，一个劲儿地敲。风又刮起来。大雨又下起来。

“来啦！”弗列莉小姐不知对谁喊道。她听到自己的声音都有些害怕。

忽然她心中出现了一种猜测。她溜下床来，拖上鞋子，披上衣服，就跑去叫日瓦戈，免得一个人这样害怕。但是他也听到了敲门声，端着蜡烛迎了过来。他们两人都有同样的猜测。

“日瓦戈！日瓦戈！有人在外面敲门呢，我怕一个人去开门，”她用法语喊道。然后又用俄语说：“我看，这不是拉莉萨，就是加里乌林。”

日瓦戈也是被敲门声惊醒的。他想，这一定是自己人，或者是加里乌林，在路上又遇到了什么障碍，又跑回来躲藏；或者是拉莉萨，在路上遇到了什么困难，又转了回来。

来到门口，日瓦戈让弗列莉小姐端着蜡烛，自己掏出钥匙开了门锁。一阵狂风把门撞开，把蜡烛吹灭，并且浇了他们一身冰凉的雨水。

“是谁？是谁？有人没有？”弗列莉小姐和日瓦戈在黑暗中争先恐后地喊着，但是没有人回答他们。忽然他们又听到原来的敲击声，那声音在另一个地方，在黑洞洞的过道里，或者，那是敲打面朝花园的窗子。

“大概，这是风吹的，”日瓦戈说。“不过，为了放心起见，您还是摸黑到里面去看看，我还在这儿等一下子，免得不是其他原因，而是真的有人来，和我们错过了。”

弗列莉小姐便到房子里面去了，日瓦戈就走出门去，站到门口房檐下。他的眼睛在黑暗中习惯了以后，看出了渐渐出现的曙光。

麦柳泽耶夫城的上空，发了疯的黑云就像在逃跑似的，急急匆匆地奔驰着。一片片的黑云飞得那样低，几乎要碰到朝同一方向弯着腰的树木了，就好像那是一把把弯弯的扫帚，正在扫黑黑的天空。大雨冲打着房子的板墙，灰色的板墙变成了黑的。

“怎么样？”日瓦戈向走回来的弗列莉小姐问道。

“您说得对。没有人。”她说了说她在房子里查看的情形。餐事房里的窗户玻璃被椴树枝子敲碎了，房里的地上一大片一大片的水洼，原来拉莉萨住的房里也是这样，到处是水，简直成了海洋。“护窗吹开了，护窗就撞打起窗框。您明白了吗？就是这么一回事儿。”

他们又说了几句，就把门闩上，各自回去睡了，两个人都觉得遗憾的是，忙活了半天，原来是一场虚惊。

他们原来以为，把大门一开，他们很熟悉的那个女子就要浑身湿漉漉地走进门来，趁她抖搂身上的雨水，他们就问她回来的原因。然后她走进房里，换上衣服，到厨房里借着炉灶的余热暖暖身子，就把自己遇到的种种劫难说给他们听，把头发梳一梳，就笑了。

他们想象得那样真切，以至于等他们把门闩上以后，他们这种想象的印迹还留在外面的屋角后面，就是说，他们觉得那女子的模模糊糊的身影依然在拐角处隐隐约约晃动着。

10

大家都认为比留奇的报务员科里亚·弗罗连科在车站的士兵哗变中负有间接的罪责。

科里亚是麦柳泽耶夫城一个有名的钟表匠的儿子。在城里大家从小就熟悉他。他小时候常常上逍遥田庄一个仆役家去住，常常在弗列莉照看下和伯爵家两个女儿一块儿玩。他和弗列莉小姐很熟。所以他多少懂了一些法语。

城里人常常看到科里亚在任何天气都穿得很少，不戴帽子，穿帆布单鞋，骑着自行车。他常常放开把手，挺着身子，两手交叉放在胸前，在马路上和在城里到处跑，两眼望着电线和杆子，检查线路情况。

城里有些人家靠铁路上的电话支线可以和比留奇车站通电话。电话支线由车站电话室里的科里亚掌管。

他的工作忙得不可开交：铁路上的电报、电话，有时候站长波瓦里欣离开一阵子，他还要管列车进出站和调车的信号，因为信号装置都安在电话室里。

科里亚必须同时注意几种装置的变化，因此养成了特殊的说话习惯，说的话含含糊糊，断断续续，充满了待解的谜。当他不愿意回答什么人，或者不愿意多说话的时候，他就用这种方法说话。据说，在出乱子的那一天，他就是过分地使用了这种方法。

加里乌林从城里打来电话，他不理睬，因此加里乌林的一片好心白费了。也许就因为这样，科里亚违反本意地使后来的事件得到了不幸的结局。

加里乌林要求把在车站上或车站附近的政委找来接电话，为的是要告诉他，他加里乌林马上就要来解救他，要他等他一会儿，在他到来之前，不要动声色。科里亚却不肯替加里乌林去找金茨，借口是，他这里的线路正忙着给向比留奇开来的一列火车发信号，现在他还让这列装载着调来的哥萨克朝比留奇开的火车停在附近的会让站上呢。

等到这列火车终于开到时，科里亚却又不高兴起来。

火车头慢慢地爬到站台上黑糊糊的敞棚底下，恰恰就在电话室的大窗户前面停了下来。科里亚猛地拉开绣有铁路标记的沉甸甸的深蓝色呢子窗帘。在石头窗台上有一个装水的长颈大玻璃瓶，老大的托盘里还有一个粗糙的厚玻璃杯。科里亚倒了一杯水，几大口喝完了，又朝窗外看了看。

司机发现了科里亚，就在司机室里很亲热地朝他点了点头。“哼，坏透了，鬼东西！”科里亚恨恨地想道。他又朝司机伸了伸舌头，抡了抡拳头。司机不仅理解了科里亚的意思，而且还耸了耸肩膀，朝着后面的车厢转了转头，那意思是说：“有什么办法呀？你来试试看。惯性嘛。”科里亚又用表情回答他：“反正你没有好心肠！”

开始把马从车厢里往外牵。马硬撑着不肯走。马蹄走在木跳板上的低沉的咚咚声，换成马蹄铁碰击站台石板的叮当声。终于把老想直竖起来的马牵过了几道铁轨。

轨道尽头处，是停在生锈的、周围长满荒草的铁轨上的两节报废的车厢。几辆取暖货车的木车厢被雨水冲掉了油漆，因为虫蛀和受潮，木板都腐烂了，现在又躺在这儿，和车厢那边一堆堆的原木材、和白桦木上长的多孔蘑菇、和天空一朵朵的白云为伍了。

在树林边上，一声口令，哥萨克们都上了马，赶去解救。

他们把二一二团的叛兵包围起来。骑兵在树林里总是比在光秃的地方显得高大些、魁伟些。逃兵们虽然在工事里都有枪，可是他们见了哥萨克都很害怕。哥萨克们抽出了马刀。

金茨从骑兵拉开的散兵线里跳到木柴堆上，对被包围的叛兵发表讲话。

他又像以往那样，谈起军人的职责、祖国的意义和其他许多崇高的东西。这些概念在这儿没有受到欢迎。在场的人非常多。这些人在战争中历尽了困苦和艰险，厌倦了，心肠冷酷了。金茨说的话，他们早就听烦了。四个月来，右面来的捧场，左面来的奉承，使这一伙人益发骄横了。这一伙人都是普通老百姓，他们听说讲话人的姓不是俄罗斯的姓，又听到他那波罗的海一带的口音，就十分反感了。

金茨感觉到自己说得太啰唆，很不满意自己，不过他想，这样他们更容易听懂。可是听众并不对此表示感激，而是表示冷淡和厌烦。他越来越生气，因此他决定对这些人说话用强硬的口气，并且使用威吓的办法，这是他早就准备好的。他没有听见已经响起来的一片咕哝声，仍然威吓乱兵们说，革命军事法庭不是吃白饭的，如果不交出武器，不交出罪魁祸首，就要判死罪。金茨说，如果他们不听劝告的话，就是下贱的叛贼、不可救药的坏蛋、十恶不赦的匪徒。这些人听不惯这种腔调。

几百人一齐吼叫起来。“别说这一套。够了。算啦。”大家都是用粗喉咙低嗓门儿喊的，而且几乎都没有恶意。但是又响起了几个充满了仇恨的、声嘶力竭的尖嗓门儿。大家都留心听起来。几个尖嗓门儿喊道：

“伙计们，他骂我们，你们听见没有？还像过去一样呢！还要摆军官臭架子！我们是叛贼吗？那你是什么人，长官先生？咱们凭什么要和他磨蹭？你们没看见吗，他是德国人，是奸细！喂，你这位贵族，把证件拿出来！你们这些来镇压我们的，你们张什么嘴？来吧，把我们捆起来，把我们吃了吧！”

但是就连哥萨克们也越来越不喜欢金茨那番很不中听的话了。“都是坏蛋，都下贱。就他是高贵的啦！”哥萨克们小声嘟哝说。他们开始把刀插进鞘里，开头是个别的人，后来人数越来越多了。一个一个地下了马。等到下马的人相当多了，他们便乱纷纷地朝空地中央的二一二团逃兵走去。两方面的人渐渐混到一起，亲切地交谈起来。

“您应该悄悄离开这儿，”有的哥萨克军官很担心地对金茨说。“您的汽车在交叉路口。我们派人去叫汽车开近些。您赶快走吧。”

金茨走是走了，但是因为他觉得悄悄走有失尊严，所以他不是悄悄地，而是大模大样地朝车站走去。他十分激动，因为自尊心，他强迫自己走得十分从容，显得一点也不着急。

已经离车站很近了。森林就靠近车站。走到森林边上，已经看见铁路线了，他第一次回头看了看。他后面跟着许多握枪的士兵。“他们要干什么？”金茨想着，加快了脚步。

跟在他后面的士兵也加快了脚步。他和追赶者之间的距离没有变化。前面就是两节报废的车厢。金茨绕过车厢，就跑了起来。运送哥萨克的那一列火车开到车库里去了。线路上没有车辆。金茨跑步跨过了线路。

他飞跑着跳上高高的站台。这时候，追赶他的士兵从报废的车厢后面跑了出来。波瓦里欣和科里亚对金茨喊了两声，并且打手势叫他到车站里面去，他们好保护他。

但是，又是世家子弟的自尊心、高人一等的心情、愿作牺牲的心情和不切实际的心情，使他不愿意进站里去躲避。他拼命压制心脏的猛烈跳动。他想，应该对他们大喊：“弟兄们，清醒清醒吧，我是什么奸细？”他想，应该说几句攻心的、能够使他们清醒的话，才能够使他们悬崖勒马。

近几个月来，他的干大事的感觉和心灵在呐喊的感觉无形中和讲坛、和木板讲台联系起来，跳上讲坛就可以向群众发出号召，发表慷慨激昂的演说。

车站门口，车站大钟下面，有一个灭火水桶。水桶盖得严严实实的。金茨跳到水桶上，朝着越来越近的士兵声嘶力竭地、上气不接下气地喊了几句攻心的话。他离敞着的车站大门只有两步远，一转身就能跑进去，可是他来了劲儿，一心想讲讲话，士兵们一看见他这股发了疯似的大胆劲儿，全呆住了，站在原地不动了。他们都把枪放了下来。

但是金茨站到桶盖边儿上，把桶盖弄翻了。他的一条腿掉进水里，另一条腿耷拉在桶外。他像骑马一样骑到桶沿上。

士兵们看到他的狼狈相，一齐哈哈大笑起来，有一个人从前面一枪打在他的脖子上，一下子就把他打死了，其余的人又一齐上前用刺刀乱捅他的尸首。

11

弗列莉小姐打电话给科里亚，叫他给日瓦戈医生在火车里弄一个好座位，并且吓唬他说，如果办不好，就揭他的老底。

科里亚像往常一样，一面回答弗列莉小姐，一面通过电话和别的人说话，而且在他的话里还夹杂着一些数字，可见他还通过电话向另外一个地方发送密码电报。

“普斯科夫，执委会，听见吗？哪些人叛乱吗？什么人指使吗？您是怎么啦，弗列莉小姐？瞎说，胡扯。算了吧，请把话筒放下，您别打搅我。普斯科夫，执委会，普斯科夫。三六逗号零零一五。啊呀，真该死，带子怎么断了？嗯？嗯？我听不清。又是您吗，弗列莉小姐？我实实在在告诉您，不行，我办不到。您找找波瓦里欣吧。瞎说，胡扯。三六……唉，真见鬼……算了吧，别打搅我，小姐。”

可是弗列莉小姐说：

“你别蒙混我，什么普斯科夫，普斯科夫，我把你看透了，你明天不给医生在火车里找个座位，我可饶不了你这个小坏蛋！”

12

日瓦戈走的那天，十分闷热。又像两天前那样，要下大雨了。

在吐得到处是葵花子壳儿的车站集镇上，一座座白石灰土坯房和一群群的鹅，在阴云密布的黑黑的天空的逼视下，吓得益发白了。

车站旁边有一大片林中空地，远远地朝两边伸展开去。这儿的青草被踩得乱糟糟的，这儿日日夜夜都有等车的人群，往往一等就是几个星期，前往各种方向的都有。

在人群里有一些身穿灰色粗呢外衣的老头子，他们在灼人的阳光下从这一堆人里走到那一堆人里，到处打听消息。有些十四五岁的半大小伙子，用胳膊肘支着身子，一声不响地侧身躺着，手里拿着扯光了叶子的树条子，好像是在放牲口。他们的光屁股小弟弟或小妹妹在附近撩着小褂，来来回回地跑着。他们的母亲伸直紧紧并在一起的两腿，坐在地上，把吃奶的孩子抱在扎得歪歪扭扭的褐色上衣的怀里。

“就像羊群听到炮声，一齐跑散开了。真够瞧的！”站长波瓦里欣一面带着日瓦戈曲曲弯弯地绕过横七竖八躺在站里和站外的人体，一面很厌恶地说。“这草地上一下子就没有人了！又看见这土地是什么样子了。他们都高兴了！这许多人拥在这儿，有四个月没看见地面，忘记地面是什么样子了……他就是倒在这儿的。真是怪事，我在战争中见过各种各样可怕的事，见惯了。可是这一次我实在不忍看！主要是没有道理。为什么呀？他有什么对不起他们的？那些人真没有人性！听说，他是个独生儿子呢……现在朝右拐，往这儿，到我的办公室里来。这次车您别想坐了，挤得要死。我把您安排到另一次车上，安排到区间交通车上。这是我们自己安排的，马上就开始编组了。不过您在开车以前千万别露风声，对谁也不能说。如果说出去，那就不得了啦。夜里您可以在苏希尼奇换车。”

13

等到保密的这次列车编组好了，从车库里倒着向车站开过来，草地上还是有许多人，并且一齐朝着慢慢倒着开来的火车拥过来。人们乱纷纷地从小土包上下来，跑到路基上。许多人你拥我挤，爬到缓冲器上和踏板上，还有一些人从窗户里爬进车厢，或者爬到车厢顶上。火车还在倒开着，转眼间就挤满了人，等开到站台上，火车就挤得无法再挤，上上下下都塞满人了。

日瓦戈不知怎样被挤到了车门口平台上，后来又不知怎样被挤进车厢过道里。

整个一路上他都在过道里，坐在自己的行李上，一直坐到苏希尼奇。

阴云早就散了。在洒满火辣辣的阳光的田野上，到处是呜呜的叫声，那叫声没有歇息，压倒了火车行驶的声音。

站在窗边的乘客，遮住了其他人的光线。他们的长长的、重重叠叠的影子落在车底板上、座位上、靠背上。这些影子在车厢里挤不下，又从对面窗子里挤了出去。这些影子便和整个奔驰的火车的影子一起，在另一面斜坡上连蹦带跳地跑着。

周围的人有的说话，有的唱歌，有的吵嘴，有的在打牌。每到一个车站，除了车里面的嘈杂以外，还有抢着要上车的人群在外面的吵闹声。嗡嗡的人声就像海潮的声音。就像在海上一样，在停车中间有时会忽然出现一阵无法理解的寂静。这时候能听见在火车旁边的站台上奔跑的脚步声、在行李车旁的奔跑和争吵声、送行人在远处的说话声、低沉的鸡叫声和车站花坛里树叶的沙沙声。

这时候，有一股熟悉的香气扑进窗子，仿佛是来找日瓦戈的，好像是在路上来的电报，或者是从麦柳泽耶夫城来的问候。这股香气来自旁边什么地方，来自高处，田野上的花和花坛里的花都没有这样高，这香气特别清幽，特别芬芳。

因为十分拥挤，日瓦戈无法到窗前去。但他就是不去看，也能在想象中看见这些椴树。这些椴树大概就长在铁路边上，心安理得地把茂密的树枝伸到车厢的顶上，那密密的树叶上落满车站上的灰尘，夹杂着密密麻麻、星星点点、闪闪有光的蜡黄色小花儿。

一路上到处都是这样。到处都有闹闹哄哄的人群。到处都有开花的椴树。

这种到处弥漫的香气，就好像一心要跑到朝北行驶的这列火车前面，仿佛这是一个传遍了所有的铁路支线、车站、扳道房的消息，火车上的人到哪里都能遇到，似乎这消息已经到处传遍了，证实了。

14

夜里，一位热心的搬运工领着日瓦戈跨过一条条没有灯光的线路，让他从后面走进一列火车的二等车厢，这列火车是刚刚开到的加班车。

搬运工刚刚用检查工的钥匙开了后面的门，把日瓦戈的行李扔到车门口，一个乘务员马上就来撵他们下车，搬运工正要和他争吵，他却一见到日瓦戈恳求就心软了，朝后退去，不知跑到什么地方去了。

这列秘密运行的火车有特殊任务，开得非常快，每次停的时间都很短，还有武装保卫。车厢里的人非常少。

日瓦戈走进的单间里十分明亮，小桌上点着一支淌着油的蜡烛，烛火被窗孔里钻进来的气流吹得不停地摇曳着。

这蜡烛是这个单间里原来唯一的一位乘客的。这是一个头发浅黄的小伙子，从他那老长的胳膊和腿来看，大概他的个头儿是很高的。胳膊和腿的弯曲处不停地晃悠着，就好像是可折叠物体的零件上的螺丝没有拧紧。这个年轻人坐在窗前的沙发上，身子很随便地向后仰着。他看到日瓦戈进来，很客气地欠了欠身子，并且由半躺着的姿势变成了比较有礼貌的坐的姿势。

在他坐的沙发底下有一团东西，好像是一团破烂的花条子布。忽然那一团破布的头儿动了起来，从沙发底下急急忙忙地爬出一条耷拉着耳朵的猎狗。猎狗把日瓦戈上上下下打量了一遍，又闻了一遍，就在单间里跑来跑去，那爪子都带有弹性，就像它的高个子主人那动来动去的腿一样。很快它就听从主人的吩咐匆匆钻到沙发底下，又像一团破布了。

这时候日瓦戈才发现挂在单间里钩子上的双筒猎枪、皮子弹盒、装满了猎物的猎袋。

年轻人原来是个猎人。

他特别喜欢说话，很快就带着亲热的笑容和日瓦戈聊了起来。在说话的时候，他看着日瓦戈的嘴。

这个年轻人的嗓门儿很高，很不好听，高得有点儿像尖尖的女人嗓门儿。还有一点很奇怪：从各方面看来，他是个俄罗斯人，然而他却把有些字音发得非常古怪。他把这些音发得有点儿像法语或德语的发音。发这些音不仅要费很大的劲儿，而且还要尽量尖起嗓门儿，把这些音发得比其他音都高。几乎是他一开口，日瓦戈听了他的发音就愣住了。

有时候，他似乎比较留心自己的时候，他尽量克服这种不正确的发音，但只要一马虎，就又发得不正确了。

“他是怎么一回事儿？”日瓦戈想道。“这种毛病在书上看到过，好像是有点儿熟悉。我是个医生，应该知道这种病，可就是想不起来了。这是一种神经上的毛病，这种病引起发音不正常。可是这样尖声尖气十分可笑，使人没法子憋住笑。没法子和他说话。我最好还是爬到上铺去躺着吧。”

日瓦戈就这样做了。等他在上铺躺下来，年轻人说，要不要把蜡烛熄灭，也许蜡烛妨碍日瓦戈睡觉。日瓦戈说好，并说谢谢。年轻人把蜡烛熄了。单间里一片黑暗。

单间里的窗子只放下来一半。

“咱们是不是把窗子关上？”日瓦戈问道。“您不怕贼吗？”

年轻人没有回答。日瓦戈又高声问了一遍，可是年轻人还是没有反应。

于是日瓦戈划着火柴，想看看年轻人是怎么了，是不是出去了，还是睡着了，虽然在这样短的时间睡着是不可能的。

可是年轻人还睁着眼睛坐在原来的地方呢，看到日瓦戈从上面探下身子，还笑了笑。

火柴灭了，日瓦戈又划着一根，在火柴的亮光下，日瓦戈又重复了一遍原来的问题。

“随您的便吧，”年轻猎人立即回答说。“我是没有什么可偷的。不过，最好不要关。太闷啦。”

“真是怪事！”日瓦戈在心里想。“真古怪，看样子，他是习惯在明亮处说话。他现在说得多清楚呀，一点外路人口音也没有！真弄不清是怎么一回事儿！”

15

日瓦戈因为一个星期以来经历了不少事情，因为临行前激动不安，又加上收拾行李，早晨上火车又那样拥挤，所以感到疲乏得不得了。他以为，在这样舒服的铺位上一躺下来，马上就会睡着的。事实却不然。因为疲劳过度，他却失眠了。到黎明时候他才睡着。

在长长的几个钟头里，在他脑子里翻腾的思潮不论多么凌乱，实在说，都可以归结为两大股，或者两个线团，这两个线团有时缠得紧紧的，有时抖搂开。

有一股思潮想的是托尼娅、家庭和原来十分安定的生活，那种生活充满了诗意，是亲切的、纯洁的。日瓦戈在为这种生活担心，希望完整无缺地保留这种生活，他躺在飞驰的夜间快车里，急不可耐地要回到这离开了两年多的生活中去。

这一股思潮中也包括对革命的忠诚和赞美。这是中产阶级心目中的那种革命，是一九茵五年那些崇拜勃洛克的青年学生所说的那种革命。

在这股亲切而习惯的思潮中，也包括那些新鲜东西的苗头，那些迹象和预兆，那都是在战前，在一九一二年和一九一四年间，在俄国的思想中、俄国的艺术中、俄国的命运中，在整个社会的命运和他日瓦戈的个人命运中，已经露了头的。

经过了战争之后，多么希望回头想想这些征兆，希望这些征兆重新出现并且发展下去，这种心情就像久别之后急于回家一样。

新鲜东西也是第二股思潮所想的内容，但这种新鲜东西是另外的、完全不同的！这不是在自己心目中已经习惯了的、从旧东西中产生的那种新东西，而是不由人意、不可遏止、像迅雷一样突然的、来自现实的新东西。

战争、战争的血腥气和战争的恐怖、战争的惨无人道和野蛮，都是这样的新东西。战争的考验和战争教给人们的处世秘诀，是这样的新东西。经历了战争的偏僻城镇和人，是这样的新东西。还有革命，不是一九茵五年大学生们想象的那种革命，而是现在的、从战争中诞生的、流血的、在所不惜的、由有经验的革命家布尔什维克领导的士兵革命，也是这样的新东西。

护士拉莉萨因为战争出来漂泊，过动乱不宁的生活，毫无怨尤，很少说话，硬是不肯表露自己的痛苦，而且几乎以不表示怨尤为美，这也是新鲜的。日瓦戈实心实意地尽量克制自己，不去爱她，不像他这一生对待所有的人那样，更不像对待家里人和亲近的人那样，这也是新鲜的。

火车全速奔驰着。迎面的风吹进半开着的窗子，吹得日瓦戈的头发扑扑抖动，头发上落了不少灰土。夜里停车的时候和白天停车时一样，到处有闹闹哄哄的人群和沙沙响的椴树。

有时候有大车轧轧地从黑暗处来到车站。人的说话声、车轮轧轧声和树的沙沙声混到了一起。

这时候似乎明白了，为什么这些树木在夜里沙沙地摇动着树枝，凑到一块儿，它们摆动着睡意蒙眬的、懒洋洋的树叶子，就像转动着结结巴巴的舌头一样，彼此悄悄说的是什么。这也就是日瓦戈在上铺翻来翻去时所想的，那就是俄罗斯风云变幻的消息、革命的消息、革命面临困难和成败关键时刻的消息以及革命受到一定的局限的消息。

16

第二天，日瓦戈醒得很晚。已经是十一点多了。“马尔基斯，马尔基斯！”年轻的猎人在小声呼唤他那转来转去的狗。日瓦戈觉得奇怪的是，在这个单间里还是只有他们两个人，没有另外的人坐进来。现在来到的一些车站名字是他从小就熟悉的。火车过了卡卢加省以后，就进入了莫斯科省。

日瓦戈匆匆洗过脸、漱过口以后，就回到单间里，好奇的年轻人提议吃早饭，他就坐下来一块儿吃。现在日瓦戈可以好好地看看他了。

这人与众不同的特点，是他特别爱说话，特别爱动。他爱说话，主要的不是要交流思想，交换意见，主要的是说话本身，是把话说出来，把声音发出来。他在说话的时候，在沙发上直蹦，就好像被弹簧弹的，还要高兴得飞快地搓着两手，无缘无故地放声大笑，有时这样还是不能充分表达出他的高兴，他就用手狠狠拍着自己的膝盖，直到笑出泪来。

他一说话，声音又像昨天那样奇怪。他的话极其不连贯。他一会儿自己表白，虽然谁也没有问他什么；一会儿自己无缘无故地提出问题，却不等回答，又谈起别的。

他说了一大堆自己的事，说得又离奇又没有头绪。大概他有点儿胡诌。他毫无疑问是想凭着极端化的观点和标新立异来博取别人的好感。

这一切使人想起早就熟悉的事情。十九世纪的虚无主义者和稍晚一些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中的某些人物，都是用这种激进主义的腔调说话的，还有不久前他们的直接继承者，也就是俄罗斯外地的知识界，也是这样的，因为在两京已经过时、已经不时髦的东西，在边远的地方还保留着，所以往往这些地方比两京更激进些。

年轻猎人说，他是一位革命家的侄儿，可是他的父母却相反，如他所说的，是老顽固分子、死硬派。他们在靠近前线的一个地方有很大的一片地产。年轻猎人就是在那儿长大的。他的父母和他的叔叔一辈子互相作对，但是他不记仇，而且现在靠他的影响，他们避免了很多不愉快的事情。

这个爱说话的年轻人说，他自己在思想信仰方面很像叔叔，他在各方面都是极端主义者，激进派，不论在人生问题、政治问题和艺术问题上，都是这样。“又有点儿像佩坚卡·维尔霍文斯基(2)了，不是像他的左倾，而是像他的夸夸其谈，不着边际，”日瓦戈想道。“马上他就要说自己是未来派了。”果然，他谈起了未来派。“他马上又要谈体育活动，”日瓦戈又在心里提前猜想道。“要谈良马或者溜冰场，或者法国式角斗了。”果然，他的话又转到了体育方面。

年轻猎人说，他常常在家乡的土地上打猎，并且夸口说，他是一个神枪手，如果不是身体有毛病而不能当兵的话，他在战场上也会是一个百发百中的狙击手。

他看到日瓦戈的疑问的目光，叫了起来：

“怎么？难道您一点没有发觉？我以为您猜到我的缺陷了呢。”

他从口袋里掏出两张卡片递给日瓦戈。一张是他的名片。他是复姓。他的姓名是马克西姆·阿里斯塔尔霍维奇·克林佐夫-波戈列夫希赫，或者单姓波戈列夫希赫，他要求就叫他波戈列夫希赫，这是对他的叔叔表示尊敬，因为他的叔叔就用单姓。

另一张卡片是一张方格表，上面画着各种姿势的手和各种方式交叉的手指头。这是聋哑人的手语。这一下子全明白了。

波戈列夫希赫是加尔特曼或奥斯特罗格拉茨基聋哑学校的有奇异天才的学生，也就是说，是一个聋哑人，他不靠听觉，而是靠眼睛，凭着难以置信的敏感，观察教师的喉头肌肉活动，从而学会了说话，并且能用同样的方式理解交谈者的话。

日瓦戈在心里把他从哪儿来和在哪儿打猎对照了一下，于是问道：

“原谅我冒昧，请您告诉我，您和兹布希诺共和国，和这个共和国的建立，有没有什么关系？”

“您怎么知道的……请问……您认识勃拉热伊科吗？……有关系，有关系！当然有关系，”波戈列夫希赫哈哈大笑，不住地摇晃着身子，用劲拍着自己的膝盖，像连珠炮似的说了起来。他又添枝加叶地编造起来。

波戈列夫希赫说，勃拉热伊科是他所凭借的力量，兹布希诺是施展他的抱负的重点。日瓦戈很难听懂他的叙述。他的思想有一半是无政府主义的空想，有一半纯粹是猎人的胡诌。

波戈列夫希赫以圣人那种沉着的语调预言，近期内将有严重的动乱。日瓦戈在心里也认为，这可能是无法避免的，但是他听到这个不讨人欢喜的年轻人用这种权威的沉着语调发表预言，觉得十分生气。

“等一等，等一等，”日瓦戈很不大胆地反驳说。“这一切可能会这样。不过，我看，不能给外来的敌人以可乘之机，不能让敌人趁我们的混乱进行冒险的尝试。应当让国家休养生息，在一场革命之后，要喘一口气，然后再走下一步。应当有一个比较安定和太平的时期。”

“这是一种天真的想法，”波戈列夫希赫说。“您所说的混乱，和您称道、喜欢的太平景象一样，都是一种正常的现象。这种混乱与破坏，乃是一项更加宏伟的建设性计划的必要的和先决性的部分。社会的破坏还很不够。应该破坏得彻底，到那时候真正革命的政权才能按照完全不同的原则把社会重新建立起来。”

日瓦戈觉得很不舒服。他走出去，来到过道里。

火车飞快地在莫斯科郊区奔驰着。不时地有白桦树林和密密麻麻的别墅迎着车窗奔来，又擦着车窗飞过去。一座座没有天棚的小车站迎面驰来，站台上站满了住别墅的男男女女，那些人在火车掀起的烟尘里远远地朝一旁飞驰着，转动着，就像是坐着旋转木马。火车汽笛一声接一声地响着，那长长的、像大喇叭一样的林中回声不住地打着呛，把汽笛声传得远远的。

这些天来他第一次清楚地意识到，他现在是在哪里，他是在往哪里去，再过一两个钟头迎接他的将是什么。

三年的变化、奔波、战争、革命、动乱、枪炮声、牺牲的场面、死亡的场面、炸毁的桥梁、破坏、大火——这一切忽然变成一大片毫无意义的空白。离别很久之后第一件真正有意义的事，是他在火车里离家越来越近了，他的家还完好无恙，还在这个世界上存在着，家里的每一样东西都是可亲可爱的。所谓人生，所谓感受，冒险家所追求的，艺术所表现的——就是回到亲人身边，回到自己家里，重新生存下去。

树林没有了。火车从绿树丛中来到开阔的地方。带慢坡的林中空地渐渐从谷地里升上来，成为一块宽阔的高地，渐渐向远处扩展开去。林中空地上到处是一垄垄翠绿色的土豆。林中空地的高处，土豆地的那一头的地上，有很多温床的玻璃框子。林中空地对面，飞驰的火车尾巴后面，半空里有一大片乌云。阳光从乌云缝儿里钻出来，像车轮辐条似的散了开去，射在温床的玻璃上，那玻璃反射出耀眼的光芒。

忽然从乌云里落起斜斜的、在阳光中闪闪发亮的晴天雨来。雨点急匆匆地落着，紧紧追随着飞驰的火车的车轮撞击铁轨和螺栓晃荡的速度，好像是在追赶火车，或者怕落在火车后面。

日瓦戈还没有来得及转移注意力，就从山后面露出救主大教堂，过了一会儿，全城的教堂圆顶、房顶、一座座楼房、一座座烟囱就出现在眼前了。

“莫斯科到了，”他说着，朝单间里走去。“该准备下车了。”

波戈列夫希赫跳起来，在猎袋里翻了翻，挑出一只大些的野鸭。

“请收下，”他说，“做个纪念吧。我和您相处这一天，感到十分愉快。”

日瓦戈不管怎样推却，都没有用。“那好吧，”他只好说。“我收下，就算是您送给我妻子的礼物。”

“给妻子！给妻子！给妻子的礼物，”波戈列夫希赫高兴得一再重复说，就好像是第一次听到“妻子”这个字眼儿，并且哈哈大笑，笑得浑身直打哆嗦，那猎狗也从沙发底下钻出来，跟他一起欢蹦起来。

火车渐渐驰近站台。车厢里暗下来，就像黑夜一样。聋哑人用一份铅印呼吁书的纸片把野鸭包好，递给日瓦戈。

(1) 《圣经》故事：巴兰的驴子在不得已时就要说话。

(2) 佩坚卡·维尔霍文斯基，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中的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