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60年代，施密特，这位法兰克福学派的第二代重要代表人物，在《马克思的自然概念》一书中较为系统地探讨了人化自然理论，从而为这种“转向”走向成熟理论形态提供了进一步的可能性。他说过：“自然不仅像列斐伏尔所正确论述的那样，总是已被人们加工过的东西，而且尚未纳入人类生产的自然领域……也总是只能用关于已被占有的自然之范畴才可加以直观、理解。……在马克思那里，还未被社会作用过的自然，只有在将来能予以加工的观点之下，才是具有重要意义的东西。”[12]经过人类劳动中介的人化自然，一旦生成，“就作为客观的、不依赖于人而存在的东西与人类相对峙，就像尚未被人作用的自然物在其最初的直接性中与人相对峙一样”[13]，“智慧和实践的人类生产力在自然物上打下了自身的烙印，然而这个过程完全确证了自然物对于意识的独立性而不是丢弃了它。经劳动加工的自然物，依然作为感性世界的构成要素而存在着”[14]。值得注意的是，施密特的生存觉悟还体现在“物质交换”思想之中。他认为，在人的世界中，“自然和社会不是相互僵死地对立的”，在物质变换中“以自然被人化、人被自然化为内容”，“因而，说人靠自然界来‘生活’，这句话不只是具有生物学的意义，尤其具有社会意义，人的生物的类生活依靠社会生活过程才开始成为可能”[15]。他还认为，摩莱肖特在《生命的循环》中所说的“物质变换”理论具有一定合理性，比如，“人的排泄物培育植物，植物使空气变成坚实的构成要素并养育动物。肉食动物靠草食动物生活，自己成为肥料又使植物界新的生命的胚芽得到发展。这个物质交换名之为物质变换。这个抒发尊敬之感的词是正确的，因为，正如商业是交通的灵魂，物质的永恒的循环是世界的灵魂”；“基本物质的运动、结合和分离、吸收和排泄，这是地球上所有活动的精髓”；“奇迹在贯穿形式变化的物质的永恒性里，在从一个形式到另一个形式的物质的转换里，在作为地上的生命根源的物质变换里”[16]等内容都引起了马克思的共鸣。马克思曾经这样肯定了物质交换思想：一方面，“自然作为使用价值通过人而再次转化，返回纯粹的自然，就像人通过自然物质返回自身一样”；另一方面，“人和土地之间的物质变换，也就是使人以衣食形式消费掉的土地的组成部分不能回到土地，从而破坏土地持久肥力的永恒的自然条件”[17]；特别是城市的兴起，大量人口聚集割断了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也使城市居民的健康受到了极大威胁，在未来社会中，物质变换“作为调节社会生产的规律，并在一种同人的充分发展的相适合的形式上系统地建立起来”[18]等，这些思想为国外马克思主义的生态学转向由理论走向现实提供了有效的支援。与施密特相比，哈贝马斯的理论贡献则集中表现在对生态危机的批判上。他认为，生态危机的确是当代西方社会中的重要危机种类；更由于生态危机根源于科学技术的异化和技术理性的膨胀，因而这种危机已经更广泛和深刻地加剧了生活世界分裂，危害人类生存。要消除生态危机，实现生存环境的合理化，必须克服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科技意识形态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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